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病愈后登快哉亭有感之作。首联以鸣蝉起兴，点明乡愁的主旨。以蝉之“得意”反衬自己的失意。颔联写诗人梦后倚楼。颈联是这首诗的精华，富有情韵，从忆想回到现实，透露出诗人“时不我与”的迟暮之感。尾联即景抒情，写作者自己辜负了故乡亲友赏菊之约虽然令人伤怀，让秋风吹白了霜鬓，满是“白发生头未得归”的惆怅。
诗一开首以雨后蝉鸣起兴。秋高气爽，雨过天晴，再加病愈登亭，十分畅快。连枝上的蝉也仿佛有所领略而在欢快地鸣叫。“得意”二字，既写出了蝉鸣的神态，又微露了诗人的歆羡之情：蝉之踌躇满志，正是因为它既得时、又得地。言下已隐含人不如蝉的况味。
二句由“听”转向“见”：秋雨新洗，值此黄昏之际，行人渐少，尘土不扬，那通往故乡的道路显得分外清晰。这一句在眺望中透露出诗人的心事：怀乡情重，思归心切，不曾有一日忘怀。平日里世事纷扰，或可抑制一时，一旦除去世务的羁绊，那潜在的意念又会立即浮现。当此病后偷闲、偶尔登临送目之际，思归之念便又油然而起。
三四两句极写归思之深、之切。病后的频频把盏，不是为消渴解馋，实因乡愁太深、太重，挥之不去，斥之又来，不得不借助酒力排遣。这里字面上只写了病后，却透露出病前和病中的消息。病前早已借酒浇愁，病中被迫停饮；仿佛欠了的债要加倍偿还，故病后愈是贪杯，愈可见病中难以消停的情状。杜甫《登高》诗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也是写以多病之身，深以停杯戒酒为恨。贺铸当时患有肺病，又滞留他乡，遭遇和杜甫相似。可见使诗人最受煎熬的是怀乡病，所饮之酒，实在是满含辛酸强咽下的苦酒。百病之中，唯心病难治。清醒时固然为其所苦，即在睡梦中也不曾解脱。这里字面上只写了梦后，实则暗示出曾有无数次的思乡梦。梦中可以千里回乡，则梦醒后愈是归思难忍，正如汉乐府《悲歌》所说：“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这天长日久郁积的乡愁，这梦中犹且萦绕的归思，俱化为一含情凝睇之人，呼之欲出。至此，诗人的登临之意，已神气毕现了。
下两句又从忆想回到现实。鸦投古刹，是黄昏时万物栖息的典型景象；而落日斜晖，又隐隐约约透露出诗人“时不我与”的迟暮之感。晚唐的温庭筠即多以夕照飞鸦写此情调，如“鸦背夕阳多”（《春日野行》），如“出寺马嘶秋色里，向陵鸦乱夕阳中”（《开圣寺》）等。贺铸或有所取法。天色向暮，自然界的飞禽均有所托，而人的归宿却不知在何处。暮霭之中，唯见远去的道路渐渐隐没在一片凄迷的草色之中。
第六句系从白居易的诗句“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中化出，二者相同之处在于，都用行道上“更行更远还生”的草色喻示思念之殷切；不同之处则是白居易着眼于枯而复荣的春草，借喻别情之“满”、之盛；贺铸这里写的却是荣而复枯的秋草，其中暗寓失意之恨。诗人于怀乡思乡之中，又寄托了自己落拓不遇的身世之感，遂使全诗的思致更见深入、意蕴更见丰厚。
一年一度的秋风，最能动人归兴，诗人此时滞留他乡，无计归去。眼见得梦想成空，徒然催人早生华发而已。“秋风发上生”几字，用语生新奇警，不落陈腐。唐代李贺诗说：“秋野明，秋风白。”秋风和白色始相钩连，至苏轼又用“霜风”形容须发皆白，如“白头萧散满霜风”、“白须萧散满霜风”等。贺铸点化成句，自铸新词。这里不仅意指鬓发的斑白，而且秋风萧萧，又给人以冷的感觉。因此这一新奇的用语，也便暗示着作者凄冷的情怀。贺铸多病早衰，又因喜谈世事，每忤权贵，屡受排抑，悒郁难平。他在徐州任上曾多次吐露了这种幽冷不平的情怀，如“我已困摧辱，壮心如湿灰”（《寄杜仲观》）、“三年官局冷如水，炙手权门我未能”（《留别张白雪谋父》），这些都可作为这首诗的注脚。
这首诗在章法结构上颇具匠心。诗中写景和抒情的内容参差穿插，跌宕回旋，用笔极为灵动。如首三句用写景起兴之后，颔联忽然宕开去作一追叙，紧接着又用“梦后倚楼”一笔挽回。颈联再次写景，因为前几句已提供了一定的心理背景，故这里的景都具有了以物象作比喻的性质。末两句直抒胸臆，立一篇之警策。全诗以得意的蝉鸣兴起，又以作者落寞感伤的情怀作结，在鲜明的比照中突出了诗人既不得其时，又不得其所的深沉感概。《四库总目提要》称贺铸诗“工致修洁，时有逸气”，由此可见一斑。
这是一首反映妓女内心痛苦的作品，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写出。她诉说的对象，看来是一位属意于她的青楼过客。曲江是唐都城长安郊外的著名旅游胜地。女主人公自比“曲江柳”，当时就近取譬，可知她是长安的妓女。
