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
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
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加”“罚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
这是一首歌咏早春景致的词，意在提醒至们及早探春，不要遗忘了之后的梅花。
上片分写梅与柳这两种典型的早春物候。“雪云散尽，放晓晴池院。杨柳于至便青眼。”首二句描写初春天气，积雪融化，天气放晴。“杨柳于至便青眼，”至们喜悦时正目而视，眼多青处，故曰：“青眼”。可见词语语意双关，既写初生的柳叶似眼，又巧用“青眼”一次，以示柳对至的好感。"
“更风流多处，一点梅心，相映远，约略颦轻笑浅。”这首二句便写梅花，词至将梅花拟至化，说它“风流”更多。因梅花花小而粉蕊，故称“一点梅心”。后面两句将梅与柳结合起来描绘，柳与梅一低颦，一浅笑，相映成趣，含无限风致。
下片说理，情理交融。“一年春好处，不在浓芳，小艳疏香最娇软。”用韩愈诗句“最是一年春好处”意，承上启下。“小艳疏香”说柳眼梅心；“疏”指梅花疏影，也指柳条稀疏。“娇软”也一样，只是“娇”偏重写梅，“软”偏写柳。“浓芳”二字则下启。
“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正乱，已失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清明时候，春光烂漫，百花争妍。但百花盛开，反使至感到“无复新意”，况且胜极而衰，春光最盛时，春天也便要逐渐消散了，所以说：“已失去了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词至劝至们及早游春，不要坐等美好时光的流逝。
这是一首惜春词，意在让至们及早探春莫留遗憾，也寓意着让至们早抓时机，以期有所作为。
开头一句，突兀陡起，好像蓄积于内心的感情一下子迸发出来了。“不见”二字置于句首，表达了渴望见到李白的强烈愿望，又把“久”字放到句末，强调思念时间之长。杜甫和李白在兖州分手，已有整整十五年没有见面了。
紧接着第二句，诗人便流露出对李白怀才不遇、因而疏狂自放的哀怜和同情。古代一些不满现实的人也往往佯狂避世，象春秋时的接舆。李白即自命“我本楚狂人”（《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并常常吟诗纵酒，笑傲公侯，以狂放不羁的态度来抒发欲济世而不得的悲愤心情。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人却不得不“佯狂”，这实在是一个大悲剧。“佯狂”虽能蒙蔽世人，然而杜甫却深深地理解和体谅李白的苦衷。“真可”两字修饰“哀”，生动地传达出诗人无限叹惋和同情的心事。
这种感情在颔联中得到进一步展现。这两句用了一个“反对”，产生了强烈对比的艺术效果。“世人”指统治集团中的人，永王李璘一案，李白被牵连，这些人就叫嚷要将“乱臣贼子”李白处以极刑。这里“皆欲杀”和“独怜才”，突出表现了杜甫与“世人”态度的对立。“怜”承上“哀”而来，“怜才”不仅是指文学才能，也包含着对李白政治上蒙冤的同情。杜甫另有《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以苏武、黄公比李白，力言他不是叛臣，又用贾谊、孔子之典来写他政治抱负不能实现的悲剧。而这种悲剧也同样存在于杜甫的身上，他因疏救房琯而被逐出朝廷，也是“世人”的不公。“怜才”也是怜己。共同的遭遇使两位挚友的心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了，这就是杜甫深切哀怜的根本原因。
颈联宕开一笔，两句诗是对李白一生的绝妙概括，勾勒出一个诗酒飘零的浪漫诗人的形象。杜甫想象李白在飘泊中以酒相伴，酒或许能浇其块垒，慰其忧愁。这一联仍然意在写李白的不幸，更深一层地抒发了怀念挚友的绵绵情思。
