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此诗不是描写西湖的一处之景、一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美景的全面描写概括品评,尤其是后二句,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作者畅游西湖,从早到晚,一边欣赏美丽的湖光山色,一边饮酒构思,意笃八极,神游万仞。于是乎写就了这首传诵一时的佳作。
诗的前两句既写了西湖的水光山色,也写了西湖的晴雨时的不同景色。“水光潋滟晴方好”描写西湖晴天的水光: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波光闪闪,十分美丽。
“山色空濛雨亦奇”描写雨天的山色:在雨幕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非常奇妙。从第一首诗可知,这一天诗人陪着客人在西湖游宴终日,早晨阳光明艳,后来转阴,入暮后下起雨来。而在善于领略自然并对西湖有深厚感情的诗人眼中,无论是水是山,或晴或雨,都是美好奇妙的。从“晴方好”“雨亦奇”这一赞评,可以想见在不同天气下的湖山胜景,也可想见诗人即景挥毫时的兴会及其洒脱的性格、开阔的胸怀。上半首写的景是交换、对应之景,情是广泛、豪宕之情,情景交融,句间情景相对,西湖之美概写无余,诗人苏轼之情表现无遗。
诗的后两句进一步运用他的写气图貌之笔来描绘湖山的晴光雨色,而是遗貌取神,只用一个既空灵又贴切的妙喻就传出了湖山的神韵。苏轼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西湖之美与西施之美相比,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知道,历史上还有不少女子,其美与西施相比,恐怕也差不了多少。可苏轼为什么偏偏要选西施来比西湖呢?我想是不是有两个原因:一是西施的家乡在浙江,而且离西湖不远;二是西施和西湖,都有个“西”字,这真是个天作之合。至于称西施为西子,恐怕不仅是为了尊重,还与平仄有关系(第三句最后一个字要求仄声字,而“施”是平声字)。现在,西湖也叫西子湖,就是源于苏轼这首诗。对这个比喻,存在有两种相反的解说: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的西湖比淡妆的西子,以雨天的西湖比浓妆的西子”;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比浓妆,雨天比淡妆”。两说都各有所见,各有所据。但就才情横溢的诗人而言,这是妙手偶得的取神之喻,诗思偶到的神来之笔,只是一时心与景会,从西湖的美景联想到作为美的化身的西子,从西湖的“晴方好”“雨亦奇”,想象西子应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当其设喻之际、下笔之时,恐怕未必拘泥于晴与雨二者,何者指浓妆,何者指淡妆。欣赏这首诗时,如果一定要使浓妆、淡妆分属晴、雨,可能反而有损于比喻的完整性、诗思的空灵美。
此诗开头六句,是从题前着墨,借追念平生,写出自己的生活、情性,再转到当前。他这年三十七岁,说“闲居三十载”,是就大体举成数而言。过去精神寄托所在是诗书和园林,官场应酬这些尘事、虚伪欺诈这些俗情是远隔而无沾染的。四句盛写过去生活的值得追恋,也正是蓄势;接着便迸发出“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的自诘,强烈表现出自悔、自责。这里用十字成一句作反诘,足见出表现的力度;说“遥遥至西荆(荆州在京都之西)”,自然不仅是指地理上的“遥遥”,而且也包括与荆人在情性、心理上的相隔“遥遥”。
“叩枻”以下八句是第二节。前六句正面写“夜行”,也写内心所感。诗人挥手告别岸边的友人,举棹西行。这时,新秋月上,凉风乍起,夜景虚明一片,天宇空阔无垠,平静的江波上闪映着月影,望过去分外皎洁。这是无限美好的境界,但是,作者如此着力描写这秋江夜景,不是因为“情乐则景乐”(吴乔《围炉诗话》),而正是为了反跌出自己役事在身、中宵孤行之苦。一切美景,对此时的诗人说来,都成虚设;反足以引发其深思,既追抚已往,也思考未来。这样,“怀役”两句,便成了绾结上下的关捩语句。
结尾六句,抒写夜行所感。在上节所写境和情的强烈矛盾下,诗人不自禁地像在自语,也像在对大江、秋月倾诉:“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像宁戚那样唱着哀伤的歌来感动齐桓公以干禄求仕的世不乏人,而自己却恋恋于像长沮、桀溺那样的并肩而耕。“商歌”、“耦耕”,代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作者在此已作了明确的抉择。“耦耕”是“归隐”的代称,所以下文就是对未来生活的具体考虑:首先是“投冠”(不是一般的“挂冠”),掷弃仕进之心,不为高官厚俸牵肠挂肚;其次是返归故里,在衡门茅舍之下、在田园和大自然的怀抱中,养其浩然真气。诗人深沉地想:要是这样,大概可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了吧。一个“庶”字,也表现出诗人对崇高的人生境界的不息追求。
诗中作者用白描手法写江上夜行的所见、所遇,无一不真切、生动,发人兴会。其抒述感慨,都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语。方东树说:“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昭昧詹言》);又说:“读陶公诗,须知其直书即目,直书胸臆,逼真而道腴”(《昭昧詹言》),此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首诗写于平定“安史之乱”之后,意在伤己独留南方,不能与朋友同来同返,并抒发了对乱后形势的忧虑之情。
