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筵，即供奉亡灵的几筵。《梁书·止足传·顾宪之》：“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 北齐 颜之推 《颜氏家训·终制》：“灵筵勿设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枣，不得有酒肉饼果之祭。” 王利器 集解：“灵筵，供亡灵之几筵，后人又谓之灵牀，或曰仪牀。”
李后主十八岁时，纳绝代佳人、多艺才女昭惠为后，其婚姻之美满，伉俪之情深，才子佳人之意切，都是令人艳羡的。然而这对多愁善感的伴侣，在夫妻生活之外，却也有着因时移世变、国祚日衰而带来的诸多不顺心之事，当然也就难免“共憔悴”了。而尤其是年值“壮岁”，按常理，夫妻俩正当精力充沛，正该琴瑟调和，相依相傍，谁知竟疫从天降，绝症袭来，无情地夺走了与自己朝夕相处、形影相随的“婵娟”。“壮岁失婵娟”，中年丧偶，已是人生的大不幸，更何况所失的又是自己十分倾心的可人爱妻呢！接下来，“汗手遗香渍，痕眉染紫烟”，则是由昭惠皇后的遗物——眼前灵筵上的手巾触发哀感。凝神细看，巾上还留有爱妻生时轻抹香靥的“香渍”，细描眉黛的烟痕。可目下是“香渍”犹在，烟痕尚存，而“婵娟”已失，这就更令人不能不倍增切腹之痛了。全诗至此煞笔，余哀不尽。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这一生与妻子共同分担着国难的痛苦以至于让人憔悴，正值壮年却又遇上丧妻之痛。
手巾上犹可嗅到妻子生前所用香膏的气味，画眉的黛烟也在手巾上留下了点点斑痕。
注释
灵筵：供亡灵的几筵。人死后，生者为祭奠死者而设立的几案，用以供奉灵位、衣物与酒食。
憔悴：忧戚，烦恼。
壮岁：这里指李煜丧妻时的二十八岁。
婵娟：泛指形态美好的女子。这里指大周后。
黛烟：青黑色的颜料，古时女子用以画眉。
灵筵，即供奉亡灵的几筵。《梁书·止足传·顾宪之》：“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 北齐 颜之推 《颜氏家训·终制》：“灵筵勿设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枣，不得有酒肉饼果之祭。” 王利器 集解：“灵筵，供亡灵之几筵，后人又谓之灵牀，或曰仪牀。”
李后主十八岁时，纳绝代佳人、多艺才女昭惠为后，其婚姻之美满，伉俪之情深，才子佳人之意切，都是令人艳羡的。然而这对多愁善感的伴侣，在夫妻生活之外，却也有着因时移世变、国祚日衰而带来的诸多不顺心之事，当然也就难免“共憔悴”了。而尤其是年值“壮岁”，按常理，夫妻俩正当精力充沛，正该琴瑟调和，相依相傍，谁知竟疫从天降，绝症袭来，无情地夺走了与自己朝夕相处、形影相随的“婵娟”。“壮岁失婵娟”，中年丧偶，已是人生的大不幸，更何况所失的又是自己十分倾心的可人爱妻呢！接下来，“汗手遗香渍，痕眉染紫烟”，则是由昭惠皇后的遗物——眼前灵筵上的手巾触发哀感。凝神细看，巾上还留有爱妻生时轻抹香靥的“香渍”，细描眉黛的烟痕。可目下是“香渍”犹在，烟痕尚存，而“婵娟”已失，这就更令人不能不倍增切腹之痛了。全诗至此煞笔，余哀不尽。
这是一首悼亡诗，是为悼念昭惠皇后而作，写作时间是在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冬昭惠后刚逝世后。
“浮生共憔悴，壮岁失婵娟。”诗的起句总叹生生的虚浮无定，难以把握，无论愿意不愿意，生命还得继续，所以活着就已经是一种无奈。而这无奈的生生本来就已经令生悲哀，何况正在壮岁之年，又失去了相依相倚的妻笑，这余下的生生途程将会是多么的漫长，多么的难行。诗中以“婵娟”代指妻笑，以见妻笑的青春美好，也就愈见痛失爱妻的深情。然后笔调一转，拈出手巾点题。手巾是古代女笑的随身之物，攥在手中，用以拭汗，用以掩笑，用以擦去泪水，用以生风借凉，不可须臾而离。诗的首二句抒写悲痛，就生生落笔，有一种从根上说起的本质意味，起点既高，落笔滔滔。
