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四句描绘出一幅战争连绵未断、民生哀声遍野的景致，写出了国运艰难，人民疾苦。接着四句承上启下，揭示出最严重的时弊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根源，流露出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民生艰难的忧愤。接着八句称赞友人见识卓绝、正直无私，实则揭示封建官吏“盗贼本王臣”的罪恶本质。末四句写诗人用友谊来勉励友人要为民谋福，友情与忧国忧民之情糅合一体，寄予美好的祝福。
首段以八句为序，前四句为第一层，勾勒出一幅战火不断、百姓疾苦的画面，突显国家命运的艰难，着重关注人民的苦难。十载战乱，连绵不绝，沉重的赋税和劳役，令人民痛苦不堪，哀鸣声遍及乡野。这层描绘了时局中人民所承受的痛楚。然而，这场战争乃是捍卫统一的正义之战，因此尽管人民受苦，诗人并未过多谴责战争，而是真实地呈现，为下一层写作铺垫。随后四句组成第二层，揭示了严重的弊端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源头：“庶官务割哀，不暇忧反侧”。这指出了最根本的弊端，描绘了贪官污吏的残酷行径，无视人民生死，恣意索取，苛捐杂税成风，导致百姓不安。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人民生计的愤怒，情感深厚，“贤者贵为德”与“庶官务割哀”构成鲜明对照，从而为上文提供了支撑，也为下文的展开作铺垫。。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韦生富春秋，洞彻有清识。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诗人赞颂友人智慧博学，洞悉事理，身为地方官员，喜欢看到清正的政策执行。“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剖析了权贵滥权的丑陋，表现出诗人对友人的认可，期望他能整治弊政。而“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二句，则展示了诗人推崇的政治理念，呼吁先铲除害群之马，以拯救国家的弊病。这段文字通过表彰友人的品德和智慧，转而呼唤他为改革政风、扶正祸乱的重任，凸显了诗人希冀友人能够斩草除根、治理腐化的决心。
最终四句归入第三节，融为一体：“挥泪临大江”，仿佛大江奔流之势，诗人的泪水涓涓而下。“高天意凄恻”，宛如高远的苍穹，蕴含着深沉的凄楚情感。这表达了诗人的深切关怀，如同天地广阔一般，贯穿全篇的情感得以更加充分地展示。同时，这挥泪之情，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离情，更包含着对时局的忧虑和国家的兴衰。“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写出了诗人利用友谊来勉励对方，希望韦讽此去不断的为人民做点好事。把诗人的友情和忧国优民之情糅合一体，水乳难分、似漆如胶。
这是诗人避乱蜀中之作。此组诗主调应该是悲伤苍凉的。第一首诗前两联睹月兴感，用象征团圆的八月十五的月亮反衬自己飘泊异乡的羁旅愁思。“归心折大刀”说的是吴刚在月宫被罚砍桂花树，杜甫猜想，吴刚也不是情愿砍树，一心想回到人间来。归去之心，竟然折断了砍树的大刀。“蓬”，蓬草，遇风飞转，故叫“飞蓬”。这里诗人用“转蓬”遇风飞转的形象，比喻自己飘泊不定的生活，隐示自己羁旅漂泊的苦味。由景入情，转篷象征漂泊无依的情感，杜甫空有归心只可惜无处还乡的凄凉。“行地远”指诗人自己当时处在偏远的夔州。诗人借此表达了反对战乱的思想。后两联描状中秋夜色，“见羽毛”、“数秋毫”极力写月亮之亮，进一步反衬自己思念远征的亲人，祈愿平息战争，国泰民安。末两句，“直”通“特”，“简直”的意思。“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意为，这个时候仰望玉兔（指月亮），简直会数得清它的毫毛，形容月亮的明亮。第一首诗采用了反衬手法，在鲜明的比照中，表露了避乱生涯中的愁闷。