深情的怀念最后化为热切的呼唤：“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诗意承上“飘零”而来，杜甫为李白的命运担忧，希望他叶落归根，终老故里，声声呼唤表达了对老友的深长情意。“匡山”，指绵州彰明（在今四川北部）之大匡山，李白少时读书于此，这时杜甫客居成都，因而希望李白回归蜀中正是情理中事。就章法言，开头慨叹“不见”，结尾渴望相见，首尾呼应，全诗浑然一体。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直抒胸臆，不假藻饰。律诗往往借景抒情，或情景结合，胡应麟说：“作诗不过情景二端。如五言律体，前起后结，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诗薮》）杜甫往往打破这种传统写法，“通篇一字不粘带景物，而雄峭沈著，句律天然”（同上）。这首诗就是用的倾诉心曲的写法，不装点景物，感情深厚，同样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采用这种写法必然要吸收口语、散文的成分入诗，首先是剥落华藻，语言质朴自然，如本诗语言看似平常，却写出了对友人的一往情深；其次是通过散文化使精工整饬的律体变得灵活多姿，便于传情达意，如此诗用虚字转折诗意，使对偶不切等。这种律诗改变了传统的妃青俪白、四平八稳的老调，增强了律诗的表现力。
这是一首游子怀乡的诗。怀乡而欲归不得，阻山隔水，于是感极下涕。
诗中有一个矛盾，就是将“巫山”和“淮水”同地并称。闻一多《乐府诗笺》说：“《南部新书》庚：‘濠州西有高唐（原误塘，从《封氏闻见记》、《诗话总龟》改）馆，附近淮水。’案此与夔蜀之高唐馆同名，以地名迁徙之例推之，疑濠西淮水附近之高唐馆，其所在之山亦名巫山。此诗巫山淮水并称，即濠西之巫山也。”也可以不必拘泥字面，泛指山高水长。
诗的前四句写山高水深。山是巫山，水是淮水，写水深山高的同时，交待了诗人所在的地域，与下文“欲东归”相照应。山不独高，而且广大，着力写道路险阻。写水，强调其深，因为深，难以渡过。“山高”与“水深”相对应，山高是虚写，用作水深的陪衬，对水深有加重和渲染的作用，呈现出难以逾越的意念。这四句为全篇作铺垫，或者叫“造势”。
“我欲东归”到“泣下沾衣”六句开始集中写水。从“我欲东归”一句，可知诗人的家乡在淮水下游，他要归家，必须走水路。在他产生“欲东归”的想法的同时，残酷的现实便像特写镜头一般推到他眼前，他不禁惊叫：“害梁不为？”原来这淮水没有桥梁。他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然而，诗人心中尚存一丝希望，就又想：我何不乘船归去？可是，船呢？“我集无高曳，水何汤汤回回”二句含着悲和怨。上一句是悲伤的自语；下一句则衔怨于淮水：你为什么老是那样“汤汤回回”地奔流不息，莫不是有意跟我作对！这是一种绝望的心情。过河没有桥，渡水没有船，满心希望全化作泡影。无奈之时，诗人只有“临水远望”：水天的尽头，有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此时可望而不可即。他内心激动极了，像涨起很高的潮水，无法平静下去；终于两行热泪涌出眼眶，潮水冲出了闸门。
最后两句：“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扣住怀乡思归的主题。但其作用不仅止于此。上面六句都是具体写思归，这两句则在于提高感情的强度，犹如一支乐曲用高八度的复唱作煞尾；正因为如此，“谓之何”三字是那样铿锵有力。
这是一篇杂言诗，其中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各类句式。开头四个三字句，两两对仗，一气连作，表现山高水深，气势逼人。再用两个四字句将节奏放缓，跟着一个五字句，一个六字句，这同诗的感情变化起伏相一致。下面又是两个四字句，语势再度趋于平缓。接下一个七字句，陡起波澜，紧逼出一个顿挫有力的三字句，全诗嘎然而止。感情的抒发如直接从诗人胸中流出，略无掩饰，显得朴实深厚。字句上绝无半点斧凿痕迹；不见用力，却字字有斤两。所有这些，形成这首诗古朴真挚的风格。
在汉乐府中，游子怀乡、欲归无因已成为一类歌辞的母题。如《悲歌》中有四句作：“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又有一篇《古歌》说：“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些诗句，与此篇似乎有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