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即兴诗，写雨后漫步花园所见的衰败景象。诗中摄取的景物很简单，也很平常，但平中见奇，饶有诗趣。
第一句“雨前初见花间蕊”。蕊（读rǔ），花心。这句是倒叙，作者追忆雨前的花园景象，意思是说：下雨之前，花儿刚刚开放。“初见”二字，表明诗人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欣赏，刚刚见到花开，天就下起雨来了，只好躲进屋中，等待雨晴，这两个字写出诗人赏花不成的遗憾心情。
第二句“雨后全无叶底花”。这句写眼前景象。意思是说：不料久雨过后，连一朵花也见不到了，全在雨水中凋谢了。“全无叶底花”，这几个字内容丰富。一、写出明处的花全被雨水打落了。二、写出诗人不甘罢休，拨开花叶，想找到藏在叶底的没受雨淋的花来，可见赏花之心多么热切。三、“写出连叶底的花也“全无”一朵，整个花园一片浓绿，锦色全无，这是多么令人失望、令人惆怅啊！
第三句“蜂蝶纷纷过墙去”。这句写到蜜蜂和蝴蝶的失望。蜜蜂和蝴蝶也是喜花爱花的，它们在久雨中好不容易盼到天晴，兴冲冲地飞到诗人的庭院，结果大失所望，不得已纷纷飞过墙头而去。现在，不但花儿没了，蜂蝶也走光了，诗人的庭院真是寂寞极了，诗人的心也是伤感极了。这句通过描写蜂蝶的飞走，加深了抒情的意味，使惜春气氛更加浓重了。
第四句“却疑春色在邻家”。这句是写诗人的心理，紧承上句写来。诗人看到蜜蜂和蝴蝶纷纷越墙而去，内心忽然产生一线光明，他不禁猜想：莫非春色还保留在邻家吗！不然的话，蜂蝶怎么飞过去了呢？如果是这样该有多好，自己便可以追随蜂蝶，前去欣赏了。作者内心伤春惜春的心情和眼前自然景象巧妙接合，既赋予蜜蜂蝴蝶以人格精神，又暗暗流露作者的内心感触，两者神态、心理写得活灵活现。其中，“却疑春色在邻家”，可谓神来之笔，造语奇峰突起，而又浑然天成，令人顿时耳目一新。这一句是全篇精髓，起了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经它点化，小园、蜂蝶、春色，一齐焕发出异样神采，妙趣横生。古人谓“诗贵活句”（吴乔《围炉诗话》），就是指这种最能表达诗人独特感受的新鲜生动的诗句。
这首七言绝句，精巧地选择雨晴后的景物，来进行生动的描绘，表达了作者的惜春之情。
这首词是作者旅途借宿，产生的相思离愁之情，通过描写郊原途中的凄美景色，来表达作者的离愁别绪。
上片写风雨后黄昏之景，为抒离情渲染环境。“郊原初过雨，见败叶零乱，风定犹舞”三句写了郊原秋景的概况，刚刚下过一场雨，看见零乱的枯黄的叶子飘落在地，风停下来了，但枯叶仍在空中盘旋。如此开篇，一开始就将全词笼罩在一种怅然若失的氛围中。词人以写景开篇，为下文转入抒情创造气氛。在郊外平原上，刚下过一场秋雨。秋风、秋雨，向来逗人生愁，何况见败叶凋零，风定尚纷纷坠落，更触起词人心里的烦恼。这一情境宛似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著名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用飘坠的树叶衬托出思人纷乱不安的心情。只不过此词意境像南朝谢贞《春日闲居》的诗句“风定花犹落”，乃静中见动景象；而与屈原所作前两句纯为动态描写略显不同。以上三句，兼示各种声响——雨声、落叶声和断断续续的风声。接下去才着力勾画斜阳、深树和远山等静物，从中渲染出一段“浓愁”。因为斜阳使人生迟暮之感；深树隐映，益见暗淡。远山一抹深青色，恰似佳人眉黛呈妩，更逗人相思，更添人愁苦。“斜阳挂深树，映浓愁浅黛，遥山媚妩”三句接下来写远望的景色，斜阳挂在密密的树林之上，映照着远山，好似一个多愁的人蹙着双眉，其中“挂”字形象地写出了雨后斜阳的偏狭角度。“映浓愁浅黛”一句，则展现了雨后空气艨胧，远山的山形走势如空蒙的山水画，只有淡淡的墨痕。“来时旧路，尚岩花、娇黄半吐。到而今，唯有溪边流水，见人如故。”词人不禁回顾来时的旧路，见岩前的黄花仍含娇半吐，只不见人面何处。随着时间的流逝，事物都发生了变化；到而今不变的，似乎只有溪边的流水，待人如故。这当然纯属词人的主观想法，并不符合流水的实际情况。但词人目的在强调一切有情物都在变化；而流水之所以不变，乃由于它专于情。从这里可以看出：词人的审美判断完全取决于感情的需要；一切物象都透过词人感情的三棱镜而折射出种种奇光异彩。这是词人们不同于科学家们的所在。同时，“来时”与“今日”相对比，含蓄地将作者要表达的愁绪蕴含其中，惟妙惟肖。
