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即兴诗,写雨后漫步花园所见的衰败景象。诗中摄取的景物很简单,也很平常,但平中见奇,饶有诗趣。
第一句“雨前初见花间蕊”。蕊(读rǔ),花心。这句是倒叙,作者追忆雨前的花园景象,意思是说:下雨之前,花儿刚刚开放。“初见”二字,表明诗人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欣赏,刚刚见到花开,天就下起雨来了,只好躲进屋中,等待雨晴,这两个字写出诗人赏花不成的遗憾心情。
第二句“雨后全无叶底花”。这句写眼前景象。意思是说:不料久雨过后,连一朵花也见不到了,全在雨水中凋谢了。“全无叶底花”,这几个字内容丰富。一、写出明处的花全被雨水打落了。二、写出诗人不甘罢休,拨开花叶,想找到藏在叶底的没受雨淋的花来,可见赏花之心多么热切。三、“写出连叶底的花也“全无”一朵,整个花园一片浓绿,锦色全无,这是多么令人失望、令人惆怅啊!
第三句“蜂蝶纷纷过墙去”。这句写到蜜蜂和蝴蝶的失望。蜜蜂和蝴蝶也是喜花爱花的,它们在久雨中好不容易盼到天晴,兴冲冲地飞到诗人的庭院,结果大失所望,不得已纷纷飞过墙头而去。现在,不但花儿没了,蜂蝶也走光了,诗人的庭院真是寂寞极了,诗人的心也是伤感极了。这句通过描写蜂蝶的飞走,加深了抒情的意味,使惜春气氛更加浓重了。
第四句“却疑春色在邻家”。这句是写诗人的心理,紧承上句写来。诗人看到蜜蜂和蝴蝶纷纷越墙而去,内心忽然产生一线光明,他不禁猜想:莫非春色还保留在邻家吗!不然的话,蜂蝶怎么飞过去了呢?如果是这样该有多好,自己便可以追随蜂蝶,前去欣赏了。作者内心伤春惜春的心情和眼前自然景象巧妙接合,既赋予蜜蜂蝴蝶以人格精神,又暗暗流露作者的内心感触,两者神态、心理写得活灵活现。其中,“却疑春色在邻家”,可谓神来之笔,造语奇峰突起,而又浑然天成,令人顿时耳目一新。这一句是全篇精髓,起了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经它点化,小园、蜂蝶、春色,一齐焕发出异样神采,妙趣横生。古人谓“诗贵活句”(吴乔《围炉诗话》),就是指这种最能表达诗人独特感受的新鲜生动的诗句。
这首七言绝句,精巧地选择雨晴后的景物,来进行生动的描绘,表达了作者的惜春之情。
这首诗虽说是秋天偶然写成,细细分辨却可看出程颢的人生态度。就是心境悠闲,不慌不忙,丝毫不觉得任何压力。睡眠充分,精神充足,走出户外,放眼望去。以平静的心情去欣赏万物时,发现无一不具特色,各有其存在的道理,颇具自得的神情。春夏秋冬四时,也都有各自的美好风光与特殊胜景,这些都要靠人去品味。我们应该随着四季的变化而享受自然的乐趣。
首联说自己心境清闲,事事从容,睡醒之时,红日高照。此处的“闲”,是佛、道两家宣扬的“心气和平”、“收心忍性”,从心灵中清除七情六欲,是谓“无生”。这均是修身养性的结果,是清静无为的化境。按照二程理学修养的程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就是首句“闲”的内涵,只有如此,才能“无事不从容”,即事事从容。从容的表现就是第二句描绘的“睡觉东窗日已红”。一觉睡醒,红日高照,满窗红亮。一、二两句可看作因果关系。以下进一步申述事事从容的结果,宣讲理学哲理。
颔联说世间万事万物,虽然纷纭变幻,千奇百态,但只要静静地观察,就能穷极物理、格物致知。程颢说的“格物”当然不是今人所说的科学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程颢说“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所谓“格物”就是“理与心,而人不能会之于一”,因此要去“私意”(存天理,去人欲),从内心大作文章。他们认为万物都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理。只有这样,春夏秋冬,四季佳景,才能和别人一样地同享共待。颈联进一步解释“自得”之境界。程颢所谓的“道”是同“形”一起来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即抽象概括,概括出的抽象原则叫“道”。“形而下”,指具体的事物,即“器”,而道与器的关系是道藏于器,即具体的器离不开抽象的道。道体之大,天地万物,风云变态,自然社会,无所不重,莫有不通。“思”就是思考,抽象、概括,亦即颔联所谓的“静观”。“思鹜八极,心游万仞”的结果,就可以抽象出道。这种“格物致知”的功夫,指导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就是尾联讲的“富贵不淫贫践乐”。按照二程的理学思想“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他们认为,天之生物有贵贱等级的区别,有大小,有长短,君子是大,小人是小,就是“天理”,因此程颢要求处富贵而不淫,安贫贱而自乐。男子汉若能修养到这一步,就是英雄豪杰,就是伟丈夫。
