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特别是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即指出了形、气、神三者对于生命虽各有各的功用,然三者互相联系,不可缺一。又如汉初推崇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这便是老庄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然而,在佛教兴起之后,佛教徒鼓吹形灭神不灭,灵魂永恒的唯心思想,如与陶渊明同时的沙门慧远曾作《形尽神不灭论》、《佛影铭》以发挥此种理论,《佛影铭》中就说:“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意在宣扬神形分离,各自独立的主张,这种对形、影、神三者关系的见解代表了佛教徒对形骸与精神的认识,在当时的知识界曾有过广泛影响。慧远就曾命其弟子道秉远至江东,请深受佛教影响的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制铭文,以充刻石。陶渊明的这组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慧远本人与渊明也有交谊,如慧远曾于义熙十年(414年)在庐山东林寺召集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讲习佛教,他曾邀渊明参加,而渊明却“攒眉而去”,可见他们在论学旨趣上并不一致,如对形影神的看法就有很明显的分歧。渊明对此的认识可以说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自己的小序中已加说明,陶渊明以为世间的凡夫俗子,不管贫富智愚,都在拚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因而他极力陈述形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的道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两字,以明其立论之根本。《老子》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家学说也以取法自然为核心,由此可知陶渊明的思想渊薮。此组诗中他让形影神三者的对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形体对影子说道:天地永恒地存在,山川万古如斯,草木循着自然的规律,受到风霜的侵袭而枯萎,得到雨露的滋润而复荣,然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能如此。人活在世上,就像匆匆的过客,刚才还在,倏忽已去,再也不能回来,而人们从此便忘了他,似乎世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亲戚朋友也不再思念他,只留下了些生前遗物,令人见了感伤不已。我作为形体又没有飞天成仙的本领,你影子也用不着怀疑我这最终的归宿,但愿听取我的劝告,开怀畅饮,不必推辞,还是在醉乡去寻求暂时的欢乐吧。
接下去是影子回答形体的话:想求长生不老来维持生命是不可靠的,欲保养生命也往往落得苦恼又拙劣的下场。一心一意要去昆仑山修仙学道,却会发现此路的渺茫与不通。自从我影子与你形体相遇以来,一直同甘共苦,忧喜合一。我如憩息在树荫下,你就同我暂时分手;我若停在阳光下,你就和我不分离。这种形影相随的状况也难以永久持续,当我一旦离世,你便也不复存在。人死名也随之而尽,想起此事便令人心忧如焚,五情俱热。因而影劝形道:唯有立善可以立下美名,为何不去努力留名后世呢?虽说酒能消忧,但同立善相比较,岂不等而下之了!
最后是神作的阐释:造化没有偏爱,万物都按着自己的规律成长繁衍,人所以能跻身于“三才”(天地人)之中,岂不就是因为有了我精神的缘故。我与你们形和影虽然不相同,但生来就互相依附,既然我们结合托体于一身,怎么能不坦诚地说说我的看法:上古时的三皇被称作大圣人,而今他们却在何处?活到了八百多岁的彭祖虽力求长生,但也留不住他人间的生命,老的、少的、聪明的、愚笨的都将同样走向坟茔,没有什么回生的运数可以挽救他们。每日沉湎于酒中或能忘忧,然如此岂不是反而促使生命尽快结束吗?立善常常是人们喜欢做的事,可是当你身后,谁会加以称赞呢?极力去思索这些事情难免丧害了自身,还是听其自然,随命运的安排去吧。在宇宙中纵情放浪,人生没有什么可喜,也没有什么可怕,当生命的尽头来临,那么就让生命之火熄灭吧,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
