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别》和“三别”中的其他两篇一样,叙事诗的“叙述人”不是作者,而是诗中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是又一次被征去当兵的独身汉,既无人为他送别,又无人可以告别,然而在踏上征途之际,依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仿佛是对老天爷诉说他无家可别的悲哀。
从开头至“一二老寡妻”共十四句,总写乱后回乡所见,而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两句插在中间,将这一大段隔成两个小段。前一小段,以追叙发端,写那个自称“贱子”的军人回乡之后,看见自己的家乡面目全非,一片荒凉,于是抚今忆昔,概括地诉说了家乡的今昔变化。“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这两句正面写今,但背后已藏着昔。“天宝后”如此,那么就会想到天宝前的情况。于是自然地引出下两句。那时候“我里百余家”,应是园庐相望,鸡犬相闻,当然并不寂寞:“天宝后”则遭逢世乱,居人各自东西,园庐荒废,蒿藜(野草)丛生,自然就寂寞了。一起头就用“寂寞”二字,渲染满目萧条的景象,表现出主人公触目伤怀的悲凉心情,为全诗定了基调。“世乱”二字与“天宝后”呼应,写出了今昔变化的原因,也点明了“无家”可“别”的根源。“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两句,紧承“世乱各东西”而来,如闻“我”的叹息之声,强烈地表现了主人公的悲伤情绪。
前一小段概括全貌,后一小段则描写细节,而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承前启后,作为过渡。“寻”字刻画入微,“旧”字含意深广。家乡的“旧蹊”走过千百趟,闭着眼都不会迷路,如今却要“寻”,见得已非旧时面貌,早被蒿藜淹没了。“旧”字追昔,应“我里百余家”:“寻”字抚今,应“园庐但蒿藜”。“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写“贱子”由接近村庄到进入村巷,访问四邻。“久行”承“寻旧蹊”来,传“寻”字之神。距离不远而需久行,见得旧蹊极难辨认,寻来寻去,绕了许多弯路。“空巷”言其无人,应“世乱各东西”。“日瘦气惨凄”一句,用拟人化手法融景入情,烘托出主人公“见空巷”时的凄惨心境。“但对狐与狸”的“但”字,与前面的“空”字照应。当年“百余家”聚居,村巷中人来人往,笑语喧阗;如今却只与狐狸相对。而那些“狐与狸”竟反客为主,一见“我”就脊毛直竖,冲着“我”怒叫,好像责怪“我”不该闯入它们的家园。遍访四邻,发现只有“一二老寡妻”还活着!见到她们,自然有许多话要问要说,但杜甫却把这些全省略了,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空间。而当读到后面的“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时,就不难想见与“老寡妻”问答的内容和彼此激动的表情。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这在结构上自成一段,写主人公回乡后的生活。前两句,以宿鸟为喻,表现了留恋乡土的感情。后两句,写主人公怀着悲哀的感情又开始了披星戴月的辛勤劳动,希望能在家乡活下去,不管多么贫困和孤独!
最后一段,写无家而又别离。“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波澜忽起。以下六句,层层转折。“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这是第一层转折;上句自幸,下句自伤。这次虽然在本州服役,但内顾一无所有,既无人为“我”送行,又无东西可携带,怎能不令“我”伤心!“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这是第二层转折。“近行”孑然一身,已令人伤感;但既然当兵,将来终归要远去前线的,真是前途迷茫,未知葬身何处!“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这是第三层转折。回头一想,家乡已经荡然一空,“近行”、“远去”,又有什么差别!六句诗抑扬顿挫,层层深入,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主人公听到召令之后的心理变化。如刘辰翁所说:“写至此,可以泣鬼神矣!”(见杨伦《杜诗镜铨》引)沈德潜在讲到杜甫“独开生面”的表现手法时指出:“……又有透过一层法。如《无家别》篇中云:‘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无家客而遣之从征,极不堪事也;然明说不堪,其味便浅。此云‘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尽管强作达观,自宽自解,而最悲痛的事终于涌上心头:前次应征之前就已长期卧病的老娘在“我”五年从军期间死去了!死后又得不到“我”的埋葬,以致委骨沟溪!这使“我”一辈子都难过。这几句,极写母亡之痛、家破之惨。于是紧扣题目,以反诘语作结:“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意思是:已经没有家,还要抓走,叫人怎样做老百姓呢?
