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感慨多年未得有做官的机会,到了三十多才好不容易有个官做,感慨这么多年做官的心情已经多半消退了。“三十始一命”,“一命”是官秩最低等,从八品,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工作刻板琐碎。这对隐居耕读十载的岑参来说太失望了。于是感到“宦情多欲阑”,做官的念头消磨殆尽。
但失望归失望,因为家无产业,诗人还是不敢对这来之不易的小小官职有不屑之意。“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在这里,岑参流露出对其初授官职不那么感兴趣,从官职的卑微来说,本不屑为之;可是为生活所迫,却不敢以此为耻。其无可奈何的心态,跃然纸上。
第三联写景。“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两句中最精炼传神的分别是“吞”、“醉”。前者写出了谷水淹没山间小路、恣肆无拘的情态,后者写出了山花装点药栏、旁若无人怒放的情态,从而表达诗人对隐逸生活的留恋。
尾联“只缘五斗米,辜负一渔竿”两句用典。“五斗米”不是指实数,而是一种修辞手法——夸张,即言其少,意思是指“俸禄微薄”。这是用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除了这首诗之外,岑参还在多首诗中用了这个典故,如“看君五斗米,不谢万户侯”(《送许拾遗恩归江宁拜亲》);“久别二室间,图他五斗米”(《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五斗米留人,东溪忆垂钓”(《衙郡守还》)。此诗结尾二句运用了用典、借代的修辞手法,很生动的写景,同时暗喻诗人为了微薄的官禄不得不割舍闲适自得的生活的矛盾心理。
这首诗为即景之作,体现出诗人追求美的执着和拥抱生活的热情。 桃花凋谢飘散本为常情、常景,作者却能写出一个新境界,让和泥的花瓣随飞燕登上画梁边,令人惊喜。全诗笔调明丽,情韵悟适,布局精巧,观察细腻,联想自然,颇堪玩味。
诗人在敷浅原所见的桃花,并非阳春烟景中盛开之花,而是花期已尽时的落花。落花总是报告着春将归去的消息,因此诗人看花时节当是暮春。春去花落,在多愁善感的诗人的笔下,或则描写惜花、怜花的心肠,或则发抒惜春、伤春的感情,情调多是低回凄婉、哀怨悲切的。然而刘熙载说:“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艺概·诗概》)诗人在这里即一反常情,自出心裁,生动地表现了暮春残红的另一番风韵。
一二句的描写很精彩,在那“雨横风狂三月暮”的季节里,桃花身不由己,纷纷离开枝头,和着雨水一个劲儿地往下落,所以说“桃花雨”。这是从李贺诗“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化出。待雨过天晴、清风徐来时,那些花瓣(碎红)又都被风扶起,飘拂纷飞,蒙蒙乱扑行人面,来与人亲近,逗人喜爱,妩媚之极,动人之极。舞罢以后,才悠悠下坠,“半逐溪流半染泥”——一半去追逐清清的溪水,仿佛要随那清溪流回桃花源去;一半尽管力不从心,委落尘土,也依然芳香如故。把落花写得极有血肉,极富灵性。
如果说诗歌一、二两句主要是侧重从人爱花、人惜花这个角度来描绘意境,展开诗意的话,那么,诗歌三、四两句则是从燕惜花、燕爱花这个独特的视角来抒发诗人的情思。一、二句流露悲伤、凄切之情,三、四句表达惊喜、庆幸之意。正当诗人为桃花流水而发愁的时候,正当诗人为桃花染泥而担忧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来双双燕子。它们也懂得陪春怜香,它们也懂得呵护美丽,它们将那些凋零在泥地上的花瓣小心衔起,然后轻盈起飞,落到人家华堂,画梁西畔。燕子多情,衔花上梁,筑巢相伴,备加珍惜;桃花有知,化为燕泥,与燕相伴,无怨无悔。花与燕,交相辉映;情与意,相生相随。燕子是有灵性的,有情趣的,它们想留住桃花,留住美丽的春天;桃花也是有灵性的,通情意的,它们虽然凋零破碎,但还是找到了安身之处,栖息之所。它们应该感到幸运。诗人描写飞燕惜花,花有归宿,其实是在婉转表达自己的怜惜之意,呵护之心。“何处”是意想不到的发现,是扑面而来的惊喜,也是情不自禁的激动。“一时”是敏锐的发现,快捷的反映,还是担忧、顾虑,这些可爱的燕子啊,生怕桃花被污泥浊水玷污了,一下子把它们衔起,存放在画梁之上。“画梁”一词暗示华堂之上,雕梁画栋,彩绣辉煌,燕子在这儿筑巢定居,桃花在这儿遇到知己。桃花原本是美丽高洁的事物,当然只能存放在这些华美尊贵的场所。这种安排,体现了诗人的爱心和智慧。如果诗歌结尾不是写燕子衔花飞上画梁之上,而是穷苦人家的破屋朽梁,这可能就要委屈了桃花,摧折了桃花。细微之处见匠心,诗人的确是用心良苦,爱心感人。
该诗“避俗避熟”、自出心裁:一,立意新颖,跳出借落花写惜春或伤春之情的窠臼,通过写飞花的活泼灵动和美好际遇来抒写情志,不落俗套。二,构思独辟蹊径,别出心裁,将桃花飘落与燕子衔花联系起来,写飞花的经历曲折有致。三,发现独到,捕捉飞燕衔花的细小情景,并从中发现其审美价值,独具慧眼。
刘次庄这首小诗布局精巧,构思别出心裁。从诗中可见诗人热爱大自然,观察细致入微,对风雨、落花、溪流和燕子都充满爱意,而且心情平和,得《庄子》濠梁间趣。
