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后两句突然借花之自悼，实写人之自悼。此诗托物言志，情感真切自然。
“浮香绕曲岸”，未见其形，先闻其香。曲折的池岸泛着阵阵清香，说明荷花盛开，正值夏季。“圆影覆华池”，写月光笼罩着荷池。月影是圆的，花与影，影影绰绰，莫能分解。写荷的诗作不在少数。而这首诗采取侧面写法，以香夺人，不着意描绘其优美的形态和动人的纯洁，却传出了夜荷的神韵。
“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是沿用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句意，但又有所变化，含蓄地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早年零落的感慨。
卢照邻在去世前不久写的《释疾文》中说道：“春秋冬夏兮四序，寒暑荣悴兮万端。春也万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见其盛而知其阑，秋也严霜降兮殷忧者为之不乐，冬也阴气积兮愁颜者为之解欢。圣人知性情之纷纠。”这不免也有诗人自己的性格原因。由于他被病痛所折磨，对事物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如《释疾文》中所说：“神翳翳兮似灰，命绵绵兮若缕。一伸一屈兮，比艰难若尺蠼，九生九死兮。同变化乎盘古。万物繁茂兮此时，余独何为兮肠邅回而屡腐？”“草木扶疏兮如此，余独兰騨兮不自胜。”万物越是繁茂越是生机勃勃，他就越发感觉到自己的形象枯槁。同时他对繁荣的万物是“感其生而悼死”，“见其盛而知其阑”也有对自己和他人盛时的回忆与感慨。他的这种思想突出表现在他晚期的诗歌里。
《曲池荷》的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而后两句突然转写花之自悼。这花之自悼实为人之自悼。咏物诗，“因物以见我”，乃见其佳处。除余山《竹林问答》中说：“咏物诗寓兴为上，传神次之。寓兴者，取照在流连感慨之中，《三百篇》之比兴也。传神者，相赏在牝牡骊黄之外，《三百篇》之赋也。若模形范质，藻绘丹青，直死物耳，斯为下矣。”如此看来，可见卢照邻咏物诗之造诣。
《曲池荷》在写作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所谓象征，就是借用某一景物或形象的某些特征来表现另一事物或形象的艺术手段。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象征与被象征的事物，即荷花的遭遇和诗人的遭遇一明一隐，一实一虚。诗中所创造的境界掩盖着、暗示着、朝向着另一个深邃的精神境界即诗人内心隐蔽的境界，最后完全融合。读者突破诗人设置的这个外在境界后，才能真正走进诗人刻意营造的另一个隐蔽的内心境界，才真正获得了作者的意图，即诗旨诗趣。
陆游的作品有其独特风味，总是能将悲愤激昂和闲适细腻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融于一炉，而本首诗就是其代表作，尽管“闲”的意味跟足。
这首律诗的主旨可以用曹植的“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两句诗概括。诗词作品中的“闲”常常和“愁”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最苦的万种“闲愁”。
无论是“帽围宽”，“尚薄寒”，还是“香漠漠”，“草离离”，更不必说“志士凄凉”，“名花零落”，无不构成了“闲愁最苦”，虽然诗人用闲适的口吻，细腻的描写来表现，却始终无法掩盖心中悲愤苦闷的愁绪。
钱钟书先生认为，南北宋交替时的许多爱国诗人，只表达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缺乏陆游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宏愿。上述见解在末句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只要“触事”就会“动忧端”，不只是“潦倒新停浊酒杯”，更不会“收拾吟笺”，否则就没有此诗。
开首四句，即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自己亲历的事实，控诉了隋炀帝发动战争和三下江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隋炀帝在大业八、九、十三年曾三次东征高句丽，仅大业八年一次，就分十二路发兵一百一十三万余人，战死者不下三十万。接着，就以“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来说明这种灾难简直是接二连三。“龙舟”，隋炀帝南下江都时特制的一种大船，据《通鉴·隋纪》载，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四层，上有正殿、内殿、朝堂及许多其他房屋。儿子被征去打仗饿死途中的余痛未消，自己又被征来拉纤，这已经够痛苦了，更痛苦的是也被陷入了九死一生的困境。
“方今”以下四句，即具体叙述自己所处的困境：当今普天下的收成都不好，路上的口粮简直没有一点点（“些小”），这一去路程有三千里，路遥无粮性命怎能保，恐怕是要死在路上了。“方今天下饥”一句，似轻实重，看似在解释“路粮无些小”的原因，实则已将普天之下民不聊生的境况概括反映了出来。看来，不仅是歌者陷入了“路粮无些小”，“此身安可保”的困境，大多数纤夫、普天下的百姓，怕也都要为无粮而丧命了。
“寒骨”以下四句，是歌者想像自己死后的情景：我的尸骨将被抛撒在荒郊野外，任凭风吹日晒；游荡异乡的孤魂，将在烟雾荒草间哭泣。家中的妻子，将因悲伤而哭坏身体；父母双亲将因盼我归去而望穿双眼。这是何等凄惨的画面。这虽是歌者设想死后的情景，但却是十分真实的。无论远征军士也罢，无论远行民夫也好，该有多少人暴死荒郊，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兄长饿死青山、全家悲痛欲绝的情景，他都是亲历了的。因此，对自己死后的情景也就描绘逼真。
“安得”第四句，是诉说自己惟一的希望。歌者已自料必死，且尸陈异乡，因此，他只希望能有个义气男儿，将他这无人认领的尸体焚烧，把他的骸骨运回乡里，把他的亡灵引渡回家。这歌者竟不作活着归来之想，而把能将骨骸运回作为惟一的希望，其情也可哀，其境也可知。这是他对“义男儿”的希望，同时也是对逼迫他陷入死亡境地的统治者的控诉。若无隋炀帝的重赋繁役，他何以必死。把人逼到将尸骨运回便算幸运，这是一个何等黑暗残暴的社会。
这是一首直接表达人民悲痛和愤恨的民歌。它全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控诉了隋炀帝给人民造成的灾难，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语言质朴凝重，情感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