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描绘的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离别情景。它没有特殊的背景，却充满了深深的依恋和牵挂。它适合于大多数离别场合，因此被纳入乐府，成为了广为流传、久唱不衰的歌曲。

　　诗人抓住了送别时刻的一瞬间，使其成为了永恒。朋友即将远行，将前往边疆绝域的满地黄沙。此时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只能将依依惜别之情、所有的关怀与祝福融进一杯离别之酒中。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这两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诗人对将要前往荒凉之地的友人元二的深深依恋和牵挂。诗的前两句描绘了春天的景象，却暗示了离别的悲伤。其中，“柳”和“留”谐音，是离别的象征，“轻尘”“客舍”也都暗示了旅行的目的，点出了送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后两句点明了主题是以酒饯别，诗人借分手时的劝酒，表达对友人深厚的情意。友人此行要去的安西，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境，同时代的王之涣有“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形容，何况安西更在玉门之外，其荒凉遥远可想而知。

　　绝句在篇幅上受到严格限制。这首诗，对如何设宴饯别，宴席上如何频频举杯，殷勤话别，以及启程时如何依依不舍，登程后如何瞩目遥望等等，一概舍去，只剪取饯行宴席即将结束时主人的劝酒辞：再干了这一杯吧，出了阳关，可就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诗人像高明的摄影师，摄下了最富表现力的镜头。宴席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酿满别情的酒已经喝过多巡，殷勤告别的话已经重复过多次，朋友上路的时刻终于不能不到来，主客双方的惜别之情在这一瞬间都到达了顶点。主人的这句似乎脱口而出的劝酒辞就是此刻强烈、深挚的惜别之情的集中表现。

　　三四两句是一个整体。要深切理解这临行劝酒中蕴含的深情，就不能不涉及“西出阳关”。处于河西走廊尽西头的阳关，和它北面的玉门关相对，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内地出向西域的通道。唐代国势强盛，内地与西域往来频繁，从军或出使阳关之外，在盛唐人心目中是令人向往的壮举。但当时阳关以西还是穷荒绝域，风物与内地大不相同。朋友“西出阳关”，虽是壮举，却又不免经历万里长途的跋涉，备尝独行穷荒的艰辛寂寞。因此，这临行之际“劝君更尽一杯酒”，就像是浸透了诗人全部丰富深挚情谊的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里面，不仅有依依惜别的情谊，而且包含着对远行者处境、心情的深情体贴，包含着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对于送行者来说，劝对方“更尽一杯酒”，不只是让朋友多带走自己的一分情谊，而且有意无意地延宕分手的时间，好让对方再多留一刻。“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感，不只属于行者。临别依依，要说的话很多，但千头万绪，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这种场合，往往会出现无言相对的沉默，“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不自觉地打破这种沉默的方式，也是表达此刻丰富复杂感情的方式。诗人没有说出的比已经说出的要丰富得多。总之，三四两句所剪取的虽然只是一刹那的情景，却是蕴含极其丰富的一刹那。