首先,用喧器热闹的都市与清幽恬适的村庄比照(明比)。都市的富贵繁华,没有给予作者优越的舒适感,反而觉得自己像久在笼中的鸟,失去自由,失去乐趣,失去本性,而竹篱茅舍,环山傍水的宁静村庄,天然无雕饰,极具诱惑,人在这里可以无拘束无忧虑,心情舒畅地过着淳朴的生活,虽则“带月荷锄归”,不无辛苦,甚至“饥来驱我去”,难免饥寒,但日子过得踏实,过得充实。乡野清幽淡雅的环境很适合作者生活,更是他找到精神解脱的地方,故“近村居水色山光”,是说自己要投入到新环境新生活中去。此外,处在元末乱世的作者,能做到“远城市人稠物穰”,足见他是一位敢于改变自己,对自由生活有所追求的士大夫。通过城乡生活的对照,展现的不仅仅是环境氛围的差异,更是作者的勇气。
其次,用污浊险恶的山场与清新优美的田园比照(暗比)。作者曾以“苍蝇竞争,黑蚁争穴”形容当时山场的腐朽,表达厌恶之情;而对清新幽静的田园则描述到“居山林”,“看青山,玩绿水”……充满着喜悦之情。感情的色彩差异,折射出他对生活价值的取向,山场的生活已让他厌倦,并说出“急流中勇退是豪杰,不因循苟且”,表明退出仕途的决心,而那“采黄花,摘红叶”,“随分耕耘”,“演习会牧歌樵唱”的田园生活令他神往,于是他主动地选择“绝念荣华,甘心恬淡”的道路。他乐田躬耕,是为了最终能够摆脱山场的“天罗地网”,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歌咏隐逸,“老瓦盆边醉几场”,庆幸自己身心得到了解放。在两种境界的对照中,展现的不仅仅是作者摆脱羁绊而获自由的幸福之情,更是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
最后,用虚假多变的“时山样”与纯真率真的“野叟情”比照(暗比)。作者对归田前的“山样”和归田后陶冶成的“野叟情”怀有憎恶和喜爱的不同感情。但这前后感情和态度的变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以行动来表现作者思想本质的改变。这体现生活作风、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一是从山场来到乡村,环境变了,自己的生活作风也要彻底改变。清除山场中的习气,就是不迎合,不依附,不伪装,不再察言观色地行事,与随波逐流的坏习气彻底决绝;去掉山吏的架子,就是把身上沾有的号发施令、指手画脚的山僚作风去掉,回归“野叟情”,亲近“野叟情”。所以,“铲削去时山样”暗示作者的人格和尊严没有丢失。二是种地求食,生活在自己的田园———学会“牧歌樵唱”,享受悠然之后;“竹几藤床,草舍柴门”,怡然简朴的生活……熏陶成野叟老农的性情。由此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脱胎换骨及叛逆精神。
摆脱束缚而流露的欣喜之情,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积极的追求精神和改变自己的勇气;为归田村居生活而深感自豪,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纯朴的人生价值和安贫乐道的思想。这是心灵的净化,是高唱人生新旅途新生活的真情流露。
《商鞅》是王安石颂扬先秦法家商鞅的一首七言咏史绝句。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开始实行变法时,为了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商鞅采取措施,先“立木”取信于民,以严明法令。“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二句,对商鞅令出必行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赞扬。商鞅开始变法,就遭到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对,商鞅根据“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使变法得以继续推行。“商鞅能令政必行”,就是对商鞅能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使变法胜利推行的进一步颂扬。
王安石写了这首诗,对商鞅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功绩,粉碎了顽固派的破坏阴谋。特别是:“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两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王安石的尊法反儒立场,针锋相对地回答了顽固派对革新事业的咒骂,表明了王安石要继承和发扬商鞅的法家精神,坚决推行新法的决心。
和凝的《江城子》共有五首,是一组完整的组词,内容相连,叙述一位女子与情人夜间约会相见的整个过程,从第一首“排红烛,待潘郎”到第五首“天已明”,写出这位女子含娇、含恨、含笑、含情、含愁的一个等待恋人时特有的心态流程,表现出她对恋人的一片痴情。因为它“章法清晰”,所以被人誉为“联章之祖”,又称“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所谓“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指的应该并不是“托美人以写情,指落花而自喻”,而应该是采用组词这种特别的方式,叙述了一件完整的情事过程。这属于和凝的首创,所以称祖。 《江城子·初夜含娇入洞房》为第一首,是全组词的序曲。此词描绘女子等待情郎的种种情状,有动作,有语言,非常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