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本唐教坊曲，多用仄声韵，其声情缠绵而凄婉。赵鼎此词，更于仄声韵中选用了“雪、洁、怯、月、铁、结、绝、切”等哽咽决绝的入声，借之倾吐了胸中积郁的愤激之情。虽然是 一首和作，却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的块垒，无一丝应酬的痕迹。
这首词写的是梅花。张炎《词源》说：“诗难于咏物，词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赵鼎此词上片全用拟人化的手法，勾魂摄魄地刻绘了梅花的精神。“一朵江梅春带雪”，当然是白梅了。把它拟作藐姑射山上的女神，再恰当不过了。《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样一位不食五谷、肌肤若冰雪的女神，正是白梅的形象。然而，她毕竟是一位女神，所以还表现为“玉软云娇”，表现为“照影凌波微步怯”。这里似乎又用了《洛神赋》的故事，所谓“凌波微步，罗韈生尘”（《洛神赋》句）。但是，作者此处并无再把梅花比拟作洛水女神的意思。“照影凌波微步怯，暗香浮动黄昏月。”正是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诗句）那一联咏梅名句的脱胎换骨。这就是张炎所说的“用事合题”。整个上片也写得“畅而不拘”“明而不晦”，诚属咏物词作的上品。
过片处“谩道广平心似铁”，仍然是非常合题的用事。“广平”即唐人宋璟，璟封广平郡公，其为人也贞操劲节，《旧唐书》说他“在官清严，人吏莫有犯者。”人称之曰“铁肠石心”。所以这词里说“心似铁”。然而就是这位铁石心肠的人物，却曾写过一篇风华旖旎的《梅花赋》，可见纵令铁肠石心，却也免不了对梅花缱绻情深。这词里说“词赋风流，不尽愁千结。”说的是宋璟，却也关系赵鼎自己。从词前小序，知道这词写于长道县。时间当在赵鼎与秦桧因为在对金人议和问题上意见不合，闹翻了，赵被贬谪知绍兴的途中。赵鼎为宋室名相，当初曾荐用秦桧，后来却被秦桧逼迫得绝食自杀。临终自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何等忠义，何等刚烈。很有梅花的冰清玉洁的傲寒精神，所以说这里也关系着赵鼎自己。
结尾处“望断江南音信绝，陇头行客空情切”的用事，从表面上看是不够“合题”的。“陇头”即陇山，《秦州记》云：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巅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这里也还暗用了王维《陇头吟》：“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的诗意。这样就承接了上句的“愁”字。说它是用事也可以，说它是抒情也可以。如说是用事，作者恰恰借助于用事，把已经提起的百回千结的不尽的愁，作深入一层的抒发，所以说它是抒情也可，而且是涵蕴更深广、更加淋漓尽致的抒情。
这首诗写诗人狱中凄惨的生活和对家人怀念的感情。这两首诗意境妻凉，感情真挚，心理描写动人。
诗的前两句描写御史台森然阴风阵阵的萧瑟环境，苏轼在阴冷孤寂的狱里睡不着，想起面对刽子手的情形，心惊胆战。
第三、第四句用“命如鸡”表达出苏轼对自我命运任人鱼肉的无奈和沉痛。这是一个亮节高格者的悲叹，不管身处何地何时，苏轼都始终追求这种自由、自我的坚定人格。
第五句和第六句是苏轼觉得自己罪无可赦，思念起孩儿们，希望他们的才华和能力都平常就好，能够平安喜乐才是最重要的。自己快要死了，还没让妻子过上富贵平安的日子，觉得特别愧对共患难过的妻子。这其中不无诗人悟透人生，平常就好的淡泊哲理。
结尾两句，苏轼希望葬在为官过的杭州。这表现出苏轼的忠直秉性，展现出他当官为民的作为和风骨。
在这首诗中，苏轼写了对妻子儿女的想念、对自己的感怀，还有自已死了之后尸体埋葬何地的嘱托。其哀伤之情浓郁，昔日气势全然不见，所以读此诗又不同于苏诗其他之作，别有一种情深凄怆之感。
此诗虽题为春望，但所望却是满目荒凉衰败景象，这样的景色正寄托着诗人遭贬谪后的身世凄凉之感，乃是以景写情之篇。
这首诗虽然极力地描绘了汉寿城遗址的荒凉、破败的景象，但是格调毫不低沉。在兴和废的转化之中，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发展变化的朴素辩证观点，使全诗充满了积极的进取精神。这首诗打破了一般律诗起、承、转、合的框框，首、颔、颈三联浑然一体，极力铺陈汉寿城遗址的荒芜、破败的景象，构成了全诗的整体层次。
“汉寿城边野草春”点明了“春望”的地点，含蓄而又凝炼地表现汉寿城已是一片废墟了。“野草春”三字让人产生联想，如果汉寿不是一片芜城，还象当年那样人烟辐辏，无比繁华，春日迟迟，一派生机的话，诗人怎么会用城边野草刚刚发芽来描绘它的春色呢。首联对句勾勒出来的景物颇多，有荒祠、有古墓、有射棘、有榛莽，唯独没有人烟。正因为此，诗人用“对”字组合起来的柯、墓、荆、榛之类愈多，便使人愈感荒凉。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句虽有“牧童”和行人”出现，但也没有增添任何生气。牧竖烧刍狗予田中，说明坟山冷落，祭扫无人“田地荒芜，可牧牛羊。符人着石麟于陌止。是因为荆榛莽莽，别无可以观赏盼景物，唯古墓前石兽群尚可注目而已。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句清楚地告诉人们汉寿城今非昔比，当年繁华的交通要道，如今已破败不堪了。当年指示路途的华表，如今已经被雷电轰击得半残，纵横的断碑，通体蒙尘，碑文依稀可辨。昔日繁华，今朝破败，尽在残缺华表，断裂石碑中显露了出来。诗人不惜耗费大量笔墨大写特写这样的破败和荒凉，完全是为着尾联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作准备的。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则谈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即兴和废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诗人认为：兴和废不是永恒的，不变的；而是有兴就有废，有废就有兴，兴可以变成为废，废亦可以变成为兴的。这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样，是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