“郊原”六句以落叶、深树、遥山意象组合成寒秋风雨过后凄艳而衰乱的景象，“乱”、“愁”二字于远山妩媚之美景中已显示出风雨摧蚀的暗淡痕迹，乱叶零落，树色浓淡、浓者枯黄暗淡如愁容，淡者青绿如眉黛。以移情手法将深树喻为佳人，反射词人心迹，映衬出人生风雨飘摇，心绪之凌乱和情思之愁郁。“来时”四句以“岩花”、“流水”互文交映，追忆当初来此旧路时，岩花烂漫，流水潺泼，而今重来岩花凋谢。唯有流水伴我如故，写出落花流水变化无常的凄凉之感。
下片抒相思寻旧之情。写词人下马探寻往昔与恋人游乐欢娱之旧踪，与败叶流水相对，物我寂然，无语凝噎之状。“无语”一顿，无语之中包含着千言万语，承上片探寻往昔的痕迹，承上启下。“无语”，既是上片回思万千而不得其解的结果；又是下片种种行为、思考和感慨的契机。“邮亭深静，下马还寻，旧曾题处。”这就是词人“无语”后的第一个行动。“深静”二字点出词人居深处静之孤独，寂寞境况。“旧曾题处”乃所寻旧日双双题诗传情，幽期密会之地。邮亭，是古代传递函件和书信的地方。而今它静悄悄，说明伊人音信杳无。词人往日可能曾偕伊人一同在此题写过什么；而今她既然杳无音讯，词人便退一步想寻得往日题写的所在，以访伊人旧踪，以当重晤。结果他有没有寻见，词中并未明言，读者自可任意思考。但事实是，无论词人寻得与否，都无补于他心灵的空虚。因此词人深深感到：“无聊倦旅。伤离恨，最愁苦。”后两句六个字，作者郁结心中的愁苦之情再也按捺不住，一涌而发，直抒胸臆，揭出本篇主旨：人在旅途，尽管已十分疲惫，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而每每离别所带来的感伤，则最令人愁苦。“收香藏镜”，收香、藏镜，暗用了两则典故。前则用晋代韩寿故事，韩寿年少貌美，为贾充的女儿所爱。贾充的女儿暗把皇帝赐给贾充的西域奇香送给他。此事后来被贾充发觉，贾充无可奈何，只好将女儿嫁给韩寿。后则用徐德言和乐昌公主的故事，徐德言娶了陈后主妹妹乐昌公主。在陈亡之前，他们把一面镜子破成两半，各执其半以为信物。陈亡之后，他们终因破镜相合而得重网。词人反用这两则典故，目的在强调即使信守前盟，他年重到，也未必就能会合。正如崔护《题都城南庄》所咏：“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同时，这三句暗写前途未卜的忧虑和悲观的推测。即使把恋人所赠的异香或半镜珍藏好，等待着她的再次到来，可是将来能再见到她吗，也不知那位桃花般美丽的姑娘是否还在。“念沉沉”，既说明佳人居室之深远幽暗。又表现词人相思之悠悠深长，相思深切之时。唯有梦中去“小阁幽窗”，寻觅她的芳踪，徒增更深的空虚与渺茫。词人用梦境结束全词，说明除了梦境之外，他的企求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
此词以“斜阳”始，以“幽梦”止，巧妙挽合今昔悲欢，写景寓情，叙事怀人，抱收香藏镜之痴，抒人去阁空之恨。全词风格委婉、含蓄，语言却甚流畅。虽然接连用了好几个典故，但不致使人感到晦涩难解。综合袁去华现存全部词作，足以看出其风格是多样的。他的词有些近于豪放，有些近于婉约；而豪放不至于粗，婉约不至于晦。在南宋初期的众多词人中，袁去华显然据有一个虽小而颇为独特的席位。
婉约派词人许多伤离怀远之作中，这是一首颇负盛名的词。它不仅具有情致深婉的共同特点，而且具有一般婉约词少见的寥阔高远的特色。它不离婉约词，却又某些方面超越了婉约词。
起句“槛菊愁烟兰泣露”，写秋晓庭圃中的景物。菊花笼罩着一层轻烟薄雾，看上去似乎脉脉含愁；兰花上沾有露珠，看起来又像默默饮泣。兰和菊本就含有某种象喻色彩（象喻品格的幽洁），这里用“愁烟”“泣露”将它们人格化，将主观感情移于客观景物，透露女主人公自己的哀愁。“愁”“泣”二字，刻画痕迹较显，与大晏词珠圆玉润的语言风格有所不同，但借外物抒写心情、渲染气氛、塑造主人公形象方面自有其作用。
