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渔樵乐，官无簿领劳。
垂天起肤守，合抱本织毫。
志意诚修立，归飞羽翼高。
人有渔樵乐，官无簿领劳。
垂天起肤守，合抱本织毫。
志意诚修立，归飞羽翼高。
重点写隐居时的生活和思想态度(随物赋形)。主旨：说明方山子为弃显闻富乐，独来穷山中的异人。文体：形式为应用文（传记：他传）；内容为记叙文。用字准确而含蓄,字里行间饱受感情.写出作者想见已久而又不期而遇的喜悦之情.渲染了隐士的特征.。
弃荣利功名而自甘淡薄贫贱,借他人之酒解自己胸中之不快.方山子实乃自悲不遇(暗示手法) 。有志于用世，却不得赏识任用，仕进无门，退隐以明志。藉此流露出同为“怀才不遇”的感慨。
方山子弃荣利功名而自甘淡泊贫贱的行动，作者结合自己当时被贬黄州的处境，于文字之外，又寓有自己之情，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写方山子未尝不是自悲不遇，本文可以说是作者在黄州心态的一种形象的折射。
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当年正月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消息，不禁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冲口唱出这首七律。诗的前半部分写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凸显了急于返回故乡的欢快之情。全诗情感奔放，处处渗透着“喜”字，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限喜悦兴奋的心情。因此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涌直泻。后六句都是对偶，但却明白自然像说话一般，有水到渠成之妙。
首句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诗人多年飘泊“剑外”，备尝艰苦，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是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令诗人心中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真实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疗救，诗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然而痛定思痛，诗人回想八年来熬过的重重苦难，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噩梦一般过去了，诗人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更高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诗人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这一句是用妻儿的欢欣来衬托诗人的欣喜之情。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紧承上联从生活细节上细致的刻画了诗人的狂喜。“白日”，指晴朗的日子，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天的景物，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诗人想到这里，自然就会“喜欲狂”了。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诗人的联想，身在梓州，顷刻间就已回到家乡。诗人的惊喜达到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诗人想象的飞驰。“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本诗主要叙写了诗人听到官军收复失地的消息后，十分的喜悦，收拾行装立即还乡的事。抒发诗人无法抑制的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表现了诗人真挚的爱国情怀，表达了诗人博大的爱国胸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词的上片，词人自述游山玩水的寂静心态。“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从室内视角摄起的两个镜头，一为词人自己的闲适倚床的风姿。“闲”字突出了东坡的寂静舒坦的心态；“倚”字描绘了坐靠“胡床”的美姿。二为朝窗外望，只见“庾公楼外”的山峰重叠美景。山外青山楼外楼，宛如花开万朵，全部微缩在“窗含”的镜头中，美丽极了。这是杭州的典型山光。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镜头转到室外。开句用设问的方式，强调无有同玩、同坐的生活空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东坡《赤壁赋》），遗憾的只能陪伴着“我”。整个上片人格化、自然化和谐统一，突现了东坡那种身心幽闲、旷然天真、潇洒自然，与大自然为伍的绰绰风姿。“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不仅富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的神韵，而且为下片的“吾与子之所共适”风月的意境作了对衬性的铺垫。
词的下片，特写与袁公济畅游湖山的独特享受。“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叙述宾主唱和赠答。是时词人知杭州，袁公济悴杭州。正当词人独自“闲倚胡床”时，这位副使驾着车子来了，打破了词人孤寂的沉闷世界，同游杭州湖山，“相得甚欢”，唱和诗词。“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进深一层，与上片对应，道出湖山之乐就在于袁公济的到来，打破了东坡的沉寂感，获得了情感上和语言上的共鸣，凝聚到一点就是：清风、明月，我们平均地享受吧，是画龙点睛之笔。整个下片，词人与袁公济的游山玩水、唱和赠答，浓缩了人生之精华，大地之灵气。游玩之乐，其乐无穷。
全词，运用了叙述与描写、写实与用典、对衬与渲染之笔，尽情抒发了东坡知杭州时与友畅游湖山之乐。那“楼外峰千朵”，“明月清风我”，“风月平分破”，如画一般，沁人心脾。凡是与大自然打成一片，永葆自然青春的，大自然将赋予他艺术的美妙的人生。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