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狱中凄惨的生活和对家人怀念的感情。这两首诗意境妻凉,感情真挚,心理描写动人。
诗的前两句描写御史台森然阴风阵阵的萧瑟环境,苏轼在阴冷孤寂的狱里睡不着,想起面对刽子手的情形,心惊胆战。
第三、第四句用“命如鸡”表达出苏轼对自我命运任人鱼肉的无奈和沉痛。这是一个亮节高格者的悲叹,不管身处何地何时,苏轼都始终追求这种自由、自我的坚定人格。
第五句和第六句是苏轼觉得自己罪无可赦,思念起孩儿们,希望他们的才华和能力都平常就好,能够平安喜乐才是最重要的。自己快要死了,还没让妻子过上富贵平安的日子,觉得特别愧对共患难过的妻子。这其中不无诗人悟透人生,平常就好的淡泊哲理。
结尾两句,苏轼希望葬在为官过的杭州。这表现出苏轼的忠直秉性,展现出他当官为民的作为和风骨。
在这首诗中,苏轼写了对妻子儿女的想念、对自己的感怀,还有自已死了之后尸体埋葬何地的嘱托。其哀伤之情浓郁,昔日气势全然不见,所以读此诗又不同于苏诗其他之作,别有一种情深凄怆之感。
词作起势不凡,以钱塘江潮喻人世的聚散分合,充分地表现了词人的豪情。首二句写江潮“有情”而来,却终“无情”而归,似有情而实无情。“几度斜晖”的发问,又写出天上阳光的无情。地上潮水无情而归,天上夕阳无情而下,则是天地无情,万物无情。“俯仰昔人非”写人世转瞬万变,如同梦幻,这又是社会人生的无情。对此无情的人生,词人的态度却很乐观,“不用思量今古”,不必替古人伤心,也不必为现实忧虑,因而他能超脱时俗,“白首忘机”。这种达观的思想,在苏轼词中表现得极为普遍,而在这首词中则更明显,词人俯仰天地,纵览古今,得出的结论“一切无情”。因此,他的“忘机”,就带有深刻的了悟性。
下阕写词人与参寥的友情。词人看穿了古今万物,无意去名利场上角逐,但他并没有完全忘世,更没有忘情,他对生活的爱是执著强烈的,他对友情是非常珍视的。回想起在西湖与参寥子和诗饮酒、饱览春山美景、谈禅说理、流连忘返的日日夜夜,词人不禁从内心深处对这位友人以知己许之——“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以“诗人”称参寥,正反映出二人志趣的投合。苏轼才高学富,一般是不轻易许人的,但对参寥的诗,曾不止一次地赞赏。如参寥的诗句“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风薄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等,都是为苏轼所激赏的。在诗歌创作上的共同兴趣,是二人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
“约他年、东还海道”以下五句,表现了词人归隐之志的坚定,进一步写二人的友情。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东山再起后,时时不忘归隐,但终究还是病死于西州门,未能实现其归隐的“雅志”。羊昙素为谢安所重,谢安死后,他有一次醉中无意走过西州门,觉而大哭而去。词人当时被召还,且被委以显官,但他“白首忘机”,志在归隐,因此,安慰友人,说“我一定不会像谢安一样雅志相违,使老朋友恸哭于西州门下”。说“愿”,说“不应”,全从自我的感情落笔,正表现了两人情谊的深切。 这首词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平淡的文字抒写深厚的情意,而气势雄放,意境浑然。“从至情中流出”道出了这首词的特色。由于词人与参寥有着共同的志趣,由于参寥品德的高尚,他们的友谊是十分真挚的。词人所抒之情发自内心,这种真挚的感情并不因文字的平淡而失去其深沉、雄厚之力。这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一种艺术境界,它看似容易,实际上只有少数作家才能达到。元好问说苏轼词“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此外,词中抒写出世的高想,表现人生空漠之感,却以豪迈的气势出之,使人惟觉其气象峥嵘,而毫无颓唐、消极之感。词人强调达观和“忘机”,使人感到的却是他对友情的无比珍重。苏轼达观中充满豪气,向往出世又执著于友情的个性,于此可见一斑。
诗的前两句,高度凝练地追述了杜甫亲身遭际的战乱背景。由于唐玄宗晚年的淫奢昏聩,触发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中原大地顿时惊惶纷乱,两京相继失陷,玄宗仓猝奔蜀,多年的繁华景象化作一片狼烟胡尘,大唐帝国的“太平盛世”从此一去不返。这是对历史的沉痛回顾,也是对当世中原沦陷、金人主北的现实形势的概括。诗人巧妙地抓住了历史惊人重复的现象,在追念怀古的同时,又曲折地反映了当今国土沦丧的时世,一箭双雕,天衣无缝。正如《唐宋诗醇》引张完臣所云: “‘草草’二字,状尽衰世景象,谓之咏少陵可,谓之自咏亦可。”
诗的后两句,概写杜甫乱后的遭遇及晚年寄居于此的情状。当年肃宗初立,杜甫自沦陌的长安潜逃奔风翔投效,任左拾遗。长安光复,又随驾入京。可是这样忠心为国的老臣,却因疏救宰相房瑭而不公正地被贬官华州司功参军。适又遭受大饥荒,被迫奔蜀,流落西南。报国济世壮志不酬,忧国忧民之情难消,悲愤哀凉,辗转万里。晚年时,穷困潦倒、贫病交迫,于是买舟东下归里。陆游在龙兴寺凭吊当年杜甫的寓居时,不禁联想当时情势,想象那时的诗圣在此的情状,老诗人面对凄凉萧瑟的秋景,怀着孤寂、悲凉、忧愤的心境,独伫寺门,谛听阵阵汹涌悲壮的江涛声。陆游在诗后自注云: “以少陵诗考之,盖以秋冬间寓此州也。寺门闻江声甚壮。”陆游与杜甫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的遭际十分类似,两人的理想,追求与爱国精神也毫无二致,因而这阵阵江声同样敲击着不同时代两位大诗人的心房,悲壮呜咽的江涛正是他们真实心声的共同写照。涛声将大自然的景与诗人的情交融应合,也将古今两位大诗人的心灵交融应合,吊古即是抒今,借前人之情来抒发自身的悲愤,大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的深沉感慨。
全诗吊古伤今,借历史喻现实,借历史人物表现自己的情怀。意境是博大的,一实一虚,是两个时代的缩影。画面是广阔的,万里风烟入画幅。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诗人善于把诗歌从千军急进的宏大战役,浪迹万里的苦难历程,一下缩小到龙兴寺门前,画出孤独者倚门而立,侧耳而听的死象,成为特写镜头。江水在奔啸,人物在静听,一静一动,为全诗创造了感伤的气氛,加浓了诗情。诗的风格,沉雄中不乏细腻;诗的结构,紧密中显得松活,诗的语言,雄浑中透出朴素之美,确是一首吊古佳作。
《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矣《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矣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矣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矣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