诗题“无家别”,第一大段写乱后回乡所见,以主人公行近村庄、进入村巷划分层次,由远及近,有条不紊。远景只概括全貌,近景则描写细节。第三大段写主人公心理活动,又分几层转折,愈转愈深,刻画入微。层次清晰,结构谨严。诗人还善用简练、形象的语言,写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诗中“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概括性更强。“蒿藜”、“狐狸”,在这里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谁也不能容忍在自己的房院田园中长满蒿藜。在人烟稠密的村庄里,狐狸也不敢横行无忌。“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仅仅十个字,就把人烟灭绝、田庐荒废的惨象活画了出来。其他如“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也是富有特征性的。正因为是“老寡妻”,所以还能在那里苟延残喘。稍能派上用场的,如果不是事前逃走,就必然被官府抓走。诗中的主人公就是刚一回村,就又被抓走了的。诗用第一人称,让主人公直接出面,对读者诉说他的所见、所遇、所感,因而不仅通过人物的主观抒情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而且通过环境描写也反映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几年前被官府抓去当兵的“我”死里逃生,好容易回到故乡,满以为可以和骨肉邻里相聚了;然而事与愿违,看见的是一片“蒿藜”,走进的是一条“空巷”,遇到的是竖毛怒叫的狐狸,真是满目凄凉,百感交集!于是连日头看上去也消瘦了。“日”无所谓肥瘦,由于自己心情悲凉,因而看见日光黯淡,景象凄惨。正因为情景交融,人物塑造与环境描写结合,所以能在短短的篇幅里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反映出当时战区人民的共同遭遇,对统治者的残暴、腐朽,进行了有力的鞭挞。
“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描绘豪侠的形象。
“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讲述豪侠的倜傥不群和武艺高强。
“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表达豪侠不拘礼法,疾恶如仇。
“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虽写豪侠的爱国精神,实则也隐隐流露出诗人想建功立业的寄望。
“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最后四句是说打败敌人,胜利归来,既不会阿附权贵、居功邀赏,也不自命清高,隐居草野,要继续过游侠生活。
在这首诗里,诗人以热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夸张的语言,刻划了一个武艺高强、报国杀敌、功成退隐的侠客形象。他出身高贵,剑如秋霜,袍饰明珠,艺高胆大,堪与名侠剧孟比肩。他虽身玺百战,威震胡虏,但功成后又任性使酒,不肯俯身下拜萧何曹参之类的高官,而是隐居于荒山野径。
他潇洒倜傥,豪迈勇敢,不拘礼法,疾恶如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富于爱国精神。当祖国的统一和安定受到威胁时,便“发愤去幽谷,从军向临洮”,不计身家性命,英勇杀敌,立功疆场,而胜利归来时,既不阿附权贵,居功邀赏,又不消极退隐,逃避现实。在这个形象身上,集中体现着李白的任侠思想。显然,他的这种任侠思想和他进步的政治理想,他的反对腐朽权贵的斗争精神是有密切关系的,因而也显示了这种任侠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意义。
本文论述了大臣应如何辅佐君主这一问题。通过桐叶封弟的典故,作者批评了君主随便的一句玩笑话,臣子也要绝对服从的荒唐现象,主张不要盲从统治者的言行,要看它的客观效果。在封建时代,发表这样的观点需要非同一般的胆识。
“桐叶封弟”是流传很久的一个典故。在“君权神授”的谬论横行的时代,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威,君主的言行被绝对化了。“天子无戏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之类的口头禅就是绝好的说明。作者在本文中虽然批评的是周公,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其主旨是说明对君主的一言一行要从实际效果上来观察,而不应盲从。这种观点无疑是进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文在写作上很有特色。作者首先扼要地介绍了“桐叶封弟”的史料。然后斩钉截铁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吾意不然。”接着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封”或“不当封”,而不在于这是谁的意图。最后提出了周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辅佐成王。全文丝丝入扣,有破有立,立论明确,读后令人为之叹服。特别是结尾的“或曰”一句,使全文的论证留有余地,更是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