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此诗时作者已经被关押整整三路，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然而，高官厚禄不能软服，牢狱苦难不能屈服。他衰鬓霜染，意志弥坚。牢房冰冷潮湿，饮食艰涩难咽，妻儿宫中服役，朝廷苟且投降等惨痛的现实，令文天祥感受到人生末路穷途的困厄艰难。他用一支沉甸甸的笔，蘸着热血和心泪，写就了这首悲而不屈的短诗。
这一首诗，诗句冲淡、平和，没有“天地有正气”的豪迈，没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只表现出大英雄欲与家人共聚一堂欢饮屠苏酒过元旦的愿望，甚至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一丝寂寞、悲怆的情绪。恰恰是在丹心如铁男儿这一柔情的刹那，反衬出勃勃钢铁意志之下人的肉身的真实性，这种因亲情牵扯萌发的“脆弱”，更让我们深刻体味了伟大的人性和铮铮男儿的不朽人格。
《除夜》一诗，没有雕琢之语，没有琐碎之句，更无高昂的口号式咏叹。可是，我们仍旧感到心灵的一种强烈震撼。无论时光怎样改变，无论民族构成如何增容扩大，无论道德是非观念几经嬗变，文天祥，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忠孝节义人格的伟大图腾，万路不朽，颠扑不灭，仍会是在日后无数个世代激励一辈又一辈人的道德典范。
这首诗含蓄蕴藉，境界高远，有雍容闲适之致。
首联描写在林塘消夏，荡涤了暑热烦闷，胸襟旷然如超脱于尘世之外的感受。颔联化用李白《襄阳歌》句意，感谢无价清风慷慨的赐与，且以悠闲度日作为最大的快乐，显示诗人心怀的淡泊。颈联写俯仰所见眼前景物，一为近景，一为远景，深含恬然自足、任随自然的人生哲理。尾联别出心裁，以“万柄莲香一枕山”作为清心澄怀的醒酒之物，见出诗人潇洒出尘的风致。抒发了诗人高尚清廉的情怀和超尘拔俗的思想情感。
《北塘避暑》首句擒题，交代了时间、地点，次句渲染极为幽静的自然环境，并以“旷然”一词挑明题旨，抒发其超尘拔俗的思想感情和正直清廉的高尚情操。
第二句用“如不在尘寰”比喻旷然之情，空灵飘逸。但作者犹嫌不足，在颔联中再进一步为“旷然”作注。在炎夏酷暑中，一般俗土，每喜以管弦消遣。但作者不借外物，只以沐浴清风自娱，悠然自得，摆脱了尘寰的炎热和烦恼。“清风”一词语意双关，又表明正直无私，两袖清风。这里用“能人敢议”的反诘句法，加强语气，著一“敢”宇，尤为雄健峭拔，与下旬“能”字对照，一个突兀而起，一个平平淡淡，起伏跌宕，足见诗人的功力。
颈联虚实并用，熔写景、抒情、说理于一炉。“水鸟得鱼”、“岭云含雨”，一近一远，一俯一仰，这是实写。“长自足”、“只空还”抒发作者感情，这是虚写。但细细品味，知其不唯写景抒情，还是以象征手法阐发人生哲理，所写之景不必是眼前实景。全联意谓要象水鸟那样“知足保和”，象岭云那样来去无心。亦即庄子所谓“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的“无为”思想。不去追求功名利禄，外在的事物都是有限的；追求内在的精神品格，才是他要表现的主要思想，也是他能旷然自得的要源所在。据《宋史》本传，他屡次主动辞位，确能“长自足”。从他“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前后七十余疏”看，他也不薄事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本是儒家传统思想。但韩琦如此，并不矛盾。
尾联是讲修养之法。韩琦不需要逃入酒乡以求忘忧，他酒醒之后，自有清心澄虑之物，即“万柄莲香一枕山”。这句衬托出他胸襟的清高脱欲。
《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虽用乐府旧题，却是因时事而作的，这是乐府诗的发展，如果再进一步，就到了杜甫《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即事命篇的新乐府了。《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这个曲调以前没有过记载，因此据说就是曹丕开创的。 曹丕的《燕歌行》有两首，是写妇女愁思，由他首创，所以后人多学他如此用燕歌行曲调做闺怨诗。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主要是揭露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历来注家未对序文史事详加考核，都以为是讽张守珪而作。其实，这是不符史实的。此诗所刺对象应是受张守珪派遣、前往征讨奚、契丹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
诗大体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写出师。其中前四句说战尘起于东北，将军奉命征讨，天子特赐光彩，已见得宠而骄，为后文轻敌伏笔。后四句接写出征阵容。旌旗如云，鼓角齐鸣，一路上浩浩荡荡，大模大样开赴战地，为失利时狼狈情景作反衬。“校尉”两句写抵达前线。羽书飞驰，见军情紧急；猎火照夜，说敌阵森严。
第二段八句写战斗经过。其中前四句写战初敌人来势凶猛，我军伤亡惨重，后四句说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围。“山川萧条极边土”，说明战场地形是无险可凭的开阔地带，这正有利于胡骑驰突，故接写敌军如暴风骤雨之袭来。“战士”两句用对比方法写出了主将骄惰轻敌，不恤士卒，一面是拚死苦战，一面仍恣意逸乐。这是诗中最有揭露性的描写。大漠衰草、落日孤城的萧飒景象，为“斗兵稀”作衬托，同时写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身当恩遇常轻敌”，正面点出损兵被围的原因，是诗的主旨。