次句“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这两种现象之间本不一定存在联系，但在充满哀愁、对节候特别敏感的主人公眼中，那燕子似乎是不耐罗幕轻寒而飞去。这里与其说是燕子的感觉，不如说是写帘幕中人的感觉——不只是在生理上感到初秋的轻寒，而且在心理上也荡漾着因孤孑凄清而引起的寒意。燕的双飞，更反托出人的孤独。这两句只写客观物象，不着有明显感情色彩的词语，表示的感情非常委婉含蓄。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上片后两句是说，明月不明白离别的痛苦，斜斜的银辉直到破晓还穿入朱户。
从今晨回溯昨夜，明点“离恨”，情感也从隐微转为强烈。明月本是无知的自然物，它不了解离恨之苦，而只顾光照朱户，原很自然；既如此，似乎不应怨恨它，但却偏要怨。这种仿佛是无理的埋怨，却正有力地表现了女主人公在离恨的煎熬中对月彻夜无眠的情景和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怅触。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过片承上“到晓”，折回写今晨登高望远。“独上”应上“离恨”，反照“双飞”，而“望尽天涯”正从一夜无眠生出，脉理细密。“西风凋碧树”，不仅是登楼即目所见，而且包含有昨夜通宵不寐卧听西风落叶的回忆。碧树因一夜西风而尽凋，足见西风之劲厉肃杀，“凋”字正传出这一自然界的显著变化给予主人公的强烈感受。景既萧索，人又孤独，几乎言尽的情况下，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展现出一片无限广远寥廓的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里固然有凭高望远的苍茫之感，也有不见所思的空虚怅惘，但这所向空阔、毫无窒碍的境界却又给主人公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使其从狭小的帘幕庭院的忧伤愁闷转向对广远境界的骋望，这是从“望尽”一词中可以体味出来的。这三句尽管包含望而不见的伤离意绪，但感情是悲壮的，没有纤柔颓靡的气息；语言也洗净铅华，纯用白描。这三句是此词中流传千古的佳句。
高楼骋望，不见所思，因而想到音书寄远：“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彩笺，这里指题诗的诗笺；尺素，指书信。两句一纵一收，将主人公音书寄远的强烈愿望与音书无寄的可悲现实对照起来写，更加突出了“满目山河空念远”的悲慨，词也就这渺茫无着落的怅惘中结束。“山长水阔”和“望尽天涯”相应，再一次展示了令人神往的境界，而“知何处”的慨叹则更增加摇曳不尽的情致。
这首词上下片之间，在境界、风格上是有区别的。上片取景较狭，风格偏于柔婉；下片境界开阔，风格近于悲壮。但上片深婉中见含蓄，下片于广远中有蕴涵。王国维借用词中“昨夜”三句来描述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虽与词作原意了不相涉，却和这三句意象特别虚涵，便于借题发挥分不开的。
这首诗是写契丹风土。前八句展示大漠景色，春草万里，百花烂漫，契丹人成群结队地歌舞游牧，洋溢着放浪欢快的气氛。次八句描绘打猎场面，在猎人、猎鹰与天鹅的激烈冲突中，表现契丹人骁勇尚武的精神。后八句说明天鹅味美，价值昂贵，极难猎取，从天鹅腹中的新姜得知其一昼夜即从中原飞到漠北，收束精彩。全诗内容新奇，语言明快，节奏跳荡，纯用白描，在姜夔诗中别具一格。
第一韵四句，概言契丹人文、自然风光。契丹人居于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现属内蒙古昭乌达盟地界，河之南为沙漠，河之北为牧区，故云“家住云沙中”。契丹人善于驭马驾车，次句“耆车如水马若龙”，言其车、马气势之盛。春到草原，景色最美，“草色一万里”，言最朴素，亦最见特点。“芍药牡丹相间红”，则是南人不见北地风光而带有理想色彩的描写了。