作品开门见山。开头直截了当地奉劝那位男子不必多情。所谓“心偏”，相当于现代北方话的“死心眼”。后三句写出了女子这样决绝的原因。
从词中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对那位男子真诚相爱的表示是感激的；惟其感激，才投桃报李，坦率相劝。那男子，也许还是一个初涉青楼的年轻后生，不谙世事；而这女子，却是一位老于风尘的过来人，懂得生活的严峻。
她用否定的语气说出的“恩爱一时间”，表明她对于坚贞的爱情是向往的。但自己身为烟花女子，只有卖笑的义务，没有被爱和爱人的权利。她对那男子直言不讳，足见她心地善良，也说明了现实的黑暗和她作为妓女的深刻不幸。她拒绝了那男子真诚相爱的表示，也等于认可了自己永远不肯能得到真正爱情的不幸处境。
词中用比喻的手法，代替直接的叙述，是民歌惯用的手法，既贴切、形象，又符合妓女的身份，富有民歌的色彩，表明它是出自处于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之口。以青楼女子的口吻，奉劝男子不必多情，并以柳树自喻，表明自己沦落风尘的悲凉处境。此词一说是青楼女子对随意玩弄她们的男性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这首小词不仅内容可取，而且结构相当完美。前人说“真诗果在民间”（李梦阳《郭公谣序》），此词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一般说，写应酬诗要受到各种限制，诗人的才情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一部《全唐诗》，这类作品所占比例不小，然而可以称得上杰作的却少得可怜。李贺此诗写来身手不凡，素来受人称道。
全诗共分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写二人联骑造访。第一句指二人所穿的官服，唐代制度，六品、七品官服绿，八品、九品官服青。第二句指坐骑装饰的华贵。接着写车轮声、马蹄声由远而近，隆隆盈耳，韩愈、皇甫湜入门下马，神态慷慨轩昂。李贺从屋里迎了出来，原来是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东京才子”，“文章巨公”，指皇甫湜、韩愈。这段实写作者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人物神情俨然可辨，绘声绘色地形容出诗题所规定的内容。
中间四句为第二段，着重赞颂二人的学识和文名。韩愈及韩门弟子是中唐文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艺术上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务求奇险。李贺有意仿效韩体，以雄健的笔力，磅礴的气势，概括韩派诗文宏阔雄奇的艺术境界。四句诗说了他们学识的丰富，思想的奇伟，文名的威大，工力的精深。不说满腹经论，偏说胸中罗列满天星斗；不说光焰万丈，偏说天之精气充塞其中；不说声名卓著，偏说声摩空；不说彩笔生花，偏说天无功。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上天入地，“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竭力调动神话世界中瑰奇景物来弥补现实世界的贫乏与不足。从这一点上说，李贺此诗与韩愈《调张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锺书认为“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这里牵涉到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艺术中造境之美，是自然景物所没有的，所谓“天无功”而有待于“补”（详见《谈艺录》十五），从中可以领会到李贺诗歌创作力避平庸凡近的创作心理。这四句诗对韩愈及韩派诗文作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自己的处境与抱负。