　　这是一首把悲秋的感情和哲理的思致结合起来的小词。但悲秋的感情中结合了对人间的关爱。哲理的思致中也夹杂了一些放不开的执著。

　　从上片来看，一般来说古人的诗词在写到“夜起”和“倚危楼的时”的时候，都是由于内心有某种难以言说的忧愁郁闷。那是因为当时国家的命运不容乐观，所以“夜起倚危楼”虽然可能是在写实，但“夜起”与“倚危楼”的组合，却暗示了作者内心也有某种难以言说的忧愁和郁闷。“楼角玉绳低亚”是登楼之所见。但作者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夜空。而是随着霜天寒冷的月光转向对人间的俯瞰。在月光下从城市的高楼向下看，最显眼的大约也就是一片屋顶。但作者不说“万家屋顶”而说“万家鸳瓦”并非只是因为“鸳瓦”这个词更关丽。因为“万家鸳瓦”令人想到人间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下片虽然有“春风亭畔”有“梧桐叶下”。似乎也是写景，实际上却是议论，哲理的思致主要表现在下片之中。伤春与悲秋是诗人的传统，但伤春其实是不愿意看到青春和美好欢乐时光的离去，悲秋其实是不愿意看到衰老和摧伤打击的到来。这种感情本来是人人共有的，诗人只是用诗的语言把这种悲哀表达出来而已。而四季的轮换和春秋的代序是自然规律，不可能因人的愁肠而改变。同样，人的过去和未来也不是自己所能够完全把握的，一生之中不断为此而悲伤痛苦岂不是徒寻烦恼。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觉悟，诗人才能够对春秋的代序和盛衰的交替有一种冷静的明察，能够“却向春风亭醉，数梧桐叶下”。这一句，说得实在很妙。“春风”，是欣欣向荣的春天的象征；而梧桐是秋天落叶最早的树木。当梧桐的第一片叶子飘落下来的时候，秋的肃杀便开始一天比一天通近了。所谓“春风亭”，不一定真有此亭，作者只是通过春风与梧桐的对比来表现出这种对哲理的体悟而已。

　　《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仇兆熬定为杜甫的绝笔诗。这首诗是杜甫对自己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总结，也可说是自挽诗。诗云：“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

　　开头八句，句句切风，发端奇绝，运用在洞庭湖汨罗江口而他处没有的黄帝、虞舜二妃的神话故事，以切成诗之地。

　　“轩辕休制律”，典出自《汉书·律历志》：“黄帝使泠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之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虞舜罢弹琴”。典出《史记·乐书》：“昔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集解》引王肃说：“南风，养育民之诗也。”其辞曰：“可能解吾民之愠兮。”

　　古来，在汨罗江畔有神鼎山，山上有轩辕台，据清康熙《神居莲池谱》载：“神鼎山，以黄帝铸鼎，故名”。明清时期的《湘阴县志》《岳州府志》《洞庭湖志》，也有这样的记载：“轩辕皇帝南巡，张乐洞庭之野，朝登磊石岭（在汨罗江入洞庭湖处），暮上凤凰台（位于汨罗江口）”。又据明代的《名胜志》记载：“黄陵山（邻近汨罗江口），有二妃墓在其上，历古传记发此。是舜南巡，旧迹实在湖湘之间。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记载了诗人的行迹，是坐船北归的。船行在湖面。“依震”的“震”字，按照《易经》解释“东方也”。所提到的“湖”字，当然是指洞庭湖。汨罗江的位置正在洞庭湖的东南方。即汨罗江下游，因湖平而常于早晨望见参星。

　　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杜甫《疾风舟中》诗，是在北返途中，重临湘水、洞庭湖、汨罗江交汇之处，到了磊石岭、凤凰台、黄陵山、二妃暮等处之后，因想到了黄帝、虞舜的“至治”之德，有感而作，不仅是诗人自己吊古伤今之情的自然流露，更是汨罗江一带风土人情，行船的地理位置的真实记述。

　　“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清岑。郁郁冬炎瘅，蒙蒙雨滞淫”。

　　诗人进一步点明舟行湖湘泽国及在船中所见。船是靠近湖岸而行，岸畔青山枫林叠叠，历历在目，进令已是（大历五年）冬季岁未而且是汨罗江一带湘阴、平江山区的敢候特征。

　　“春草封归根，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苏寿舌，高夸周宋镡”。

　　杜甫本是满情信心地北归，但终因经不起寒风的吹指，家贫的困境，旧病的复发，逼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中止北进。“转蓬”“行药”，这便是杜埔有感于归计不成，远行不复，羁旅病侵，幼女又已夭亡于路侧（人衡州诗中曾提到此女尚在儇乳，有“犹乳女在房”之句），自己的病情已十分沉重而伤心悲恨的流露。但他却并未忘情于国家所遭之灾难，而借用陶渊明“源费独寻”一词，寄幻念于唐王朝的中兴，给贞观之治以理想化，幻想唐太宗解民于水火之中。从而，异地相投知音，凭着“却假苏秦舌，高夸周宋镡”的三寸不烂之舌，觅邓林，寻找山区来养息，以寄病躯。