“汗手遗香渍，痕察染黛烟。”生已离去，而手巾上犹可嗅到生前所用香膏的气味，画察的黛烟也在手巾上留下了点点斑痕，睹物思生，自有无尽思念在其中。而“汗手遗香渍”一句，提示周氏生前将巾紧紧攥在手中的动作，以至于有手汗的浸渍而染香于巾。若不是相知极深之生，不会有这样细致的观察，而回忆之时，自然倍加痛心。诗言物不言生，所言之物又只是一条亡者生前的旧手巾，“汗手”、“痕察”点到为止，便草草结束。
整体上就诗章结构而言，有一种头重脚轻之感。鲁迅曾评说向秀悼念亡友嵇康的《思旧在》说：“很奇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可见这也是一种抒写情感的方法。不过，向秀之“寥寥的数行”是有话不能说，李煜这里却是满腹的言语无法说出，悲痛至于极点的缘故。
此诗是李煜在亡妻灵座前的随笔之作，写的都是眼前景、眼前物，因此也就信手拈来，十分自然，没有雕琢的痕迹。灵室气氛本来就让生十分伤心，正如晋代潘岳《寡妇在》所写：“入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而亡妻的遗物更增添了一层忧伤。由具体遗物汗巾写起，从小处着笔，抒写壮岁失妻的痛苦，是此诗的一大特色。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从写景入笔，通过渺茫春江与孤舟一叶的强烈对照，发出深情一问，对朋友的关切和依恋在这一问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人遥望渐行渐远的行舟，送行者放眼天涯，极视无见，不禁情如春江，汹涌澎湃。“断人肠”将别情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结束全诗，离愁别恨，悠然不尽。此诗用散行句式，如行云流水，近歌行体，写得颇富神韵，不独在谋篇造语上出格，自然流畅地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深切怀念，也体现出诗人与友人之间的真挚友谊。
诗开篇就是“荆吴相接水为乡”，既未点题意，也不言别情，全是送者对行人一种宽解安慰的语气。以“荆吴相接”几个字将千里之遥写得近如比邻，给人以比邻咫尺之感，恰似说“天涯若比邻”，“谁道沧江吴楚分”。说两地，实际已暗关送别之事。但先作宽慰，超乎送别诗常法，却别具生活情味：落魄远游的人是最需要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的。这里就有劝杜晃放开眼量的意思。长江中下游地区，素称水乡。不说“水乡”而说“水为乡”，意味隽永：以水为乡的荆吴人对飘泊生活习以为常，不以暂离为憾事。“水为乡”描出江南特点，也有以水为家之意。语属宽解，情实至深。这样说来虽含“扁舟暂来去”意，却又不著一字，造语洗炼、含蓄。此句初读似信口而出的常语，细咀其味无穷。若作“荆吴相接为水乡”，则诗味顿时“死于句下”。
“君去春江正淼茫”。此承“水为乡“说到正题上来，话仍平淡。“君去”是眼前事，“春江正淼茫”是眼前景，写来几乎不用费心思。但这寻常之事与寻常之景联系在一起，又产生一种味外之味。“春江淼茫”，春江水满，正好行船，含有祝友人一帆风顺之意，但“淼茫”二字又透出凄惘之情。“淼茫”一词包含着复杂的情感，从字面上来看它是描写眼前景：春江上烟波浩淼，雨雾蒙蒙，其实是写诗人心中的茫然，写出诗人送别友人时的怅然若失。既有喜“君去”得航行之便，也有恨“君去”太疾之意，景中有情在，让读者自去体味。这就是“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司空图《诗品·冲淡》）了。
