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牡丹诗佳篇迭出，王建此篇不写牡丹一时之态，而是从牡丹之贵写到牡丹之美，再写牡丹凋零，用变化的角度去赏牡丹，道尽惜牡丹之情。
诗作开篇言牡丹之贵，“名价别”三字直接道出牡丹的尊贵凌驾于诸花之上。随后作者用一个益字，生动的描写了长安城内牡丹花开的盛况，诺大的长安城处处是牡丹盛开，那繁盛的景象就好似要溢出来一般。此“益”引申为“满”，如同韩昌黎“绝色烟柳满皇都”，两诗皆非单讲数量之多，而是从更深层的去讲，韩诗更多的是写春满长安，而王建此句是讲牡丹的气质风采风靡了长安。用笔夸张大胆，用字生动准确，令人深切感受到牡丹之盛。
后句用反衬的写法进一步说牡丹之美，苓蔆是传说中的香草，却被牡丹的花香比的羞愧欲死；山踯躅是颜色红艳的花，遇到牡丹的艳色却显得黯然失色几如枯萎。这样的描写下，即使没见过牡丹的人也能感受到牡丹超绝的鲜艳和芳香。紧接着，作者描写牡丹的气韵。枝干为柔光所笼，而花朵被妖艳的色彩晕染了娇嫩的肌肤。前句描写牡丹纤细的枝干姿态和气质，后句则以美女嫩肤为比喻写牡丹的花朵的质感，分别从不同角度生动描述牡丹花的娇美。随后，作者用大量比喻，描写牡丹花的细节。用金粉来比牡丹花的黄蕊，而满字也生动的写出牡丹花蕊之繁；用缕缕红流苏来比牡丹翻卷的花瓣，写出了牡丹花瓣色泽和形态。“好和”句，以衬托笔法写牡丹之贵。香气可以熏染御衣，姿态可以描画入宫图，都是用皇家所用来衬托牡丹气质的高贵。
随后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开始写牡丹的晚态和凋零，用哀愁的新妇，望着病夫的女子，分别写牡丹的将谢和凋零。用拟人的笔法，写出了牡丹的晚态，惹人怜惜。从写牡丹之盛到牡丹之贵再到牡丹之美转而写牡丹将谢，再写牡丹凋零，作者一步步引导大家从赞叹到喜爱再到怜惜。这时作者发出感慨，请大家珍惜花时，客人能多赏一会儿就多赏一会儿吧。这时的感慨已经是水到渠成，通过前面的描写，读者此时对牡丹的怜惜应也感同身受，仿佛作者是道出了我们心中之所想。
最末，作者用一夜清风起，千金买亦无，道出了花时难久的怅然。开篇之盛艳，末尾之冷清，强烈的对比让末尾仿佛一副大留白的画卷，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清风吹过，花亦凋零，这其中是不舍，是怜惜，是冷清，种种情感由人品读。
借凋零写惜花非王建独有，白居易就有《惜牡丹花》开一时之风气：“惆怅阶前红牡丹， 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 夜惜衰红把火看。”此后李商隐的效仿作《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苏轼亦作：“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而尽管王建的牡丹诗同样是写凋零写惜花，却是从花开写到花落，借对情感的把握的细致入微，用精心的铺垫将读者引入到那种怅然若失的情景当中。诗作描写过渡自然，惋惜怅然之情水到渠成。王建的牡丹诗从单纯的赏牡丹落笔，惜牡丹入情，不寄托政治抱负个人得失，就是写一个“赏”字，且赏出了独特的风格，乃唐代赏牡丹诗作中别具一格的作品。
词作上片写春归大地，词人闭门幽居，思念亲人，自怜飘零。“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扃”，首二句写词人闭门幽居。首句与欧阳修《蝶恋花》词一样，连用三个“深”字，前两个“深”字为形容词，形容庭院之深；后一个“深”字为动词，作疑问句，加重语气，强调深。连叠三个“深”字，乃比兴之作。貌写闺情，实蕴国恨。次句是用韩文公《华山仙女诗》“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幕深金屏”，再加强“深”的意境，“常扃”与陶渊明《归去来辞》“门虽设而常关”，同一机杼，孤寂之心，忧愤之情，跃然纸上。词境静穆，不言愁苦，而使人更难为怀。云雾缭绕着楼阁，门窗常常紧闭，虽不深而似深，这是对庭院之深的具体描写。云雾缭绕是自然状况，是地处闽北高山地区建安所特有的，而门窗“常扃”，则是词人自己关闭的了。这表明词人自我幽闭阁中，不愿步出门外，甚至不愿看见外面景况，所以不仅闭门而且关窗。李清照酷爱“深深深几许”之语，是很有艺术见地的。因为它一连叠用三个“深”字，不仅渲染出庭院的深邃，而且收到了幽婉、复沓、跌宕、回环的声情效果。它跟下句合起来，便呈现出一幅鲜明的立体图画：上句极言其深远，下句极言其高耸。用皎然的话说，这就叫“取境偏高”（《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用杨载的话说，这就叫“阔占地步”（《诗法家数》）。它给欣赏者以空间无限延伸的感觉。但句尾一缀上“常扃”二字，就顿使这个高旷的空间一变而为令人窒息的封闭世界。