这四句诗有一个共同点，即处处写自己的穷愁失意，如“感秋蓬”、“死草”、“垂翅”，又处处暗示自己不甘没落，向往腾达发迹之日，如“生华风”、“附冥鸿”、“作龙”。其中很大一个愿望是恳请二位名公对自己的困顿援之以手，加以提携，因此，有意识地以自然事物的转折变化，“死草生华风”、“垂翅附冥鸿”、“蛇作龙”，来表达自己迫切希望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求。《唐摭言》卷六说：“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意思说韩愈、皇甫湜具有很高的名望，只要是被他们二人接待和援引的人，也就如同“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原来，唐代文人想要取得功名，在科举考试中获捷，必须遍诣名公贵人，得到他们的荐引，然后才有成功的可能。韩愈、皇甫湜既有名人的头衔，为人又很热心，二人不待李贺诣见，主动上门看访，李贺在深受感动之后，向他们提出恳求，也就成为本诗一个重要的内容了。
就应酬诗而言，此诗在章句、措辞安排上是十分得体的。全诗十四句，前十句以韩愈、皇甫湜的来访为表现内容，体现了对客人的敬重。第二段四句诗承五、六两句“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加以生发，对来客作出很高又很得当的赞颂。最后四句以“庞眉书客”过渡，眉目十分清楚。在向客人表达自己的愿望时，语辞诚恳，不失身份。诗歌的另一特点，就是句法、音调、气势与朝愈诗歌很相象，比喻奇特，想象丰富，尤其“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议论精辟，千古不易，曾使后人为之击节叹赏（见《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语）。
这首诗虽然是一气呵成的，但经过精心的构思，感情丰富，跌宕多姿，想象新奇。
上片起韵赋写泉水，这是他站在桥上观望的第一景。他将泉水写得生气淋漓，气势不凡。先着一“清”字状其色，再以“奔快”写其流势之急，这样，泉水的声色形态就似乎写足了。以下在尽头处又以虚笔转出一境，以青山试图阻碍它，而它不管不顾一味奔腾向前的姿态，勾勒出了它的来处和去路，也赋予了它一种乐观、倔强的性格。接韵描绘上卢桥一带回旋曲折、山水环绕的地势，将一幅平常的山水画点染得清幽秀美。上片写景的特色，在于动静交错，生气栩栩，体现了词人对于山水的清赏能力。
下片即景遐想，由对眼前山水的清赏，转入对于自然和人事沧桑的思索。他因上卢桥一带襟山带水、十里平地的地理形势，猜想它也许是从当年的城市变迁而来。为了证明自己猜想的可靠，他先在表明这一看法前作出铺垫，也就是用人们常说的沧海桑田的观点作引子。在邈远的时间内，深谷变为山陵、山陵变为深谷的地貌迁变，在漫长的历史上，闹市变为桑田、桑田变为闹市的人间兴废，既然都是可能的，那么，作为形胜的上卢桥一带，有过小小兴亡，当然也就很可能了。这是先立其大，再言其小，顺势而下，无可怀疑。这样的议论，畅快无碍。
此词虽是随意点染，却也颇见理路，饶有趣味，写景兴叹，都臻上乘。而它的因小见大的思路，也表明了作者这一时期从大处、从根本处领略人生的情思趋向。
从《全唐诗》所收鲍溶的三卷诗看，鲍溶到过南方很多地方，取道襄阳或许不止一次。这是一首写襄阳的怀古咏史诗。
这首诗写了襄阳太守杜预沉碑的故事。杜预，西晋时著名的政治家、学者，灭吴统一战争的统帅之一。杜预本人极有才略，但是好名。他曾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长期驻襄阳。
此诗前两句：“襄阳太守沉碑意，身后身前几年事。”沉碑，指杜预刻二碑记功之事。襄阳城西北十里有万山；其下有沉碑潭。《晋书·杜预传》：“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古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自此以来一直为后人所传闻。后两句：“湘江千岁未为陵，水底鱼龙应识字。”湘：系“襄”误。这两句是说：襄江并未随着岁月的推移变成山谷。那沉入水底的碑文，应该还是清晰可见吧。这里说明人的功业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沧桑而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