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创作此诗时正处于危难的境地，他因为皇室政治突变而被送入死牢。他在诗中用四言的句式与大量的典故说明自己跟随永王完全是为了平灭叛乱，并恳请当时的宰相崔涣能够理解他的做法，免除自己的罪名。
全诗可分为三部分。开头十六句为第一部分，诗人运用神话传说作比喻，写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国土板荡，生灵涂炭，自己也蒙冤入狱。“共工”以下八句，概括出安史之乱造成严重局面，有如凶神恶煞摧折天柱，鲲鲸鱼龙兴风作浪，战乱中生灵涂炭，玉石俱焚。“仰希”以下四句，盼望早日平定叛乱，解民倒悬。连用了李广射石、鲁阳挥戈的典故，非常切合当时冠军平叛战争紧急而艰苦的形势。“邹衍”以下四句，暗喻自己尽忠保国反而蒙受冤狱。诗人不敢正面抗争，而以邹衍含冤、六月飞霜的历史传说和自己的“微诚不感”，身陷囹圄的悲惨遭遇作鲜明对照，委婉曲折地表达悲愤的心情和希望对方为之昭雪的意愿。
中间十二句为第二部分，诗人慨叹自己未能效法先贤见机行事，及时引退，以致蒙受屈辱，备尝铁窗系囚之苦。“苍鹰”以下四句，将当时法律烦酷、狱吏森严和贤才凋敝、朝政衰败现象对比出之，讽喻之意，言外可见。“斯文”以下八句，惋惜自己没有能及时隐退。其中“斯文未丧，东岳岂颓”两句是借孔子来比喻朝中贤臣。接着以穆生和邹阳两位先哲因能见机而退，终于摆脱灾难的事迹，对照自己的困境，发出“二公所咍”之叹。感叹之余，颇含愧悔之意。“骥不骤进”，典出宋玉《九辩》，“麟何来哉”典出《家语·辩物篇》。李白用此二典一方面是表白自己出山从政本意是出于爱国，并不是趋炎附势、搞政治投机；另一方面也是痛惜自己参加永王幕府不是时候，触犯了当局。
最后十六句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诗人联系家庭妻离子散的悲惨情况，表达自己内心深沉的哀愤和忧愁；同时也表达了对崔涣的希望。“星离”八句，抒写变乱中家室离散，内心如焚的情景。李白在浔阳狱中时，其妻宗氏在豫章（今南昌），女平阳，儿伯禽流落穆陵关（今山东沂山北），其他亲戚也散于各地，所谓“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万愤词投魏郎中》，就是当时境遇的写实。这使他十分忧愤，因此即使有金瑟奏乐，玉壶斟酒，也只能成为忧愁的媒介物。“台星”八句，则希望崔涣等朝廷大臣执法量刑，宽大为怀，能为自己昭雪伸冤，使自己这块有瑕之材，为李唐王朝效力；使自己这堆覆盆下的寒灰，能再沐三光，重新燃烧发热。
作者在诗中以大量典故申诉自己的冤情，这是此诗的第一个显著特点。全诗用典二十来处，举凡古代神话、历史故事、名人轶事、成语警句等，莫不拈以为诗，而且都显得十分精确贴切。
叙事简洁，抒情委婉，两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是此诗的第二个艺术特色。诗中以“见机苦迟”四字表达自己懊悔就李璘之辟入幕，并以穆生、邹阳的故事来反衬，联系自然，显得十分真实，没有丝毫虚伪做作。诗写个人遭遇时，联想到一家离乱的悲惨处境，用“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两句来概括，既洗练简明，又婉转悱恻，催人泪下。紧接着“万愤”一下六句继以强烈的抒情，倾吐自己内心的悲愤忧愁，已达到饮食奏乐“尽为愁媒”的地步。其忧愤之深，可以想见。简洁的叙事结合强烈的抒情，使此诗具有感人肺腑的魅力。
全诗感情悲愤，沉郁典雅，节奏急促，用典切当，在李诗中较为少见，体现了李白诗歌风格的另一侧面。
这首小令是怀古之作，写绍兴福王府遗址的衰败，充满繁华消歇，不胜今昔之感。其表现方法是借景抒情。但曲中并无对景物的精致刻画，也不脱离景物直抒胸臆，而是情随景生，情景紧密结合，句句写景都将作者的联想、幻觉、想象、思考熔铸其中。
全曲运用了三组镜头的特写。第一组特写是起首两句，为府邸的总体印象。一目了然的是遍地沙砾，蒺藜丛生，间杂着开花的野菜。据景实录，光写下“蒺藜沙，野菜花”也无甚不可，但作者显然想得更多更远。他耳边仿佛回荡着当年王府寻欢作乐、宴乐升平的歌吹声，眼前闪现着王公和宫女遍身罗绮、珠光宝气的身影。作者将追想与现实叠合在一起，以“梦断”“香馀”作为两者的维系。“梦”是不用说了，盛衰一瞬，繁华成空，确实就像梦境那样无凭。“香”呢，野菜花倒是有那么一点，将这点微香作为“罗绮”的馀泽，看来就是府中人化为黄土后留给后世的唯一贡献。这一组特写用句内对比的手法，繁华豪奢的昔景使残败荒芜的现状显得更为触目惊心。