　　“转蓬”的主要原因是“行药病涔涔”，“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感激在知音”。此时此际，诗人的病已具有暴发性，满头大汗，知将不起。当时洞庭湖一带甚为荒凉，无处可以求医，湖面风大，于病体不利。而家境呢？已穷得一家老小穿的是“寸寸针”的鹑衣，一张桌子破烂得要绳子捆了又捆。因此，只得投奔、拜访他的远亲昌江县令和知音。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曾写有《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一诗，“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善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冈以。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行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裴使君在昌江也有草堂。李白诗中几处提到，并曾专程登鸭拦驿到白马矶（在今湘阴县境内）去访问过裴隐（名隐行九，在白马矶有居所，还在昌江有草堂）。贾至谪贬岳州时，与之亦有交往，依其《赠裴九待卸昌江草堂弹琴》诗所写的情况看，他是到过昌江草亲自听过裴隐弹琴的。李白、贾至、裴隐与杜甫都是诗人友好和知音。又据明清诸朝《平江县志》及该县的徐、刘、白、陈、李诸姓族谱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七五年）发生安史之乱后，被黜的检校工部尚书兼理兵部侍郎，事荣银青光禄大夫的徐安贞与侍郎刘光谦、白琪、陈希烈、陆善经、李安甫等六个臣相，携眷属避乱，潜迹南游，至豫章黄龙寺，经超慧禅师介绍指点，谈及平江山清水秀，风光艳丽，景物宜人，遂先后流寓来平，一齐隐居平江。徐居下台，在县北五十华里的三墩建回台寺；刘居上台，在县北九十华里的幕阜山麓长庆建长庆寺；白居聚台，在县南六十里的白水，建白水寺；陈居就台，在县东的长寿岭，建惠果寺；陆在县西六十华里的芭蕉村，建芭蕉寺；李虑坐其兄林甫，累改姓孟安甫居下西乡，建九峰寺。死后在这六个地方，均有墓葬和塔牌。这就是唐六相隐平江，四乡建六寺的历史事迹。杜甫与六相，皆为同僚，曾同朝在京工合，此际病情恶化，遂转往昌江投裴隐和他的远亲昌江县令以及这
　　些知音同僚好友。“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正是这种心情和原因。

　　“纳流迷浩汗，峻址得钦山。城府开清旭，松筠起碧浔”。

　　“纳流”容纳细流，“浩汗”，水深广貌；“峻址”地势高。这就进一步指出了杜甫乘船进入了东洞庭湖的一条支流。杜甫进入的哪一条支流呢？诗中“峻址”一句，说明支流沿岸的绵绵的高山峻岭，有一个风景清旭的城市和官署之地。这个“城府”有着“松筠起碧浔”的秀丽景色。东洞庭湖，没有连绵的高山峻岭，湘江是主流不是支流。因此，杜甫舟泊的城府不可是湘阴县城。巴陵在洞庭湖之北，也不是山区，更没有支流。东洞庭湖有支流可纳的只有昌江（平江）。故杜甫是在大历五年暮秋溯汨罗江而上，于岁暮到达昌江城府附近的，当时昌江县城是在中县坪。位于汨罗江的中上游地段。北有幕阜山，主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与江西黄龙山相连，山顶有晋代葛洪炼丹修身尸解得仙之，“葛洪仙坛”遗址。东南部有连云山，主峰海拔一千六百米。从东洞庭湖转入汨罗江，直驶昌江，山峦起伏，丘陵连绵，峰涧密布，溪流纵横，风景秀丽；杜甫来到这个“城府开清旭”的世外桃源养息，在这里呆了下来。但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自知病将不起，生命难延。伤垂死而事无所成，只能以涕泪作霖雨罢了。