在这三首诗中陶渊明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故此三诗对理解陶渊明一生的思想极为重要。据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所述,渊明笃守先世崇奉之天师道信仰,故以道家自然观为立论之本,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自然崇仰者,以放情山水,服食求仙为尚,如嵇康、阮籍等人,又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尊奉孔孟、标举名教者,如何曾之流,而渊明既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又有感于晋宋之际的社会现实,于是创为一种新的自然说。《形影神》这组诗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故此诗不仅体现了渊明个人之哲学观,而且对理解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念的演变历程有极重要之意义。按此说法,《形赠影》一首就是拟托旧自然说的观点,并加以批评。其中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这正是嵇康、阮籍等人对自然所抱的看法。持旧自然说的人又大多求长生,学神仙,而渊明诗中说:“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其抨击长生求仙之术的立场明显可见。同时魏晋之间崇尚自然的人又往往于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如阮籍与刘伶等人,故陶诗中也拟其说而有“得酒莫苟辞”的说法。
《影答形》一首,则是依托主名教者的口吻而对旧自然说进行的非难,并提出了对人生的看法。此诗首先指出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即意在指责主自然说者的虚无荒诞,同时,以为死生无常,形影相随,一旦离世,则形影俱灭,名同身亡。因而,他们主张由立善而留名,始可不朽,希望通过精神上的长生来达到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神释》一首即体现了渊明新自然说的主张,借神的话批评了代表旧自然说的形和代表名教说的影。“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及“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等语意在诋諆主名教者鼓吹的立善可以不朽之说;“彭祖爱永年”以下六句则破除主旧自然说者的长生求仙与沉湎醉乡之论。最后提出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而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便可全神,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主张冥契自然,浑同造化的思想是取于老庄哲学,如《庄子·天地》中就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即充分肯定了神的重要,同时它是建立在德全与形全的基础之上的,即强调了神与形与德(此诗中称之为“影”)的一致。陶诗中对贤愚寿夭的等量齐观也一本于《庄子》思想,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明了陶诗的主旨出于《庄子》。陶渊明在形神的认识上有一个很不同于佛教徒的主张,即他认为形神的相互依赖与一致,《神释》中说“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都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与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意见相近,范氏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灭论》)又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同上)陶渊明可以说是范缜的先驱者,他对形神问题的看法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
此诗在艺术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全诗用了寓言的形式,以形、影、神三者之间的相互问答来展开论述,可谓奇思异想,令这一哲学上的讨论富有生动活泼的意趣,即使在说理之中也时时注意到附合寓言中形象的个性。如形对影的赠言中说:“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正如一位主人请一位朋友来对酌而惟恐其推辞,后来李白《月下独酌》中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等等,也是取陶诗之意。又如写影对形的说话云:“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因影子本身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用一“愿”字说明其欲求成仙,可只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愿望而已。又如“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数语状写形影不离的情景,可谓维妙维肖。
此诗的遣词造句一气流走,自然矫健,无过多的修饰成份,如《神释》中说:“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说明神为形体之主的道理,十分简明有力。至如“纵浪大化中”四句,气势开阔,直出胸臆,而音调高朗,掷地可作金石之声,故陈祚明就对此诗能作理语而不落熟套,能寓辨论于刚健明快的诗句之中作了充分的肯定。
