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本事，序中已作了简单叙述。“曹溪驿”，其地不详。据词并序文意推测，当在今四川万县、忠县之间。“涪江”，此处当系“涪陵江”之省文，即贵州乌江下游，自四川涪陵县入长江，而非指源出四川松潘县、一名内江的那个涪江。词人舟过曹溪驿，曾折桃花一枝，乃至过忠县抵涪陵，花已零落殆尽。多情的词人乃将花瓣包裹起来，投入涪陵江中，并作此词送她们随波逐流漂向远方。
上片开头“水软橹声柔，草绿芳洲”两句，以“水软”、“橹柔”、“草绿”、洲“芳”，从触觉、听觉、视觉、嗅觉，多方面地写出了舟行水上之人所感受到的阳春美景。中间的一句“碧桃几树隐红楼”，则承上启下：承上，是把所写的春光点染得更为艳丽；启下，是通过推出这首词所要表述的主要对象——“碧桃”，引起“招入孤舟”、惹起“闲愁”、“掷与巴江”的后文。紧接着，过拍“者是春山魂一片，招入孤舟”两句即写“折桃花”之事，而在运思遣辞上极意象之美。上句把桃花视作春山的一片芳魂；下句把折花插瓶、点缀船舱一事说成是招此春魂进入孤舟。这里有作者的一片绮思、无穷遐想，而从“孤舟”二字也透露出孤旅之情。
下片换头“乡梦不曾休”句中的首二字“乡梦”与上片末二字“孤舟”，彼此呼应，两相绾合。作者的家乡在长江下游，随着孤舟的入川，离家乡愈行愈远，令人魂牵梦萦的乡思却愈远愈切。而既然这一片乡思已难摆脱，何苦如此多情，又招一片春魂入舟？更何况春景难驻，春花易落，那曾为船舱生色的一枝桃花，早已化为一堆零落的花瓣。下面“惹甚闲愁”一句，既是自我诘问，也是自我嘲笑，似是感情上的了悟与解脱，其实寓藏着对尘缘的无穷牵挂，对身世的无穷怅惘，恰恰是未能忘情、谁能遣此的无可奈何之辞。接着，以“忠州过了又涪州”一句点明舟行已过忠县，又抵涪陵。忠县在三峡之西，涪陵又在忠县之西。这是对孤舟西行的如实叙说，也是对远离家乡的暗中感叹。结拍“掷与巴江流到海，切莫回头”，则写投花入江之事。“巴江”指词序中的“涪江”，涪陵在川东，川东是古巴国之地，故称；句意是祝愿这片片落红能朝着与自已旅程相反的方向，从涪江经嘉陵江进入长江，顺流东下，把一切乡愁春恨统统送归大海。最后更叮嘱其“切莫回头”，也就是说，切莫再留恋这布满感情陷阱、带来种种烦恼的人世间了。这一结句，余音袅袅，令人寻绎不尽。谭献称这首词“所感甚大”(《箧中词》)，正是指其所触发的这一对人生、对世事的感慨而言。
这首词写桃花，但在展示“碧桃几树”的同时，还展示树后隐有“红楼”一座，而红楼多用以指妇女所居。那么，花后是否尚有人在，或是否以花喻人？这是留给读者去想象的。
上片感慨“往事”千留不住。集中表现主人公对于时光流逝、好景美事永远消泯的无奈和怅恨。首二句，言季节变换如此之快，春来又秋去，“往事”却不知到何处寻觅。叹日月不居，时序循环，时间流逝，前事难寻。“往事”（从下片所述可知，这是指去年今日黄叶西风之中与情人在酒宴上的欢会）不可追，伊人不再来。这已经暗伏本篇的抒情主旨在内。后二句，承“春来秋去”而来，言秋光将逝，眼见燕子往南飞，幽兰带露，像是因悲秋而哭泣，主人公也黯然神伤，从心底无数次地发出挽留秋光的呼唤，但是毫无用处。“燕子归飞兰泣露，光景千留不住”，燕子于秋而飞归了，兰叶上凝聚露珠如泣泪，美好的光景即使千百次的挽留也牵不住，主人公深切地怀念“往事”，或许是佳人见不得，“燕子归飞”形象的比喻；深情地挽留秋光，时光更是留不得。那份怅恨与无奈，仿佛跟“兰泣露”似的。挽留“秋光”，正是要留住“往事”，留住“燕子”，期盼再与佳人相会。然而这一切都成空，能不愁吗。
下片，定格于闲阶梧桐下独自感伤的抒情主人公的特写镜头，既写其感伤的形貌，亦托现其感伤的内心。前二句补足上片，由景入情，穷形尽相，写其孤独之状，徘徊之态。喝酒，是为了留住景光，消释哀伤，可是，酒阑人散后，更感到空虚和惆怅。后二句直探心灵深处，揭示其心事重重的原因——对景怀人。表现了词人心灵深处长久的忧伤，黄叶西风，年年如是，自然界代谢是必然的规律，对着无法挽回的事物，他体认到人生的无常了。“去年今日”，“黄叶西风”，以今比昔，平添几分厚重之感，颇有几分耐人寻味之处。
这首词抒写别愁。此词特写镜头：“酒阑人散忡忡，闲阶独倚梧桐。”酒宴已经结束，热闹的场面不复，令人忧愁不安，无可奈何地倚靠着台阶旁的梧桐树发呆。这一孤独情景，既感慨从酒宴上得到的暂时慰藉，竟如此快就没了，反而加重了愁怨；使自己忆起“往事”，陷于深深的忧虑不安之中。于是，结尾直接抒写：“记得去年今日，依前黄叶西风。”脑子里清楚地记得，也是去年的今日，依然是秋季，西风劲吹，黄叶凋零的时候，与佳人相会分别，点出“秋愁”——惆怅情怀，是因忆旧怀人的缘故。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