　　最后，“披颜争倩倩，逸足况骎骎。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谷九洲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决，无成涕作霖”等句；其中“许靖”，“家事”等词语，就是说：不能像许靖那样安顿好家属，一身莫保，家人难安，不能不用悲伤表达胸中的无可奈何的痛苦与垂危的生命仍然和国家的不幸，人民灾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还在警醒人民：“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来表达诗人忧国忧民，一心系念的是国计民生的真挚情怀。奉呈湖南亲友的目的在于诗代讣托孤托葬。此诗之后，即葬于离县城不远的小田天井湖。所生长子宗文早逝，次子宗武，年仅十七岁，尚未婚配成家。因家境贫穷，又处于战乱时期，只得留在平江，成家立业，世代繁衍，至今杜家洞一带，裔孙犹有谱谍，可资参考。

　　宋王朝得臣（麈史）谓：“予熙宁初调官（熙宁元年，系公元一零六八年）泊报恩寺，同院阳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为诗，见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风致不能传抄。”其过工部坟一诗云：“水与汨罗接，天心深在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这是一篇反映汉末动乱中军旅征战生活的诗作。诗中生动地描写了艰苦和冰天雪地中的自然景象，流露了厌战情绪，但主要反映了诗人不畏艰苦，积极向上，充满胜利信心的奋发精神。这首诗前四句白描写景，突出了登太行之艰险难行。第五至第十句用景物来烘托出诗人内心的凄凉、悲哀、惊惧、沉重和冷森森的压抑之情。第十一至第十四句直接抒情：叹息、忧郁和思归。第十五句到第二十四句，用白描叙述的表达方式写出了行军途中的生活艰苦之情形。全诗语言苍凉悲壮，沉郁浑厚。

　　曹操诗不以写景称著，但在写景方面，却有独特而成功之处。这首诗的写景就很成功。在诗人笔下，太行山之高，羊肠坂之阻，风雪之交加，树木之摇落，熊罴之状，虎豹之声，莫不逼真逼肖。视觉上，在那兀立的怪石上，萧瑟的树林中，一群群熊罴，不是蹲在那儿，以攫取的目光逼视着行人；听觉上，从那山路两旁，伴随着风吹雪飘，不是传来了一阵阵虎豹的长呜吗……这首诗的写景，就其描形、绘声、着色之精湛而言，可与《观沧海》中写繁媲美。两诗皆行军途中所作，尽管背景、内容、感情、风格都不同：一是率师出征，一是凯旋归来；一是写冬之山景，一是绘秋之海景；一是反映出统帅关切士卒的赤子之心，一是表现了英雄吞吐宇宙之概；一是苍凉悲壮，一是波澜壮阔；但其成功一样，可称曹操诗写景之双璧。

　　这首诗不仅以写景取胜，而且以抒情见长。这情是以真景真事为基础，因而不论是“叹息”，还是“怫郁”，也不论是“思东归”，还是“悲《东山》”，都真切动人。

　　首先是叹行军之艰险。在行军路上，既有太行巍巍，羊肠诘屈，野兽逞强，风雪肆虐的险阻，又有“水深桥粱绝”，“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人马同时饥”的艰难，因而引起了诗人“东归”之思。统帅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士卒斗志的高低，战役的成败。尤其是在开赴前线的路途中，即使艰难重重、险阻累累，作为一个统帅，不能也不应流露出丝毫畏惧、退缩情绪，更不允许直言出来，涣散军心，而诗人一反常规，直言不讳地说：“思欲一东归。”从这种毫不掩饰的言语中，窥察到诗人性格的一个方面：坦率。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本无泛语，根在性情。”（《采菽堂古诗选》）钟惺也说：“……如‘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亦是真心真话。”（《古诗归》）这些评论，用于《苦寒行》，也都恰切。

