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起首三句“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点节序，写环境，以燕子的翩然来归，喻朝廷的济济多士，同时也寄寓了词人对如同明媚春光的盛世的赞美与热爱，以及词人悠然自得的心情。“千秋”有秋千之意，燕子于寒食前后归来，而秋千正是寒食之戏。““千秋””暗点时令，与“二社”照应。“翩翩又见新来燕”，燕子一会儿飞向空中，一会儿贴近地面，自由之态可掬。句中着一“又”字，说明燕子的翩然来归，非止一双，“新来”切己之初就任，语虽浅而意深，进一步歌颂朝廷的无量恩德。“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两句暗喻吕夷简的退位让贤，并自谦依附得太晚。据《宋史》本传，词人任枢密副使时曾为吕夷简的亲信、祥符县令陈诂开脱罪责。此事当使吕夷简产生好感。后吕夷简荐以自代，与此不无关系。这一层意思，自然不能明说，若是明说也没有词味。因此词人将其表达得极为婉曲，含蓄蕴藉而不直白、浮浅。“凤凰巢稳许为邻”，词人以凤凰形容邻座之巢，意突出其华美与高贵。不说“占得”，而说“许为邻”，亦谦恭之意。“来何晚”三字，充满感情色彩。从语气上看，似为自责，其中大有“相从恨晚”之意。
下片“乱入红楼，低飞绿岸。”二句以象征、比拟手法，通过描写心情舒畅的燕子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的意象，表达出词人当时的欢乐、畅适心境。“画梁时拂歌尘散”，华堂歌管，是富贵人家常事，燕子栖于画梁，则梁尘亦可称作“歌尘”。这也是居处之华贵作一点缀。结尾二句“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以“主人”喻吕夷简，以“燕”喻词人自身，含蓄曲折地表达了感恩之情。“为谁归去为谁来”，纯为口语，一句提问，引起读者充分注意，然后轻轻逗出“主人恩重珠帘卷”，悠然沁入人心，完成了作品的主题。这种代燕子立言以表示对主人感激的象征手法，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虽然格调不高，但在宋代词坛上也不失为特色之一。该词以燕子自喻，有比兴，有寄托，曲笔抒深情，韵味无穷。按当时审美标准，自然也是得“风人之旨”。这种通过燕子寄寓感恩思想的写法，对后人也有影响。
此诗首联直抒胸臆，感叹韶光过得太快，内心有一种郁结隐密之情难以倾诉；颔联紧承首联之意，写诗人在春景中所见所感；颈联是上二联思想情绪的转折和过渡，作者轻轻荡开其幽情，以草木娱己；尾联进一步明朗前意，以超脱现实的闲适态度来排解幽情。
“韶光大半去匆匆，几许幽情递不通。”与宋代许多名家，如苏轼、秦观、陈与义等写《春日》的诗不同，他们都是从写景入手，而作者却直抒胸臆，他感叹韶光过得太快，内心有一种郁结隐密之情难以倾诉。从表面看似是伤春，从全诗看它暗含着忧国伤时的隐痛。盛春已经过去了，这大宋朝的国运也如美好春光一样一去不复返了。故这“幽情”既是伤春，亦是忧国，她浑然一体，隐约朦胧，难以表述，因而使诗人感到郁闷惆怅。
“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风。”紧承首联之意，写诗人在春景中所见所感：“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风。”上句写眼前景，下句抒胸中情。燕子在寒食节的雨中飞来飞去，衔泥筑巢，引起诗人无限感慨：燕现时虽未成家，但终有成窝安家之日，而宋朝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人在落花时节如“中酒”一样昏昏沉沉，黯然伤情。这既写出了梅雨季节身体不适的感受，又写出了伤时的精神状态，把生理和心理上萎靡困顿，哀怨忧愁表现得神形兼似，至妙入微。
颈联，是上二联思想情绪的转折和过渡，作者轻轻荡开其幽情，以草木娱己。
“一窗草逆濂溪老，五亩园私涑水翁。”作者以“濂溪老”、“涑水翁”喻己，借田园隐逸生活遣怀。联中“逆”“私”二字用得极为精到。这两句用拟人的手法，赋予绿草田园以人性人情，写出它们对其主人公的亲昵之状，曲折而深切地表现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喜爱之情。这两字写活了田园，深化了人物性格。
尾联进一步明朗前意，以超脱现实的闲适态度来排解幽情。
“无赋招魂难独笑，且排春句答春工”。招魂，用屈原《离骚》典，表示了对死于异国的怀王的吊唁和对楚国命运的哀伤。作者生活在偏安一隅的南宋，回想靖康之难，徽宗、钦宗被金人掳至北方，终死于五国城，其遭际颇似楚怀王。北宋灭亡，南宋依然不振，至作者生活的年代已危在旦夕。他心中自是不能平静，但说“无赋”，是克制感情，毅然予以超脱。因为“招魂”不但无济于事，反添忧伤，倒不如置之度外为好，更何况自己难得有这种清欢的时候，姑且赋诗遣兴以酬答春天造化之工。上句“无赋”，用得果断；下句“且排”，实属无可奈何，其“幽情”虽得以暂时排解，不能从心中消除。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内心深处无法忘怀现实的矛盾痛苦，但他又毕竟是位隐逸诗人，故终以逃避现实以求解脱。
“幽情”是全诗的主题，起承转合、凝聚开化，均以此为中心，诗情画意、主体客体融而为一，造语新颖，在艺术上颇具特色。
内容分析