在生命的悲情与思考之下,诗人超越了一己的得失和现实的困境,从更高更远以及更主动的层次上去提升人生的意义。这首诗表现的是道,是静观,静观就是去欲,四时佳兴就是去欲之后获得的快感,道通天地,才能够有这种感觉,所以富贵不淫,身处贫贱也感觉到快乐。这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儒家观念,但是到了静观的境界,能够平静的看待世间一切,也就是真正的英雄了,这就是一种超越。
欧阳修胸襟旷达,虽处逆境之中,仍能处处自得其乐。他的《醉翁亭记》,末二段就表现了他与民同乐的情景。此诗和《醉翁亭记》同样用了一个“醉”字,但并不过多地渲染那些离情别绪。《醉翁亭记》是写游宴之乐、山水之美,这诗所表现的父老亲故送别饯宴的情景,别是一番情味。
诗的前二句以绚丽的春光衬托热烈的送别场面。后二句抒情,内里实在蕴含着惜别的深情,只是故作旷达自慰且慰人。这首诗落笔轻快自然,平易流畅。
首句写景,点明别滁的时间是在光景融和的春天。
欧阳修由滁州徙知扬州,朝廷的公文是在那一年闰正月下达的,抵达扬州为二月。滁州地处南方,气候较暖,这里与作者在夷陵(今湖北宜昌)所写的另一首《戏答元珍》诗“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不同,而是花光浓烂,柳丝轻明。这样,此诗首句不仅写出了别滁的节候特征,也为全诗定下了舒坦开朗的基调。
次句叙事,写当地吏民特意为欧阳修饯行。
“酌酒花前”,是众宾客宴送知州,与《醉翁亭记》的知州宴众宾正好相反;这天还有丝竹助兴,气氛显得热烈隆重。它虽不同于以往投壶下棋、觥筹交错的游宴之乐,但同样写出了官民同乐和滁州民众对这位贤知州离任的一片深情。
后两句是抒情,诗人把自己矛盾、激动的心情以坦然自若的语言含蓄地表达了出来。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期间,颇有惠政。饯行时当地父老向他所表示的真挚友好的感情,使诗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两年多的贬谪生活即将过去,这里地僻事简,民俗淳厚,作者特别对以前在滁州琅琊山与众宾客的游宴情景怀念不已;而此时却是离别在即,滁州的山山水水,吏民的热情叙别,使他百感交集。这里“我亦且如常日醉”的“且”字,用得极好,写出了诗人与众宾客一起开怀畅饮时的神情意态和他的内心活动。
结句用的是反衬手法,在这种饯别宴上作为助兴而奏的音乐,是欧阳修平时爱听的曲调。但因离忧婴心,所以越是悦耳的曲调,内心就越感到难受。唐朝张谓写过一首题为《送卢举使河源》的赠别诗:“故人行役向边州,匹马今朝不少留。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竹为君愁。”这里结句所表达的意思,为欧阳修所化用。“莫教弦管作离声”,发人思索,使诗意余韵不尽。后来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涧叟》诗“我自只如当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也是从此脱出。
欧阳修这首诗与一般叙写离愁别绪之作所渲染的凄恻之情,有明显的不同,它落笔轻快自然,平易流畅。这与宋初盛行的刻意追求辞藻华丽,内容却显得空虚的“西昆体”诗风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以明快朴实的诗风力矫时弊,因而就成了北宋诗坛的一大名家。
此诗共四章。以女子的口吻,写她因丈夫的肆意调戏而悲凄,但丈夫离开后,她又转恨为念,忧其不来;夜深难寐,希望丈夫悔悟能同样也想念她。其感情一转再转,把那种既恨又恋,既知无望又难以割舍的矛盾心理真实地传达出来了。
第一章写欢娱,是从男女双方来写。“谑浪笑敖”,《鲁诗》曰:“谑,戏谑也。浪,意萌也。笑,心乐也。敖,意舒也。”连用四个动词来摹写男方的纵情粗暴,立意于当时的欢娱。“中心是悼”,悼,担心忧惧的意思,是女方担心将来的被弃,着意于将来的忧惧。
第二章承“悼”来写女子被弃后的心情。“惠然肯来”,疑惑语气中不无女子的盼望;“莫往莫来”,肯定回答中尽是女子的绝望。“悠悠我思”转出二层情思,在结构上也转出下面二章。
第三、四章表现“思”的程度之深。“寤言不寐”,是直接来写,“愿言则嚏”、“愿言则怀”则是女子设想男子是否想她,是曲折来写。而归结到男子,又与第一章写男子欢娱照应。全诗结构自然而有法度。
诗各章都采用“比”的表现手法。因比而兴,诗中展示出狂风疾走、尘土飞扬、日月无光、雷声隐隐等悚人心悸的画面,衬托出女主人公悲惨的命运,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这在古代爱情婚姻题材的诗歌中是别具一格的。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