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这篇百余字的谈话精辟短小,特色鲜明。作者先表彰耿弇的功劳,以淮阴侯韩信作衬托;再用“有志者事竟成”激励之。。
第一句至第三句是文章的第一层,写光武帝对耿弇削平割据的战略构想并不以为然,但当战争开始后耿弇在战斗中节节胜利,使光武帝为之振奋。尤其是当耿弇拿下临淄以后,光武帝深受震动,破例亲临前线劳军。他对耿军事上的才能和胜利极为赞赏,可他并不是滔滔不绝空发议论,而是用简练生动的事实来说明问题。如:过去用兵如神的韩信,是破历下开创了汉家基业的。而今,耿弇却以攻取祝阿而大显神威,可以说是和韩信“功足相方”了。过去,韩信平定青州,是“袭击已降”,借他人之力取胜,而现在耿弇却凭借自己的才智,“独拔勍敌”,这就高出韩信一筹了。所以说“其功乃难于信也”。这些事实表明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些胜利的取得,恰恰表明了耿弇是个“有志者”,是个非同一般的英雄。作者以历史和现实来评人论事,既省却了大段的空泛议论,又达到了表彰鼓励耿弇的目的,使人心悦诚服。 [1] 作者以事实为依据,采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了耿弇智勇双全、功勋卓著。首先,作者用今昔对比,说明韩信“开基”和耿弇“发迹”皆在战略要地“齐之西界”。耿弇取得的重大胜利无疑对稳定东汉局势有重大意义,其功劳是足以和韩信相媲美的。历史上,汉家基业的创立,是靠韩信这样一批功臣实现的,而现今的中兴,也是由于有耿弇一样的骁将而成功的。光武帝是感到由衷欣慰的。接着,作者又进一步用衬托的方法,突出表彰耿弇的功劳大大超过了韩信,因为韩信虽然勇冠三军、所向披靡,但他平定齐国时是“袭击已降”,攻击的是放下武器的敌人,这算不了什么。而耿弇平定割据势力,却“独拔勍敌”,靠自己的智勇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所以“其功乃难于信也”,是不容置疑的。作者以韩信这位盖世英雄作衬托,突出了耿弇的不同凡响。这种赞誉无疑会更加激励人们的斗志,也达到了光武帝劳军的目的。
第四句至第五句为第二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指明历史上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对田横投降后“诏卫慰不听为仇”,而现在对张步也将采取宽大为怀的政策,“诏大司徒释其怨”。这一比较,一方面交待了对敌政策,瓦解分化了敌人,同时也隐含着作者炫耀自己是明君贤主的心理。对比和衬托的运用,使文章更加生动感人。
文章层次清楚,结构严谨,文字简短,语言生动。这段谈话一共六句三层。前三句为一层,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表彰耿弇的功绩,简练阐述他不仅和韩信“功足相方”,而且“其功乃难于信”。中间两句为一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回顾历史,联系现今,交待对张步的政策,以分化瓦解敌人。最后一句为一层,盛赞耿弇“有志者事竟成”的精神,结束谈话。这三层紧密相联,环环相扣,不蔓不枝,观点鲜明。这段谈话,语言也异常简洁, 凝炼, 如对历史事件, 寥寥数笔精炼概括, 既不铺张展开, 也不妄加评论, 省却大量篇幅, 作到言简意赅。尤其是“有志者事竟成”一句, 有画龙点睛之妙, 因此, 至今还是激励人们克服困难的习惯用语。
本文只有百余字,但能恰当地引用历史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光武帝首先将耿弇的功业与西汉名将韩信相比,并且认为耿弇攻取祝阿比韩信攻破历下更难,所以更值得称颂,这大大地肯定了耿弇的战功。接着又引证史实,表明只要张步投降,他愿意赦免其罪过。这就进一步瓦解了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