南朝文受宫体习染,多风花雪月,吴侬软语,而风格轻靡,姿态婉娈。入北朝,则稍涉清刚之气,江河山川,沟陇田园,往往藏锋露颖,渐见风力。读祖鸿勋此文,可略见一斑。
开篇先叙述作者归隐后的林泉之乐,他以欣赏的笔触去描绘故乡的山野风光,说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直截了当地告诫阳休之不要被名缰利锁所牵缠,又以历史教训为鉴。作者想象如果阳休之能幡然醒悟,与他一同把臂入林,携酒登山,该是多么快乐。但是,作者又不得不意识到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感慨“缅寻此旨,杳若天汉”,戛然而止,却余音无穷。全篇层次清晰,语言清朗,以比喻和对比手法说理论事,理随文而成,挥洒随意,流转自然,全无雕琢之气,在六朝骈文中不失为上乘之作。沟陇田园,往往藏锋露颖,渐见风力。读祖鸿勋此文,可略见一斑。
此文是祖鸿勋辞官归里后写给阳休之的信,共分两个部分。作者先叙述陶冶山水,逍遥自在的隐居生活,后规劝阳休之急流勇退,知足而返。作者为人耿介,不与世俗同流,虽入仕朝廷,常心寄霄汉。他位至高阳太守,而在官清廉朴素,妻子不免寒馁,时议颇以为清高。所以他最终辞官归里,完全是适心应性而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来看开头第一句“吾比以家贫亲老,时还故郡”,纯粹是托辞而已。所以作者仅用一笔带过,立即转入对家乡山庄田园风光的描写。先写居处环境:雕山地处闲远,水清石丽,四周有重峦叠嶂相拥,中间有数顷良田相伴;家有野舍于斯,虽遭荒废,而经过修复,已焕然一新。作者以十分欣赏的心情描绘他的“野舍”:依山就势,即石成基,援木为梁,凭林起栋。上有萝蔓攀援,高映屋宇;下有清泉潺暖,环绕石阶。庭中有月松婆娑,绿草生翠,溪边有日华浮动,云光徘徊。时有流烟飘过,随云气氤氲而舒卷汗漫;再看园中桃李,共香椿翠柏而比丽争姿。短短几十字,就将其雕山野舍的大好风光描摹出来,运笔幽峭简劲,清丽而生动,令人不胜企羡。
至此,作者转换笔法,变客观描绘为主观介入。作者果然耐不住山川风光的吸引,尽情陶醉了。当他不时褰裳涉水、拄杖登攀的时候,不禁产生了“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的感觉,仿佛不是立足人间,而已置身仙山琼阁,羽化而登仙了。“若此者久之,乃还所住”一句,直将作者误把人间作仙境,盘桓其间流连忘返的心情和神态,勾画得出神入化,宛然若现。所以,他余兴未尽,归来仍“孤坐危石,抚琴对水,独咏山阿,举酒望月”。“举酒望月”,不但勾勒出了作者寄情山水、啸傲江湖的潇洒形象,还暗寓了时间的流程,表明作者从褰裳涉水到举杯望月,已在山间徜徉了一天,时已至晚了。眼观之景渐已朦胧隐去,惟耳聆之声与心想之象,则络绎奔会,粲然成章。所以接下来“听风声以兴思”四句,既暗寓了时间的流程,也揭示了作者心理变化的过程:观景—聆声—兴想。这样,文章从写景到抒情的转合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其笔法之老练纯熟,可见一斑。随后八句,则从这具体的情境中跳出来,略写归隐后的生活。戴斗笠,穿蓑衣,躬自耕耘,奉养双亲,以散步代车马,以无事为和贵。他认为这是人间最为适意快心的事了,连挥麈清谈的风雅也难以与之媲美。“岂必抚麈哉”,把作者身居山间、心性俱足的感情和盘托出了。
第二部分掉转笔锋,直指阳休之本人。据《北齐书·阳休之传》记载,阳休之“俊爽有风概,少勤学,爱文藻,弱冠擅声,为后来之秀”。可见他出名很早,且仕途通达。但在作者看来,名声之事不过缰锁而已,为其所累,就像一块天然好料,被木工左砍右凿,削刮得面目全非。所以他转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而吾子既系名声之缰锁,就良工之剞劂”,直截了当,切中要害。接着八句描绘阳休之官场得意、文坛擅名之状,用语精丽,文辞华美,俨然歌颂褒扬的口吻。但归为八字,甚具振聋发聩之响:“兹自美耳,吾无取焉。”这不过是阳休之的自鸣得意,作者根本就看不上。这段文字很值得玩味。以腴词裹讥意,用颂调唱哀声,仿佛先要让阳休之高兴一下,然后当头棒喝,使之猛省。这种先扬后抑、明褒实贬的欲擒故纵之法,运用得非常成功,颇具奇峰突起、耳目顿开之效。然后再展开正面论证,而获水到渠成之势。作者先以积玉光泽者前毁,丛桂芳茂者先折为喻,再以历史教训为鉴,反复开导,多方引证,告诫阳休之应注意敛锋藏迹,免遭“象由齿毙,膏用明煎”的命运。他还拈出老子的虚无之道,奉为圭臬,举出张良的急流勇退,作为楷模,希望阳休之能够幡然悔悟,悬崖勒马。他竟禁不住把假设悬想为现实,憧憬起二人归隐山林的生活:把手入林,携酒登山,天为被,地为床,昼论道,夜谈玄,摅心志,畅胸怀。人生得此足矣,“何必富贵乎?”一语既出,表明了作者对于这种生活的倾心向往和追求,同时又把自己从热烈的遐想拖回到了清冷的现实。他不得不认识到,人各有志,不可力强而致,所以最后忍不住以感慨作结。其中既有埋怨、责怪,也有希望、期待,蕴含丰富而复杂。“若能”以下一段,以想象设辞,再以“去矣阳子”的棒喝拦截,悬想滔滔,戛然而止,笔法颇与此前的先扬后抑相类似。
全文在结构上截然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写己,写归隐,写山川风光,写愉情快性;下段写人,写在朝,写名缰利锁,写跼蹐蹭蹬。两相对照,效果强烈,泾渭分明。且以高尚映低卑,用委琐衬潇洒,二者互为比照,高者愈见其高,低者愈显其低。这是此文的艺术特色。另外,此文虽取骈文形式,但文思清省,运笔简洁,虽有风花雪月之姿,而无轻软丽靡之质。