诗题为“贼平后送人北归”,“贼平”,指公元763年夏历正月,叛军首领史朝义率残部逃到范阳,走投无路,自缢身亡,“安史之乱”最终被朝廷平定。“北归”,指由南方回到故乡,《新唐书》载司空曙为广平人,这个“广平”,据考证当在今河北或北京境内,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
“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首联交代送人北归的原因,抒写自己不能还乡的痛苦,“世乱”之时,司空曙和友人一起逃到江南避难,如今天下已经太平,友人得以回去,自己仍滞留他乡,“独”字含义丰富,一指友人独自北还,一指自己独不得还,含有无限悲感。
“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上句“生白发”亦有双重涵义:一是形容乱离中家国之愁的深广,一是说时间的漫长,从战乱开始到结束,前后历时九年。“旧国”指故乡,“见青山”是说假如友人回到故乡,田园庐舍肯定是一片废墟,所见也惟有青山如故。从这句起,以下都是想象北归人途中的心情和所见的景物。律诗讲究“起承转合”,一般在第三联转折,此诗却在第二联完成“承”、“转”,章法上别具一格。
“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颈联及尾联单从友人方面落笔。“晓月”句想象其早行情景,“繁星”句虚拟其晚宿情景。这一联点明“残垒”,即残破的壁垒,泛指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故关”,为兵家必争之地,估计也残破不堪了。因而这一联着重写“贼平”后残破、荒凉之景,笔力所致,“描尽乱离之后荒乱风景”(王文濡《历代诗评注读本》)。
“寒禽与衰草,处处伴愁颜。”尾联继续虚写友人归途中所见所感。上句写景,“禽”和“草”本无知觉,而曰“寒禽”、“衰草”,正写出诗人心中对乱世的感受。下句直接写“愁”,言愁无处不在,“愁”既指友人之愁,也兼含作者之愁,这里与一、二两联遥相呼应,针线细密,用笔娴熟。
这是一首酬赠诗,这类题材在“大历十才子”集中比比皆是,但多数思想平庸,艺术才力贫乏,缺少真情实感,这首诗却能独辟蹊径,通过送北归的感伤写出“旧国残垒”、“寒禽衰草”的乱后荒败之景,由送别的感伤推及时代的感伤、民族的感伤。
文章展现了一次作者月夜出游的生活片断,写整个游历路程,只用了“步”、“入”、“历”三个动词,加上所属宾语,就历历在目。而其所见者,为“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儋州元宵节特有的热闹、喜悦,皆跃然纸上。夜晚游市,如历梦境。父子相对而笑,见出苏氏父子虽处“多病瘦悴”、“饮食百物艰难”的困境,却超然自得,生活和谐,心境恬静。结尾用韩愈的典故,把人生比作钓鱼,蕴含着苏轼对人生得失无定的妙悟,其中有一生“钓鱼无得”的几分自嘲。全文语极简约,意境怡然。
这篇散文,前半记述与海南文士月夜出游的一个生活断片。在那明月皎洁的上元美好之夜,应几位老书生之邀,苏轼“欣然”出游。城西的风光,僧舍的景物,小巷的民情,纷纷攘攘的生意人,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使他流连忘返,回到家中,天已三更,儿子也已掩门熟睡。苏轼借这一生活断片,不用细节刻画,自然透露出了儋州小城上元之夜的繁荣景象、祥和风俗,并抒发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反映了自己与海南人民的亲切交谊,文笔轻快自然,隽永优美。“步”、“入”、“历”三个动词连用写出了苏轼从容观赏景物的心态和乐而忘返的浓厚游兴。以“杂揉”形容汉族和黎族的融洽相处,用“纷然”描写市井气象的繁荣,文笔简净。作者的三鼓始归和儿子的“掩关熟睡”,说明他们虽然远谪海南,但与生活环境十分和谐,心境十分安闲恬静。
“放杖而笑”以下,写作者由“欣然”出游而悟得的因缘自适、随遇而安、当下即是的生活哲理。但苏轼不是用议论来直接阐说,而是用富有生活情趣的“放杖而笑”来表现,这四个字又本于《庄子·知北游》。由“放杖而笑”引出儿子发问,从而推进到“自笑”和笑人。苏轼的“自笑”,是他出游后的悠然自得之笑,是苦中求乐的自我慰藉之笑。“笑韩退之”,则是笑他思度拘滞,不善超拔。韩愈曾写过一首《赠侯喜》诗,是借钓鱼寄寓对人事的感慨。诗中说:门生侯喜叫他到洛水钓鱼,洛水很浅,是虾蟆、雀儿戏游的地方,不值得垂钓。果然他们从早钓到晚,举竿引线,好不容易才钓到一寸长的小鱼,这时他们很为感慨扫兴。
韩愈写此诗时才三十四岁,在仕途上不甚得意,赴京师调选官职,竟无所成,侯喜则奔走举场十余年,不获知遇。故韩愈的钓鱼之喻,既是不满仕途的愤激之谈,又含有对门人的激励之意。但在苏轼看来,“钓鱼须远去”,未免有意于希进务得。把握当前随缘任天,自能无往而不适;远行下海,执意追寻,未必能得其所求。苏轼的自笑和笑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他的随缘自适的思想,这是他身处无可奈何的逆境中所产生自慰自解的特殊心态。他认为,一切得失都是相对的,只要抓住当前,与环境协调,就会悠然自得;心怀奢望,不切实际地务得而强求,反会心力交瘁,自寻困扰。小文信笔写来,既饶有情趣,又寓理于事,耐人寻味,堪称东坡小品文的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