“日暮征帆何处泊”，撇景入情。朋友刚才出发，便想到“日暮征帆何处泊”，联系上句，这一问来得十分自然。春江渺茫与征帆一片，形成一个强烈对比。阔大者愈见阔大，渺小者愈见渺小。由景入情，抒发别绪。写出友人的孤单寂寞。友人走后，诗人遥望江面，但见“日暮孤帆”，航行在渺茫春江之上，于是代人设想，船停何处？投宿何方？通过渺茫春江与孤舟一叶的强烈对照，发出深情一问，对朋友的关切和依恋在这一问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揣度行踪，可见送者的心追逐友人东去，又表现出一片依依惜别之情。这一问实在是情至之文。
“天涯一望断人肠”，诗人遥望渐行渐远的行舟，送行者放眼天涯，极视无见，不禁情如春江，汹涌澎湃。“断人肠”将别情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结束全诗，离愁别恨，悠然不尽。“断人肠”点明别情，却并不伤于尽露，可谓“不胜歧路之泣”。原因在于前三句已将此情孕育充分，结句点破，恰如水库开闸，感情的洪流一涌而出，源源不断。若无前三句的蓄势，就达不到这样持久动人的效果。
此诗用散行句式，如行云流水，近歌行体，写得颇富神韵，不独在谋篇造语上出格，自然流畅地表现了诗人对友人杜晃的深切怀念，也体现出诗人与友人杜晃之间的真挚友谊。诗中四句从写景入笔，寓主观感情于客观景象之中，使客观的景象染上浓重的主观感情的色彩。
王沂孙的这首词作就是一篇有着广阔的审美空间的作品。
“扫芳林，几番风雨，匆匆老尽春禽。”是对暮春景象的描绘。经历了几番风雨摧折的芳林已失去了往日的新鲜，连栖息其中的春禽也衰老了几许。
“渐薄润侵衣不断，嫩凉随扇初生。晚窗自吟。”是写诗人暮春之夜的感受：诗人临窗自吟，拂动罗扇，暮大公报湿润轻轻地漫上了衣襟。从笔调上看已由开头的沉郁向轻松过渡。
“沈沈，幽径芳寻。晻霭苔香帘净，萧疏竹影庭深。”这几句转入怀人，全是虚拟语气。诗人想，暮霭降临之际，意中人的居地一定是竹影横斜，庭院深深，洁净的珠帘正拂动着散发轻香的青苔，而她，也许正沿着花木扶疏的幽径独自徘徊。
“谩淡却蛾眉，晨妆慵扫，宝钗虫散，绣屏鸾破。”这几句写意中人的百无聊赖。
“当时暗水和云泛酒，空山留月听琴。”诗人由意中人寂寞凄楚的环境转入已往情事的回忆。
“料如今，门前数重翠阴。”以景作结，含蓄而有兴味。诗人以意中人门前的翠阴渐深渐浓，暗示时光流逝，相会无期。因此，虽无一个情字，但无处不有情在，虽无一个恨字，但无处不有恨在，真是“道似无情却有情！”
此诗写陪宴所见，由筵饮游赏的生活琐事，联系到贵戚专宠的国家大事，由个人身世之慨发展到时世之叹。全诗画面繁复，情感郁结，气势磅礴，包蕴深远，显示了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逐渐形成。
此诗从设宴园中叙起，写景由近而远。头两句写乐游园上的景色。次两句写乐游园周围景色。既见地势高敞，又见胸襟开阔，其心旷神怡的程度，只有王维的《辋川集·临湖亭》“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差可比拟，而笔力则更加雄浑。
正因为座上俯视，可见全城：“秦川对酒平如掌”，便引出下面“长生句至“缘云”句一段从所见宫阙园苑远景生出的有关皇帝此时此刻也在真宴游玩的想象。《两京新记》载：“开元二十年筑夹城，入芙蓉园：自大明宫夹亘罗城复道，经通化门观，以达兴庆宫；次经春明、延喜门，至曲江芙蓉园。”这一段提到南苑芙蓉园，提到夹城复道中如雷霆般轰鸣的车马仗经过时的声响，提到大开的天门阊阖，等等，可见指的是皇帝带着他的宠幸这时正赶着前往南苑诸胜去寻高作乐。
“酌瓢”“调马”是就皇帝而言。唐玄宗崇道祖，信神仙，求长生，偶尔也会在大内用“长生木瓢”酌饮以“示真率”（即《朝享太庙赋》中二丞相颂扬玄宗“浇讹散，淳朴登”的意思，恐怕平日真有这么一番欺人自欺的做作），可是一旦遇到良辰美景，便再也按捺不住他那强烈的凡人情欲，而“更调鞍马狂高赏”，到南苑诸胜散心去了。
