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词人回忆年少时意气风发、征战沙场的光辉岁月。一卷《阴符》说明词人年少熟读兵书，深谙用兵之道；而“二石硬弓，百斤宝刀”则突出他力大无穷，身手不凡。“一”、“二”、“百”三个数词，读起来如泉喷涌，咄咄逼人。开篇三句将词人文武双全、雄才大略，气度非凡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接着以去声“更”字领格，统领四个偶句，对仗工整，节奏明快，激壮之情随之奔涌而出。接下来四句写词人扬鞭策马奔腾，速度犹如风驰电掣。“更玉花骢喷”至“谈笑皆堪折简招”几句写词人年少时文韬武略，广交贤能，与志同道合之士煮酒论天下，豪气干云。“龙跳”二字，极言其书法苍劲有力，有如蛟龙跳跃。“谈笑皆堪折简招”，把他们的从游关系，写得随便、热烈而又亲切。在九个四言偶句之后，突然出现这一平仄协调的七言句，显得音律和谐，语调从容，从而反映出主人公不仅仅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个带有儒将风度的英雄。歇拍三句略一转折，歌颂他怀有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从语言上看，又恢复了四言格局，庄重之中饶有豪迈气概。整个上片，从尚文习武、谈笑交游、建功立业等方面，塑造了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实际上正是词人的自我形象。
词的下片，词人先以一语扫过，随即描写现在。“当年目视云霄”一句，表现了词人傲岸不羁的性格。“谁信道、凄凉今折腰”，反用陶渊明作彭泽令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事，暗指此时之不得志。上句回忆当年，下句慨叹当前，给读者以强烈的对比感。后一句的前面冠以“谁信道”三字，更加强了愤懑不平的感情色彩。词人以苍凉深沉的笔调抒写壮志未酬、英雄暮年的悲慨。在这种强烈对比之下，感情的浓烈，已是至极。“怅燕然未勒”四句，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后汉书·窦宪传》所载窦宪登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二是李白《金陵凤凰台诗》所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此四句由一个“怅”字统领，表达作者请壮志难酬的激愤和悲凉。“老去”，也援用一典。可见其胸中积有多少愤懑情结。结尾三句全从上面的“老”字生发，用的却是形象化的语言。“歌罢犹须着酒浇”突出作者的深重苦闷，唱歌也无法将其排解，还需借酒，但却是借酒浇愁愁更愁。“休休也”是作者不甘而无奈的感叹，他回头看见镜中的自己，已经是白发生、容颜改，凄凉悲苦的感觉油然而生。
词的上片先写武艺，次写驭马，郊游，最后写建功立业，塑造出一个英武豪迈、兼具文韬武略的英雄形象，既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又是词人的自我形象。下片则写老年悲慨，苍凉郁勃。综合来看，词的上下两片对比强烈，过渡自然，语言精炼。词人用豪迈深沉的笔调，将一个已处暮年的爱国英雄渴望建功之志的情感充分而强烈地表达出来，全词豪宕疏放、雄肆激昂。同时，该词用典较多，既扩大了容量，却又并不粘滞板涩，其间融会贯通，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