在展开了这一春天草原美丽景色的大背景后，第二韵转写契丹人的浪漫生活：大人牵车前行，小孩欢欣起舞，女子弹奏琵琶，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渔猎以食，车马为家”，逐水草而居，所以“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是对契丹游牧生活的精当概括。
草原上的民族往往兼长骑、善，诗中第三韵以后专写打围之事。天鹅亦称“鹊”，羽毛纯白，体大颈长，冬季见于长江以南，春季北迁，内蒙高原的湖沼正是其栖息地，“平沙软草天鹅肥”七字，将春天时节的天鹅及其生活环境作了准确描写。“胡儿千骑晓打围”，可见合围的气势。“皂旗低昂”，以旗帜的起伏作铺垫，“围渐急”自然而出。惊作羊角凌空飞”，庄子《逍遥游》以“羊角”一词用于鲲鹏，天鹅健飞，以“羊角”之曲折上升的旋风写天鹅惊飞，正见与“千骑”、“皂旗”相适，有峭拔、劲健之风。骏马善跑，对冲天而起的天鹅却无可奈何，于是猎鹰出场了。
此诗第四韵首句“海东健鹘健如许”，显见对海东青的赞叹之意。健鹘立于韝上，随时准备出击猎物，故曰：“风生看一举”。由于天鹅与海东青均善飞，此番追逐当非短程，“万里追奔未可知”言此意。但是，海东青毕竟攻击力非凡，并未追奔万里，亦未驱驰多时，已忽然见到毛羽纷落，虽未明言天鹅被获，但其意已出。
第五韵继言天鹅：由于天鹅难得，其味尤美，故赏金极高，且只有贵族才得食。“平章俊味天下无”，言品尝其味，鲜美异常，为天下所无。为得此美味，“年年海上驱群胡”，言每年春天，契丹族都投入众多人力来打猎，天鹅栖于湖沼，北方称之为“海子”，故曰“海上”。“一鹅先得金百两”，言“先得”之为贵。
“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须猛禽追猎，是因其善飞，最后一韵补言此意：“天鹅之飞铁为翼”，以铁翼状其善飞。“射生小儿空看得”，即使长于猎射者也无可奈何，《史记·李将军传》言匈奴有射雕手，后引作善射者，“射生小儿”技不及此，当然只能“空看得”了。
结尾二句脱出寻常蹊径，别换一角度来写，言天鹅腹中有新姜，使人惊怪，姜喜阴湿、温暖，忌干旱、霜冻，仅在中国南部和中部裁培，因此，这新姜原来是天鹅在江南所吃的隔夜之食，经宿而从江南飞至辽域，岂他鸟可及。
观《契丹歌》确有“散漫纵横"与“放情”的特点。诗中一、二韵的八句，其实已概言契丹的风土习俗，但意犹未已，纵笔详写合围天鹅事，以千骑打围、健鹘追击、天使走送分别言之，最后突出奇笔，以腹中之新姜宿食补写天鹅之善飞，戛然而止。这不仅让人看到白石善写梅、荷、杨柳等江南风物，长于吹萧调筝等才子生活的另一面，从中体味出对异域风情的赞美、向往之情，而且在章法结构上多作变换角度之笔，有变幻超忽之妙。作为“放情”之作，并不过于注重经营结构，堪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
作者虽无直接的生活体验，但由于具有奇情妙思，故写来不乏真切动人之致。如“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之写契丹浪漫生活，“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之写围猎场面，“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的邀功急送，都历历如绘。至如写猎鹰的四句：“海东健鹘键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充满动态，是传神之笔，末句更有“风毛雨血，洒野蔽天”（班固《西都赋》）之势，较之杜甫《画鹰》的“何当击凡鸟，毛血酒平芜”，自有其不同风貌。诗中写景之句。如“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有巨细结合，刚柔相济的特点，“平沙软草”四字则抓住了漠北早春的特征，均可谓长于表达。写天鹅的“惊作羊角凌空飞”，“天鹅之飞铁为翼”，都有浪漫的气息，想象的色彩，尤其是结句之宿食新姜，更是奇思所在。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