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曲中,作者托情于燕,抒历史兴亡之叹。燕子有飞迁的习性,秋天飞往南方,春暖花开时再返回北方。作者用燕子的来去喻示时间的流逝,又赋予燕子以人的视角。
接着写燕子喃喃细语,忙碌争飞,似乎在寻找王谢繁华旧迹,诉说人间兴亡之事,实际上是移情于燕子,将燕子的本能活动赋予人的主观意识。在只有“巷陌乌衣夕照斜”的无奈失望中,作者更是借燕子的口吻直接诉说历史兴亡的慨叹。全曲紧扣咏燕来怀古,继承了古人却又不拘泥、重复,立意新颖。尤其是移情手法的运用,使此曲更具婉转、曲折之妙。
“兴,多见些:亡,都尽说”是一个对偶句,依旧借助燕子的视角慨叹历史,文学上将这种手法称作“移情”,即将人的主观感受转移到某样事物上,使人物合一,强化情感的表达。不管历史如何变迁,兴亡往事最终都付与评说,人世喧嚣也都归于“喃喃”之语。曲的结尾很有一种有淡世事的超然之感。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起得很有气魄,开门见山,向迷恋仕途的人提出了严重警告:你们知道吗,在仕途上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如同坐在一辆载重的下坡车上一样,随时可能摔得车毁人亡,个中危险谁看破了。首句运用比喻,准确切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紧接的三句全是为首句作注脚。第二句“惊险谁参破”,实际意思是说谁也没有参破。为了让这些迷恋官场的痴人惊醒,三四句就用事实来说话:“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 ”两句十个字,是充满血和泪的总结,是对元代官场的险恶的真实概括。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初平宋统一全国的重要功臣之一。公元1286年在授给他高官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遣要束木钩考荆湖行省钱谷”(《元史·世祖本纪》),要从“贫贿”入手整垮这位开国功臣,他被逼自杀了。桑哥主持朝政, 百官动辄得咎,他“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和贯云石同朝为官的权臣铁术迭儿,“蒙上罔下,蠢政害民”、“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元史奸臣传》),将不少正直的官员杀害了。这是全曲的第一层意思,写官场的险恶,虽占篇幅较多,但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是第二层;点明全曲主旨。“风波”:指“竞功名”的政治生活。宋代邵雍曾隐居河南苏门山中,题所居为“安乐窝”。后世遂以安乐窝代指隐居安逸的生活。全句说,这一切怎么比得上我躲避政治斗争、辞官归隐。全曲集中笔昙描绘“竞功名”的危险,是为了同“安乐窝”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同“玉堂臣”比,隐逸生活是闲适美好的;同“遭残祸”比,隐逸生活是安全幸福的。这样描写,就使作品所肯定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
这首散曲在艺术上的鲜明特点是把歌颂隐逸生活同大胆揭露官场险恶结合起来写,语言泼辣,道理透彻,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抵消了消极情调,显示出豪迈的风格。
这两首诗都有趣地运用重复的词语,表现一种回旋反复的美:第一首开头两句的第一字和第六字相同,第二首开头两句的第一字与第三字相同。王勃将陆与水相对,是其最普遍持久的对偶之一。
第一首诗写出了诗人客中送客时内心的伤感,表现了诗人对于友情的感慨。诗人已经感伤于江水及其对离别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但是他发现格外难以忍受的是陆地上的树,这些树遮断了他的视线,使他难于带到离去的朋友。第一、二句叠用“早”“江”二字,有一种回环往复的美感,也有一种节奏紧凑的效果,和下面两句一比,节奏的变化就显出来了,而节奏由紧张变为舒缓,又正与送别是的怆然与别离后的惆怅相吻合。第三、四句说带到流逝不返的江水更增添了别离的伤感,更何况带到渡口的树林隐没了友人的舟船。宋人李鞴《乡思》中“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两句用的也是这种更进一层的写法。这里化用《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语句,显示了王勃擅长化用前人诗文的特点。
第二首诗同样写得非常深情。在诗中,诗人运用了一个十分普通的宫廷转喻来进行巧妙的议论:“谁说甲是真的(事实上甲是真的),因为乙(巧妙的构思)与甲相矛盾。”由于离别,江水不再是一个小区域,而成了两个不同世界的分界线。最后两句,诗人进一步地描写了自己对于友情的那一份深沉的爱,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了诗人内心的真诚。
这是一组七言绝句。“初唐四杰”传世之诗作,七言绝句很少。就这组诗带,作者对于七言绝句创作技巧的掌握显然还不够纯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