该信由年少事写起，先说自己对高由闻名到识面，三次怀疑高的为人：一疑未必是个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学问，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后联系高若讷的所作所为得出“决知足下非君子”的结论，确立总的论点。接着为范仲淹辩护，对高若讷的为人进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趋炎附势的本相时先荡开两笔，一说人的刚果懦弱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二说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然后折回，指责高若讷现在毁范以为当黜，并以此为荣，文过饰非，“此君子之贼也”。先退后进，欲擒故纵，抨击更显厉害。继而又两路出击，严密推理，指出不管范仲淹贤还是不贤，对他过去的升迁和现在的贬斥，作为谏臣的高若讷都有责任：“太抵罪在默默尔。”后引历史事实，说明忠贤奸邪自有公论。再联系现实抬出当今圣上“进用谏臣，容纳言论”的牌子，批评高若讷不能直言的失职行为，并以非谏官的余靖、尹洙的仗义执言作衬托，怒斥他沉默不谏随人高下的可耻。最后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对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并说明如若不然，自己愿意将书公之于朝，甘愿承担获罪的严重后果。
在信中，作者驳斥高若讷对革新派范仲淹的诋毁诬蔑，鞭挞了高若讷趋炎附势的卑劣行径，斥责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表示如果高若讷执迷不悟，坚持认为范仲淹当贬，那么就希望他“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一股浩然正气充溢于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不计利害、维护改革、敢于直言的可贵精神。
艺术特色
一、反话正说，直砭肌骨。开篇一段，作者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作者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作者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很是可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犀利，语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而欲言其弊却先存疑，波澜曲折，笔触激荡。
二、对比叙事，揭其真貌。与其说作者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作者在心底潜隐着“惺惺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作者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黜，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令人激愤不平。作者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
三、穷究其理，无可遁形。作者绵长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深厚的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能，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作者义正词严，理据充分，透辟深邃，具有论说家考据的风范。
这首诗写于柳州刺史任上。
时当二月，又处南方温热地带，柳州早已是百花盛开、春色满园了。可是一场意外的暴风雨却洗劫了百花，送走了春色。这在过着谪居生活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打击。本来他还可以寄情景物，排遣内心忧怨的，而现实竟是这样冷酷无情!哀凉的心绪触发了他的诗思。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诗篇起句便直抒胸臆。“宦情”与“羁思”，原本就有必然联系。长年游宦在外，远离故土与亲人，旅途漂泊的艰辛，离亲别故的悲怨，有谁能不动心动情呢?屡遭贬窜，此种心情理当加倍沉重．“共凄凄”三字，真实地表现了作者这时候的特殊心态。“宦情”之苦与“羁思”之深叠相撞击着诗人的心扉，他要寻求解脱，而又无可奈何，在这种心境的支配下，他只好走出书房，漫步庭院。而当他目睹了已经过去大半的春光以后，这种情绪反而愈趋沉重了。“春半如秋”，用语平淡而新鲜，写出一种常人不曾，也不会有的独特感受，的确是愁人眼中之景，心中之情相互感应的凝结品。“意转迷”三字，则就“春半如秋”作承转，极言意绪的迷乱烦恼。
三、四两句，偏重叙事描写。说“山城过雨”，人们似乎还难于体味这场雨的份量和内涵，故后面紧接着补写了“百花尽”三字。此雨非早春润物之雨，它横掠山城，下得大，来得猛，涤荡万物。此一句，遥扣题面，把第二句“春半如秋”四字亦落到实处，同时又引带出末尾一句。“榕叶满庭莺乱啼”。柳州多檀椿树，冠大身屈，四枝旁出，以其不材，故能久而无伤。但是经过这场暴风雨的洗劫，那些百年老榕也叶落满庭了。此等情景令诗人伤心，莺啼之声又格外增添了一重伤感情绪。那一个“乱”字，分明是诗人心烦意乱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反映。
这首诗写景肃杀萧条。写情凝重深沉。二月春光正浓之际反呈现百花凋零、榕叶满庭的暮秋景象，反激起诗人一片宦情与羁思，其构思立意均不同常态，而其遣辞造语又极平淡。苏轼《东坡题跋》曾就柳宗元的诗与陶渊明的诗作出评论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内容丰富充实而字面却略显枯干淡泊的作品，其实正是诗人苦心锤炼的结果，是诗歌创作艺术的极高境界。这样的作品往往“发纤秾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咀嚼久之，才能得其真味。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