第三句写的就是词人所不愿见到的景物：“柳梢梅萼渐分明。”柳梢吐绿，梅萼泛青，一片早春、大地复苏的风光。写景如画，不设色，淡墨钩线，着一“渐”字，为点睛之笔。李清照是位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词人，对大自然的细微变化，有着敏感的悟性。“雪里已知春信至”（《渔家傲》）、“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小重山》），在这些早期作品里，表现的是喜春之情。可如今却怕见春光。结二句写的就是怕见春光的原因：“春归秣陵树，人客建安城。”这两句内涵极其丰富，所蕴含的痛楚情怀是相当深沉的。两句铺叙，合时、合地，境界自成。“春归”时间概念，“秣陵树”空间概念，意谓南宋偏安建康又一度春光来临了；“人老”时间概念，“建康城”空间概念，痛北人将老死南陲，创造出一种悲恸欲绝的境界。秣陵、建康，同地异名。它被分别置于上下对句之中，看似合掌（诗文内对句意义相同谓之“合掌”）。但上句写春归，是目之所见；下句写人老，是心之所感。它把空间的感受转化为时间的感受，从初春来临联想起人的青春逝去。情致丰富，毫不显得单调、重复。它貌似“正对”（即同义对）而实比“反对”（即反义对）为优，可视为此篇的警策。
词作下片，承上片怕触景伤怀，进而追忆往昔，对比眼前，感到一切心灰意冷。“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今昔对比，无限感喟。李清照与赵明诚是一对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恩爱夫妻，他们共迷金石，同醉诗文，烹茗煮酒，展玩赏鉴，沉醉于富有诗意的幸福生活之中。李清照以其女性的独特敏感和文学修养，以春花秋菊为题材，曾写过不少好词。“多少事”，以强调语气，表示很多，记也记不清了。可如今年老飘零，心情不好，什么事也做不成。至此，词人情绪极为激动，不禁呼出：“谁怜憔悴更凋零！”破碎山河无人收拾，词人憔悴瘦损、流落江南。词人在《永遇乐》中曾以“风鬟雾鬓”描绘她的“如今憔悴”。“谁怜”二字，表明词人身处异乡，孤身一人，无人可诉。而一个“更”字，道出了词人的心境日渐一日的悲凄。
结末，“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这二句并非写实，而是举出她一生中印象最深、与她夫妻生活最有关系，作为“感月吟风”绝佳题材的事件。“试灯”，是宋人元霄节前是盛事。词人在《永遇乐》中曾回忆当年：“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踏雪”，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八载：“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这两件事，在空间上，从北（汴京）到南（建康）；在时间上，从词人青年时期到中年时期。当年，她对这两件事都很感兴趣，可如今，却认为“无意思”、“没心情”，与上片的怕见春光遥相呼应，进一步表露了词人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冷。下片以对往昔生活的追怀、眷恋与如今飘零异地、悲凄伤感相对比，写出一位年老憔悴、神情倦怠的女词人形象。
南渡以后，清照词风，从清新俊逸，变为苍凉沉郁，这首《临江仙》是她南渡以后的第一首能准确编年的词作。国破家亡，奸人当道，个中愁苦，不能不用含蓄曲折的笔法来表达。少女时代的清纯，中年时代的忧郁，一化而为老年时期的沉隐悲怆。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轻松闲适，诗意盎然。一力辩，一巧辩；一求真，一尚美；一拘泥，一超然；让人读后会心一笑而沉思良久。
惠子好辩，重分析。对于事物有一种寻根究底的认知态度，重在知识的探讨；庄子智辩，重观赏。对外界的认识带有欣赏的态度，将主观的情意发挥到外物上而产生移情同感的作用。如果说惠子带有逻辑家的个性，那么庄子则具有艺术家的风貌。
1.雄辩的机锋。文章写庄子与惠子同游于濠水的一座桥梁之上，俯瞰鲦庄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因而引发联想，展开一场人能否知“庄之乐”的论辩。除了开头内容用叙述语句略作交代，通篇采用对话形式。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论技巧，顶真式地将这场论辩深化。且不说论辩双方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仅两人不在论辩中所反映出来的敏捷的思维、睿智的辩语、雄辩的机锋，就令人拍案叫绝，不禁惊叹两人的雄辩之才。
2.无穷的韵味。惠子从认知规律上来说，人和庄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庄不可能有人的喜怒哀乐；庄子则从艺术角度来说，人乐庄亦乐。从认知规律上说，庄子的逻辑推理纯属诡辩。然而，庄子子的诡辩却并不使人反感，因为庄子完全是以艺术的心态去看待世界的。人乐庄亦乐，这是典型的“移情”作用。所谓“移情”，就是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庄当然不可能有喜怒哀乐，但庄子把自己在濠梁之上游玩的快乐，移到到嬉游的庄儿身上，更加衬托出庄子的快乐。所以，本篇所写不但不会使人感到庄子是在狡辩、强词夺理，反倒使人觉得庄子说得好妙趣横生，读后感到韵味无穷。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