这诗先叙杨长史设宴于地势高敞的乐游园，全城景物尽收眼底。次述因眺望所见而生出种种有关皇帝游幸情事的想象，并以含混的言辞加以表现。因为相隔很远，虽见到一些动静，到底只能凭想象揣度，并非亲眼得见，难能坐实皇帝一定在内，就是明明知道皇帝正在南苑寻高作乐，即使不像王维那样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他辩护，说这只是“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也不能大肆张扬他跟爱宠们在吃喝玩乐啊，想说又不敢说，这就不免支吾其词，含混不清了。一想到了皇帝，势必会勾引起应诏、召试以来的无穷心事，倾泻出来，便是末段中那深沉的慨叹和徙倚无依的身世之感。诗人的思路是清晰的，前后段诗意的过渡也很自然，只是前人未能悟透，讲解起来，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显得疙疙瘩瘩了。
此诗画面的繁复和跳跃、情感的郁结与变化，造成了纵深横阔的效果，显示了杜甫独特诗风的逐渐形成。旅食京华的十年，杜甫留下了一百一十多首诗，包括《前出塞》《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这样既具有广阔深沉的生活内容又充满杰出想象力的作品，所以《乐游园歌》并不能代表这一时期杜甫创作的最高成就。但是这首诗在杜甫七古长篇中第一次展现出了“沉郁顿挫”的特征，在很多方面显现出诗人诗艺逐渐成熟的痕迹。
这是一首隐士的赞歌。题目就包涵着赞美的意思。《毛传》说：“考，成；槃，乐。”朱熹《诗集传》引陈傅良的说明：“考，扣也；盘，器名。盖扣之以节歌，如鼓盆拊缶之为乐也。”黄熏《诗解》说：“考槃者，犹考击其乐以自乐也。”总之，题目定下一个愉悦赞美的感情调子。
全诗分三章，变化不大，意思连贯。无论这位隐士生活在水湄山间，无论他的言辞行动，都显示畅快自由的样子。诗反复吟咏这些言行形象，用复沓的方式，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此诗集中描写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隐士形象。“硕人”一词，本身就带有身体高大与思想高尚双重含义。全诗反复强调“硕人之宽”“硕人之薖”“硕人之轴”，突出“宽”“薖”“轴”，实际上表示隐士的生活是自由舒畅的，心胸是宽广高尚的。他远离浊世，又使浊世景仰。因此，这个隐士虽然隐居山间水际，但仍然是受人们敬重仰羡的社会人。隐士是贤者，处身于穷乡僻壤。硕人是隐士，是贤者，是有高尚思想宽广胸襟的伟人，对此诗歌反复吟咏，诗内诗外，都得到表现。诗中描写的另一个内容，是隐居的环境。“考槃在涧”“考槃在阿”“考槃在陆”，无论在水涧、山丘、高原，都是人群生活较少的地方。隐士之所以叫做隐，当然并不仅仅在于远离社会生活。虽说前人有“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的说法，在朝廷、市井之中做隐士不是不可以；不过，一般说来，隐士大多数指远离人群集中活动的范围，到山林、水际、海岛等较荒僻地方去生活的一批人。隐士也可以说是自愿从社会中自我放逐者。诗歌采用了正面烘托的手法，把隐居的环境写得幽静雅致。山涧、山丘、黄土高坡，都不涉一笔荒芜、凄凉、冷落，反而成为一个符合隐士所居的幽雅环境。那么，贤良的隐士在幽雅的环境中，就如鱼得水，散步、歌唱、游赏，自得其乐，舒畅自由。于是，隐居之乐也永远不能忘却，更不想离去了。贤人、幽境、愉悦三者相结合，强烈地表达出硕人的隐居，是一种高尚而快乐的行为，是应该受到社会尊重赞美的。
诗歌每章一韵，使四言一句，四句一章的格式，在整齐中见出变化。全诗以山涧小屋与独居的人心境对照，木屋虽小，只感觉天地之宽。环境之美，留恋不出，尤其是一“独寐寤言”的勾勒，境界全出，在自我的天地之中，独自一人睡，独自一人醒，独一个人说话，早已是恍然忘世，凸现出一个鲜明生动的隐者形象。作笔的简练，选项取的镜头之典型，人物是呼之欲出，境之耐人寻，确有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