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语见《世说新语》)之语一出，便成为历代爱竹之士的口头禅。子猷爱竹，在于竹绿叶萋萋、秀美多姿，在于竹怀愁含怨、情韵绵邈，在于竹劲挺有节、凌霜不凋。而后世文人的咏竹篇亦多不脱于此，像唐令狐楚的“斋居栽竹北窗边，素壁新开映碧鲜”(《郡斋左偏栽竹百余诗》)，唐李峤的“高簳楚江濆，婵娟含曙气”，“谁知湘水上，流泪独思君”(《咏竹》)，唐许浑的“萧萧凌雪霜，浓翠异三湘”等。在他们眼中，竹如含愁幽人，如隐逸高士，总是那么优雅脱俗。
可苏轼所谓“一日不可无此君”则独辟蹊径，着意于竹之可“食”、可“庇”、可“载”、可“爨”、可“衣”、可“书”、可“履”的实用性价值，竹也就由超脱走向凡俗，由梦幻走向现实，由可赏走向可用，简直成了岭南人的“衣食父母”，却并不为人所贵，故而苏轼说“岭南人当有愧于竹”。著此文时，苏轼被贬惠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遭贬。普通平凡的“岭南竹”同样寄托着他沉重的身世之感“岭南竹”尚可物尽其用，而“奋励有当世志”的苏轼却远贬僻地，不为所用，悲哀啊！同时，苏轼将岭南竹写得那样有生活气息，正反映了他的达观和对现实的执著。
1671年（康熙十年）徐渭文去南京，陈维崧有赠序，嘱咐他一访“畸人而隐于绘事者”，也即心怀兴亡之痛的隐逸之流。徐自南京归，成《钟山梅花图》，阳羡词人从不同角度、以不同词调题咏殆遍，形成一次相当独特的凭吊故国的联吟酬唱格局。个中迦陵此篇尤为翘楚，被前人誉为“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
从“意”的大处看，则其中蕴涵着极其复杂的遗民心绪。诸如“一夜啼乌，落花有恨”的哀思、对“珠珰贵戚，玉佩公卿”们“十四楼中乐太平”的误国行径的怨慨，以至“寻去疑无，看来似梦”的泪眼愁看，皆是遗民群体“孤臣孽子”感情的披露。悲凉、幻灭、欲哭无泪、欲隐无地，凡此种种尽包蕴于清丽词藻之间，令人不由黯然神伤。
阳羡词人借徐渭文此图遥祭故国，所拈者为“大题目”，寄寓者为“大意义”（谢章铤语）。在清朝初年，因此种民族情绪而遭致诛杀惨祸者不知凡几，故而，“一幅生绡泪写成”的悲凄后面其实隐藏着凶险的刀光剑影和这一词群非凡的胆力和勇气。
此诗写在深秋的夜晚，诗人望见了高悬天空的明月，和栖息在已经落完叶子的树上的寒鸦，也许在此时诗人正在思念一个旧时的恋人， 此情此景， 不禁让诗人悲伤和无奈。这是典型的悲秋之作，秋风、秋月、落叶、寒鸦烘托出悲凉的氛围 加上诗人的奇丽的想象，和对自己内心的完美刻画让整首诗显的凄婉动人。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夜深许许，风自清，月自明。不堪秋意萧条，叶落去还聚，心有留念意，奈何不由己。孤鸦自栖息，是夜过黑还是风过寂，顾自心惊。 秋风。秋月。落叶。寒鸦。俱是引人心生悲凉之物象，又加以拟人，眼前全然勾勒秋意凄紧，萧条之气自字里行间悄然浮起。闭眼凝神，有断肠人枝下负手而立，背影寂寥，无限心事氤氲，秋气更添几分萧条。忽而颔首远眺，叹秋气盛起，寒鸦栖独枝。思及一段情事，怎生刻骨铭心，诗起便萧索之意盛极。当真声声诉相思，字字寒情苦。
“相思相见知何寒，此时此夜难为情。”
那旧岁月里，你我也曾是相聚相知相爱。再寻不得，竟也是再见无期。此时此刻的我在这秋意阑珊的深夜，不忍重温那段旧事，让我情何以堪。 文起之时，萧索的秋之意象为这忆情情不得的无奈心境做下渲染，读至此，叫人心中悲叹之意更胜。往昔，曾深爱相伴的女子，现下竟是再见无期。苦天涯隔人。更苦，我思念你至深，只是不知你是否也念我一丝。夜凉如秋，因有相思于胸，夜也难度，情也难熬。此处诗人做完美内心刻画，致诗哀婉动人。凄怨悠远，哀怨如诉，从文辞中可以感受相思之情至无穷，从吟唱中可以感受相思之苦至无奈。
此诗只题作“三五七言”而不言及诗歌内容主题，可知诗人的创作意图本是偏重作品的形式特征，即只要满足全篇两句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的体式要求就能成诗了。可以说，诗题中已经包含了明确的诗体形式内涵。
但李白这首诗也不能算是创体之作，因为初唐时僧人义净作有一首《在西国怀王舍城》，此诗因其体式特征而名为《一三五七九言》。李白的《三五七言》只是《一三五七九言》的变体，省去起首的“一言”和收尾的“九言”，即为“三五七言”。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艺术》中论证义净诗为“唱和之作”。李白这首《三五七言》可能也是他与其他诗人的“唱和诗”。“三五七言”是对所酬和诗歌格式的限制，这是一个“总题”，众人在具体创作时可根据所写内容再命一个相应的诗题。
此诗即使不是创体之作，也是李白最终确立了“三三五五七七”格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辞格甚至成为一种时兴诗体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借鉴和总结了许多人应用三五七字句式的经验，更得力于他自身歌辞创作中灵活运用此类格式的实践体悟，因而他的《三五七言》能表现出“哀音促节，凄若繁弦”（《唐宋诗醇》卷八）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