诗的首句“千古风流八咏楼”,可谓写尽斯楼之风流倜傥,笔调轻灵潇洒,比摹真写实更为生动传神。次句“江山留与后人愁”紧承前句,意谓像八咏楼这样千古风流的东南名胜,留给后人的不但不再是逸兴壮采,甚至也不只是沈约似的个人忧愁,而是为大好河山可能落入敌手生发出来的家国之愁。对于这种“愁”,李清照在其诗文中曾多次抒发过。事实证明,她的这种“江山之愁”不是多余的,因为“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人寇,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戎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鸡肋编》卷中)。具体说来,继汴京沦陷、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朝廷的驻跸之地建康、杭州也先后一度失守。曾几何时,金兵直逼四明,高宗只得从海路逃遁。眼下作为行在的临安,又一次受到金、齐合兵进犯的严重威胁。即使敌人撤回原地,如果不对其采取断然措施,打过淮河去,收复北方失地,而是一味用土地、玉帛、金钱奴颜婢膝地去讨好敌人,那么性如虎狼的“夷虏”永远不会善罢甘休,南宋的大好河山就没有安全保障。这当是诗人赋予“江山留与后人愁”的深层意蕴,也是一种既宛转又深邃的爱国情怀。
“水通”二句,或对贯休《献钱尚父》诗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及薛涛《筹边楼》诗的“壮压西川四十州”有所取意。对前者主要是以其“三千里”之遥和“十四州”之广极言婺州(今浙江金华)地位之重要;对后者改“壮压”为“气压”,其势比薛诗更加壮阔。看来这不仅是文字技巧问题。上述二诗之所以能够引起李清照的兴趣,主要当是因为薛诗对“边事”的关注和贯诗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气骨。关于贯诗还有一段颇有趣的故事:婺州兰溪人贯休是晚唐时的诗僧。在钱镠称吴越王时,他投诗相贺。钱意欲称帝,要贯休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才能接见他。贯休则以‘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作答,旋裹衣钵拂袖而去。后来贯休受到前蜀王建的礼遇,被尊为“禅月大师”。贯休宁可背井离乡远走蜀川,也不肯轻易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李清照对这类诗句的借取,或是为了讥讽不惜土地的南宋朝廷。
此诗气势恢宏而又宛转空灵,这样写来,既有助于作品风格的多样化,亦可避免雷同和标语口号化的倾向。虽然好的标语口号富有鼓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诗,条件一旦有变,它也就失去了作用,从而被人所遗忘。李清照的这首(题八咏楼)历时八九百年,余韵犹在,仍然撼动人心,这当与其使事用典的深妙无痕息息相关。惟其如此,女诗人关于八咏楼的题吟,不仅压倒了在她之前的诸多“须眉”,其诗还将与“明月双溪水,清风八咏楼”一样,万古常青。
通常的回文诗,主要是指可以倒读的诗篇。回文诗尽管只有驾驭文字能力较高的人,方能为之,且需要作者费尽心机,但毕竟是文人墨客卖弄文才的一种文字游戏,有价值的作品不多。宋词中回文体不多,《东坡乐府》存有七首《菩萨蛮》回文词。
苏东坡的回文词,两句一组,下句为上句的倒读,这比起一般回文诗整首倒读的作法要容易些,因而对作者思想束缚也少些。东坡的七首回文词中,如“邮便问人羞,羞人问便邮”、“颦浅念谁人,人谁念浅颦”、“楼上不宜秋,秋宜不上楼”、“归不恨开迟,迟开恨不归”等,下句补充发展了上句,故为妙构。
这首回文词是作者“四时闺怨”中的“夏闺怨”。上阕写昼眠情景,下阕写醒后怨思。用意虽不甚深,词语自清美可诵。“柳庭”二句,关键在一“静”字。上句云“风静”,下句云“人静”。风静时庭柳低垂,闺人困倦而眠;当昼眠正熟,清风又吹拂起庭柳了。同是写“静”,却从不同角度着笔。静中见动,动中有静,颇见巧思。三、四句,细写昼眠的人。风吹香汗,薄衫生凉;而在凉衫中又透出依微的汗香。变化在“薄衫”与“薄汗”二语,写衫之薄,点出“夏”意,写汗之薄,便有风韵,而以一“凉”字串起,夏闺昼眠的形象自可想见。过片二句,是睡醒后的活动。她那红润的手儿持着盛了冰块和莲藕的玉碗,而这盛了冰块和莲藕的玉碗又冰了她那红润的手儿。上句的“冰”是名词,下句的“冰”作动词用。古人常在冬天凿冰藏于地窖,留待夏天解暑之用。杜甫《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诗“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写以冰水拌藕,犹此词“手红”二句意。“郎笑耦丝长,长丝藕笑郎”,收两句为全词之旨。“藕丝长”,象征着人的情意绵长,古乐府中,常以“藕”谐“偶”,以“丝”谐“思”,藕节同心,故亦象征情人的永好。《读曲歌》:“思欢久,不爱独枝莲(怜),只惜同心藕(偶)。”自然,郎的笑是有调笑的意味的,故闺人报以“长丝藕笑郎”之语。笑郎,大概是笑他的太不领情或是不识情趣吧。郎的情意不如藕丝之长,末句始露出“闺怨”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