第三段八句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望，重会无期。诗虽古体，多用偶句，此段因内容需要，而犹着意作对仗。又此诗平仄转韵，一般四句一转，独此段八句全用仄韵，与表现双方摇摇不安的心绪相适应。杀气成云，刁斗传寒，都是极力渲染悲凉气氛。
末段四句，两句写战士在生还无望的处境下，已决心以身殉国。“岂顾勋”三字，仍是对将帅的讽刺。两句诗人感慨，对战士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诗以“至今犹忆李将军”作结，再次点明主题。盛唐时，殷璠评高适曰：“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此诗确实可以作为代表。
《燕歌行》不仅是高适的“第一大篇”（近人赵熙评语），而且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千古传诵，良非偶然。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高适曾北上蓟门。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高适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诗意在慨叹征战之苦，谴责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利，使战士受 到极大痛苦和牺牲，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之间苦乐不同，庄严与荒淫迥异的现实。诗虽 叙写边战，但重点不在民族矛盾，而是讽刺和愤恨不恤战士的将领。同时，也写出了 为国御敌之辛勤。主题仍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壮。
上片首二句本自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开篇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这个“花深处”，就是指桃源。在郴州，词人为了排忧遣恨，不得不借酒解愁。醉眼朦胧之中，词人受潜意识的支配，仿佛觉得自己划起了小舟，正轻松自如地随着溪流浮泛，朝桃花源进发。路上，“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记》）。词人十分欣喜，他左顾右盼，不知不觉中，已“林尽水源”，来到了“花深处”。阅读这两句，关键是要抓住“醉”这个核心词语。醉入梦乡，本是常事，所以说这两句是写梦境幻象。“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是词人神志清爽后的抱恨之言。佛教认为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是污染人心、使生嗜欲的根源。秦观在这儿是借“尘缘”指世俗之事，如名利一类，自是相对灵境而言的。假如自己不出来求仕为宦，就不至于有此时的迁谪之祸，这就是“尘缘相误”。在写法上，只说“尘缘相误”，隐去尘缘的具体内容，便产生空灵蕴藉，词情摇曳生姿的效果。此刻自己身受官府羁绊，即使想找一个类似于“桃花源”的远僻之地平安度日也不可得——这就是“无计花间住”。
过片二句，勾勒出一幅“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山抹微云》）一般的黄昏景象。“尘尘”“千里”尤给人天涯飘泊之感。紧接一句“山无数 ”，与“烟水尘尘”呼应，构成“山重水复疑无路”（陆游《游山西村》）的境界，这就与上片“尘缘相误”二句有了内在的联络，上下片意脉不断。下片开头四句，乃是词人有意识地择取人世间的四种凄凉景象，来影射他黯淡、感伤的心境。“烟水尘尘”，则前途渺遥可知；“千里斜阳暮”，暗示着词人的处境将每况愈下；“山无数”，正是阻力重重、难回朝廷的象征；“乱红如雨”，就是说美好事物正在横遭摧折。这四种景象并集一起，凝现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词人虽无片言只语关涉愁苦，而愁苦、失望之情已溢满纸面。结句“不记来时路”，源于《桃花源记》。陶渊明说，武陵渔人出桃花源后，在返家的路上处处作了标志，“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个结句正暗应了题目和开头，道出了词人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窘境和苦况，表达了他“抽身退步悔已迟”和“世外桃源不可得”的愁怛心绪。
这首词所反映的思想，是作者由于无端遭受打击，导致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并由此产生了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但有的评论者认为句句都有暗寓，这只能是一种猜测。此词所表现出的那种迷离恍忽的境界，只是秦观在艺术上喜欢朦胧美的一种手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