　　其次是哀生灵之涂炭。这一点，尽管只在“溪谷少人民”一句中吐露出来，但从全诗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得到。“溪谷”，山谷有水处。吴淇说：“山居趁坳，泽居趁突。此山行而曰‘溪谷少人民’，则更无人民矣。”（《六朝选诗定论》）这话说得很对。深山区人民聚居的溪谷，尚且少人民，更何况其他地方。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千村薜苈，万户萧疏，其惨象，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但诗人未作更多的具体描述，而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谿谷去写，这就收到了举一隅而以三隅反的艺术效果。“少”字精当。它与下文“薄暮无宿栖”的“无”，前后照应，相互补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极其凄惨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灾难人民的同情。这种感情，在《蒿里行》中倾吐得比较具体。他说：“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几句，是“谿谷少人民”最好的注脚。

　　再次是“悲彼《东山》诗”。这里有两层意思：《东山》，是《诗经》中名篇。写一位跟随周公东征三年获得生还的兵士在归途中的歌唱。全诗气氛是悲凉的，色调是凄苦的，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诗中“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耀宵行”等句，与诗人征高于途中所见略同，因而勾起了诗人对长期征战不得归家的士卒的深切关怀。另外，旧说《东山》是写周公的。汉毛苌说：“《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诗序》）此处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联系起来看，显然含有自比周公之意。作者曾经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话非曹操莫能道出。他还以齐桓、晋文“奉事周室”自许，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自励（《述志令》，见《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而这里又以周公自比，是其真情实意的再次表露。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后，威震华夏，大权在握，废献帝、夺天下，如探囊取物，而曹操不为，实属难能可贵。

　　诗一开头就引出山势高耸、道路纡曲的太行山区。“北上”二字，不仅表明了由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到壶关（今山西省长治市东南）的行军走向，而且显示出旆旌悠悠，锐不可当的军容，以此笼罩全篇，气势逼人。紧接着文势一顿，发出“艰哉”的喟叹，先在心理土造成惊恐状态，而后围绕“艰”字写景抒情。这就在布局上避免了平铺直叙。并为下文创造出一个广阔的空间和一种步履维艰的气氛。

　　“北上太行山”，引出步履是怎样的维艰，“巍巍”叠用，展示出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挡住去路，呈现出强烈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这是写仰望。接下去写平视：“羊肠坂诘屈。”坂曰“羊肠”，又以“诘屈”形容之，则狭窄而多盘旋之势，历历在目。写山写坡，都是纪实，都是从正面落笔；“车轮为之摧！”则是感慨，是烘托。笔法变化而又和谐统一，加强了具体感与真实性。

　　再下去，笔分两头：一方面写自然景色凄苦，一方面写野兽当道，但又相互交错，以突出行军之艰险。写自然景色，一则曰“树木萧瑟”，再则曰“北风声悲”，三则曰“雪落霏霏”。通过“萧瑟”“霏霏”，写出了景色之阴暗、昏沉、凄凉；通过“声悲”，将客观的物和主观的我融为一体。

　　写野兽，则是“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这两句都是写途中多野兽，但上句从形态方面描绘。“蹲”者，熊罴袭人之状也。“蹲”而“对我”，毛骨悚然。下句从声音方面渲染。“啼”者，虎豹清凄之声也。“啼”而“夹路”，倍感悲凉。诗人对阴森可怕的自然环境作了朴实的抒写之后，又对荒凉冷落的社会环境作了深刻的描述。在那低洼近水处行军，很少见到人的踪影，天黑了，竟找不到宿栖之处，还得担着行囊上山拾柴，拿着斧子凿冰取水……。这情景写得真切动人，感同身受。

　　这是一首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的诗篇，它记叙了曹操征讨高斡的行军之苦，抒发了诗人关怀士卒的体恤之情，反映了汉末建安年间干戈动乱的社会生活，其内容具有诗史性的文献价值。诗篇在艺术表现方面，有其独特的感人魅力。首先，结构谨严，章法有致。开篇叙事，继之写景，再做抒情，三者交替有序出现。所叙之事清晰了然，所写之景形象生动，所抒之情深刻感人。其次，语言古朴直率，风格慷慨悲凉。全诗不见华彩藻饰之言，只用朴实常见之语，直言其悲凉之事，直抒其慷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