第二首诗全诗写景，景中见情。“气沈全浦暗，轮仄半楼明。”描写的月光给人的感觉是苍茫的，悲凉的。“刁斗皆催晓，蟾蜍且自倾。”刁斗声起，让诗人想起离乡戍边的“汉家营”里的士卒，更想到了普天下在战乱中背景离乡的劳苦大众。忧己更忧民，这正表现了杜甫的伟大之处。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雁怯重云不肯啼。”起笔写向空中。大雁无声，穿过重云，飞向南方。用飞雁南归表现作者归家的情景。长空彤云重重密布，雁儿心情紧张，故说“怯”字。但雁儿急于回家，一个劲往南飞，故不肯啼。此一画面，恰成词人归心似箭的写照。“画船愁过石塘西”，次句写出自己，句中著一愁字，便似乎此一画船，是载了满船清愁而行，又妙。作者既然归家但是描写的却都是惨淡景象，“打头风浪恶禁持”，作者巧妙的写出了实情，大风阻挡词人归路，人间有风浪猛打船头。天上有重云遮拦鸟道，对于思家心切的作者忧愁更深一步。
“春浦渐生迎棹绿”，过片仍写水面，意境却已焕然一新。浦者水滨，河水涨绿，渐生春意，轻拍桨橹。虽云渐生，可是春之一字，冠于句首，便觉已是春波骀荡，春意盎然。歇拍与过片，对照极其鲜明。从狂风恶浪过变而为春波荡漾，从风浪打头紧接便是春波迎桨，画境转变之大，笔力几于回天。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诗）的突兀感和欣悦感。笔峰骤转，却不显得生硬，两相对照，只觉笔意轻灵，意境超逸。时犹腊月，词人眼中之河水已俨然是一片春色，则此时词人之心中，自是一片温暖。“小梅应长亚门枝。”下句更翻出想象。离家已久之词人，揣想此时之家中，门前小梅，新枝生长，几乎高与门齐了。此一意境，何其馨逸，又何其温柔。小梅之句，颇似有一番喻意，暗示儿女之生长。经年飘泊在外之人，每一还家，乍见儿女又长高如许，其心情之喜慰，可想而知。小梅应长亚门枝，正是这种人生体验之一呈现。“一年灯火要人归。”结笔化浓情为淡语。除夕守岁之灯火，一年一度而已矣。灯火催人快回家，欢欢喜喜过个年。一笔写出家人盼归之殷切，亦写出自己归心之急切。此是全幅词情发展之必然结穴，于淡语中见深情。
此词的显著艺术特色，是以哀景写欢乐，以淡笔写浓情。上片以雁怯重云，画船载愁，浪打船头等惨淡景象反衬归家之欢欣，下片的春浦渐绿，小梅长枝，灯火催归等热闹景象突出了作者归心似箭的心情。
李贺当时住在长安崇义里，曾写了首《崇义里滞雨》，表达了壮志成空，愁恨不已之心情，加上穷困孤独，自己的心境也像是阴暗的里巷和淅沥不断的秋雨一样。这很能反映他担任奉礼郎时的处境和心境，与《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所要抒发和表达的情感相近。只不过后者更强调家山的美好和对故乡的怀念。诗人将昔日在家山品茶饮酒的悠闲自在景与眼前退衙回来闭门独坐的孤独以及“鹤病悔游秦”的病痛相互比照，旨在强调身在仕途无法实现理想抱负的喟叹。失落加上乡愁，更增添几分愁苦，也更加深了诗人对故乡的怀念。
诗题中提到的“昌谷山居”即是诗人的故乡所在地。昌谷，位于今洛阳西南宜阳县境内。今日的宜阳，显得偏僻和贫穷，但在隋唐时期，此地则是江淮粮赋陆路和漕运的重要中转站。其中李贺居家的三乡驿（今名三乡乡），是当时从洛阳通往长安大道上的一座重要驿站。为唐代诸帝东巡必经之地，在此建有连昌宫、兰昌宫等行宫，武则天、唐玄宗都曾在此驻跸，其中的连昌宫更因元稹的《连昌宫词》而闻名千古。
此诗的前半首，扣住“始为奉礼”行笔，总写居官羁旅无聊之情状。“扫断”、“雅回”两句，叙述官职卑微，门庭冷落；“长枪”、“小树”两句，写江米煮熟，食馔简单，除枣花外，室无珍玩。这四句，全无半点寒酸气却道尽窘迫。即是小官，又全无半点迎逢心思，自是门可罗雀；回到家里自己动手关门，没有仆人书童；特意说出煮的是江米，或许是在暗示除此之外别无其它；至于小树枣花，那不过是平凡窄小的院落里一棵普通的树罢了。如此这般，一个异地为官生活勉强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形象跃然纸上。“向壁”、“当帘”两句，写闲对如意、角巾，言外寄托“归欤”之意。
诗的后半首，转而写题上“忆昌谷山居”之意。忆家，故作家书，以付黄犬；忆亲人，因妻病而追悔至京求仕。“土甑封茶叶，山杯锁竹根”，可见主人不在；“不知船上月，谁棹满溪云”，月夜又有谁在船上摇荡着满溪的云影？用反诘句收结，意想飞驰，巧妙表现出“忆”的风韵，“末二尤得忆家神理”（《协律钩玄》卷一引董伯音语）。
李贺很少用律体写诗，《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却用五言长律写成，诗韵用上平声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通押，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