第二组特写是中间三句，铺叙了王府园内乱云、老树、夕阳、燕、蛙等现存的景物。这些景物本身是中性的，并非福王府所特有，然而作者在述及时一一加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主观色彩的注入，一是通过刻意的组合，让景物所具有的苍凉共性在互相映衬中得以凸现，如“乱云老树夕阳下”之句。而更主要的是通过化用典故来实现，这就是关于燕子和青蛙的第四、五两句。“燕”与“王谢家”的关系，经过刘禹锡《乌衣巷》诗句的渲染，已是妇孺皆知。这里劝“燕休寻”，将园内燕子的忙碌穿梭故意说成是有意识的怀旧，悲剧气氛就更为浓烈。“怒煞些鸣蛙”则化用《韩非子》所载“怒蛙”的典故：越王勾践出行望见怒蛙当道，不禁从车上起立，扶着车前的横木向它们致敬，因为“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榜样）乎”！在作者看来，如今青蛙气鼓鼓地怒鸣，是为了“恨兴亡”的缘故。这一组特写，正是借景抒情。
第三组特写为六、七两句，着笔于福王府建筑物的遗迹。作品选取“铺锦池”“流杯亭”为代表。此两处当为王府旧日的游赏胜所，但其名也有渊源。据《开成录》：“（唐）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泉先于池底铺锦，王建《宫词》曰‘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只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是也。”据欧阳修《跋流杯亭侍宴诗》，唐武则天曾在汝州温泉别宫建流杯亭。亭以“流杯”命名，显然是王府内“曲水流觞”的作乐需要。如今池里是“荒甃”，亭上是“破瓦”，可见昔日富丽堂皇的府第与园苑，到此时只剩了一堆废墟。这一组特写，更带有“当地风光”的性征。
作者将“游越福王府”的所见不厌其详地分成三组表现，可以解释为他惆怅、伤感、愤懑的步步深化。这一切印象的叠加与感情的郁积，便结出了末句的呐喊：“何处也繁华？”这一句既似发问也似回答，盛衰无常、荒淫失国的感慨俱在其中。
这首小令涉及历史主题，曲调沉郁顿挫，与乔吉其他作品清丽婉美的特点有很大差异。这也体现了乔吉对历史兴替的无限慨叹。
此诗首联“红杏出墙”与“行人正独愁”对比，点明作者的满怀愁绪；颔联给娇嫩欲滴的杏花赋予诗人郁闷不得志，漂泊异乡的忧思情怀；颈联中黄莺与蝴蝶形成对比，用黄莺比托，表达心志；尾联写诗人联想到往年在京城看到的迷人景色。全诗由红杏引起的愁思为切入点，托物寄兴，抒发了诗人对京都的怀念，情思细腻，有温李之风。
吴融的诗传承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格，韵优美、语言清丽，巧于比兴，但他比温、李的诗在托物比兴的同时，更突出了凄清的感受和疏淡的情怀。吴融咏过桃花、木笔花、棠梨花、杨花等，但都显得雅重不足，唯独这首诗婉曲细密、感时怀事，成为千古咏赞杏花之先河。
诗人作此诗时，远没有在《红白牡丹》中的“不必繁弦不必歌，静中相对更情多”的淡泊平静，也没有《追咏棠梨花十韵》中的“不贵绡为雾，难降绮作霞”洒脱豪放。开篇的“红艳出墙”与“行人正独愁”对比，满怀的愁绪开篇宣泄而出。后一句“长得看来犹有恨，可正逢处更难留”，用拟人的手法，给娇嫩欲滴的杏花赋予了感情，点出诗人郁闷不得志，漂泊异乡的忧思情怀。
“林空色暝莺先到，春浅香寒蝶未游”，黄莺与蝴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寒蝶未游”赞叹杏花春寒陡峭，不图万枝丹彩的品性。不见采蜜的飞蝶，只有黄昏归巢的黄莺，诗人用黄莺比托自己，表达了自己落魄之际，依然会像杏花一样经过漫长严寒的冬季，锋剑出鞘，昂然地展示自己，不论外部如何的苦涩艰难。诗人由眼前的春色美景联想到往年在京城长安看到的千树万树红杏的绚丽迷人景色，又与“澹烟笼日暗神州”形成鲜明的对比，薄薄的烟雾笼罩着朝阳，神州大地春色满园的气象变得一片黯然。一个“暗”字使本诗的情感飞跃，点出了他的愁怀所在，托出了诗人深刻忆念和留恋着长安的生活，并且心思仍然萦注于朝廷，为朝廷担忧。
总览此诗，开篇由花及人，由人及景，由景及情，用了“红艳”与“行人”、“瞑莺”与“寒蝶”、“帝乡千万树”与“澹烟笼日”三个对比的场景，诗用杏花、黄莺比兴自己，将自己的惜春之情、流离之感、身世之悲、故国之思的情怀，像剥春笋一般，一点点层层地剥开，展现给读者。诗人的情感由“愁”、“恨”到斗志勃发，到最后托出奋斗的目的和对象，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愁”与“游”也显示出诗句音韵的对仗。诗从表现手法，到语言、字句都正称佳作。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