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庭疏雨后，四壁乱蛩鸣。
烛至瓶花落，秋凉架药轻。
西头动刀尺，淡月上檐楹。
空庭疏雨后，四壁乱蛩鸣。
烛至瓶花落，秋凉架药轻。
西头动刀尺，淡月上檐楹。
词的上片，词人自述游山玩水的寂静心态。“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从室内视角摄起的两个镜头，一为词人自己的闲适倚床的风姿。“闲”字突出了东坡的寂静舒坦的心态；“倚”字描绘了坐靠“胡床”的美姿。二为朝窗外望，只见“庾公楼外”的山峰重叠美景。山外青山楼外楼，宛如花开万朵，全部微缩在“窗含”的镜头中，美丽极了。这是杭州的典型山光。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镜头转到室外。开句用设问的方式，强调无有同玩、同坐的生活空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东坡《赤壁赋》），遗憾的只能陪伴着“我”。整个上片人格化、自然化和谐统一，突现了东坡那种身心幽闲、旷然天真、潇洒自然，与大自然为伍的绰绰风姿。“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不仅富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的神韵，而且为下片的“吾与子之所共适”风月的意境作了对衬性的铺垫。
词的下片，特写与袁公济畅游湖山的独特享受。“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叙述宾主唱和赠答。是时词人知杭州，袁公济悴杭州。正当词人独自“闲倚胡床”时，这位副使驾着车子来了，打破了词人孤寂的沉闷世界，同游杭州湖山，“相得甚欢”，唱和诗词。“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进深一层，与上片对应，道出湖山之乐就在于袁公济的到来，打破了东坡的沉寂感，获得了情感上和语言上的共鸣，凝聚到一点就是：清风、明月，我们平均地享受吧，是画龙点睛之笔。整个下片，词人与袁公济的游山玩水、唱和赠答，浓缩了人生之精华，大地之灵气。游玩之乐，其乐无穷。
全词，运用了叙述与描写、写实与用典、对衬与渲染之笔，尽情抒发了东坡知杭州时与友畅游湖山之乐。那“楼外峰千朵”，“明月清风我”，“风月平分破”，如画一般，沁人心脾。凡是与大自然打成一片，永葆自然青春的，大自然将赋予他艺术的美妙的人生。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此诗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写张说巡边的历史背景，“朔南方偃革，河右暂扬旌”说明朝廷是因为边境发生战事派遣燕国公巡边。同时，“宠锡从仙禁，光华出汉京”，写出了出京时张说的光彩。其实，张说出任朔方节度使，说白了就是贬官，作者把贬官写得如此荣耀，一则因为应制诗不能显出不满之意，二来这样写也是对友人的一种宽慰。后一部分主要赞扬张说的政治才能以及对他建功立业的期望。“闻风六郡伏，计日五戎平”，形象地说明了张说的治边才能。“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以仲山甫与张良来比喻张说，仲山甫与张良都是古代杰出的辅弼大臣，这充分表明了作者对张说的钦佩。而结联“四牡何时入，吾君忆履声”说“吾君”也盼望张说早日凯旋，对张说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此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张九龄对唐玄宗兴战之心的暗中讽谏。当时唐玄宗送行诗中有“三军临朔野，驷马即戎行”、“戈剑靖要荒”等诗句，表明要耀武扬威，战服边疆，与张九龄同时的其他大臣奉和圣制诗，大多顺玄宗意，对朝廷兴战歌功颂德。而张九龄此诗开篇高擎“宗臣事有征，庙算在休兵”，指出朝廷开战的目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制止战争。针对唐玄宗尚战，张九龄为防微杜渐，希望能以讽谏感悟帝王兴战之心。这在“开元盛世”的背景下，实为难得。
此诗通过竹亭述志，赞扬了兄弟之间志同道合、友爱情深的思想感情。全诗叙写自己与诸弟很友爱，且都有远大的志向，像古代的竹林七贤一样，常雅集竹亭，饮酒抚琴，以寄托豪情逸气。
在意象运用上，此诗以竹作为清幽和隐逸的意象。竹在古代，是潇洒挺拔、高雅脱俗的逸士的象征。颈联两句的“竹林”有借竹林七贤喻指诗人兄弟之意。这里继承魏晋风度之气，以魏晋的名士风流来刻画兄弟们的高雅志趣，来烘托他们超然脱俗的品格。而“竹林”同时切诗题中的竹亭，作者也是借阮籍（竹林七贤之一）的出世之志来映照自己对遁迹竹林的出世生活的无限向往。
从写作方法上，此诗运用了白描和用典的手法，写了竹亭集会，赋诗饮酒弹琴的和谐场面，写出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
孟浩然诗中常表现出一种“安以乐”的太平气象，在此诗中则具体表现为“逸气”。逸气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气概、气度。陈贻焮《孟浩然诗选》认为，这里的“逸气”表现出孟浩然高雅的心情；“高雅的心情”是抽象的、综合性的体验，也是孟浩然“韵高”的方面。从陈贻焮的赏评中可以看到，在这首诗歌中，孟浩然将原本矛盾的“鸿鹄志”和“竹林”的清逸洒脱、高雅爽朗进行有意识的协调，并且调和得极为自然。此诗是孟浩然的“韵”和“才”能够统一起来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