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写饮酒，充满醉语。醉语多为醒言，它曲折而又含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正是此首小令的“关窍”所在。
白朴的这首小令表现了不思自思、欲罢不能的那样一种格外强烈的兴亡之慨、感伤意绪。“长醉”、“不醒”两句，表面上好像在说：醉处梦中，无忧无虑，一切都可以弃之脑后，“今觉而昨非，得意而忘言”，似乎作者大彻大悟了。然而，其中更含着作者内心深深的隐痛：醉也好，睡也好，毕竟有时有限，人生毕竟醒时多，醉时少，醉中“无碍”醒时“碍”，梦中“无思”醒来“思”，说是“无碍”，道是“无思”，恰恰说明“心病”正在于此。两句开头语便透露出作者极其矛盾和痛苦的心理状态。
“糟腌”以下三句，连用三个同意词发语，即“糟腌”、“醅渰”、“曲埋”，好似将一切济世救民、建功立业的虹霓之志都否定了，更愿千古兴亡、世事沧桑也随着一醉而同归泯灭。曲中透露出一个原来胸怀大志，希望建功立业，同时对千古兴亡无限感慨的人物。然而江山依旧，人世瞬变，作者在国仇家恨面前感到了一种失望；泪痕犹在，心底成灰，于是则寄情于酒，以期腌掉、渰没、埋去所有的牵挂，一切的搅扰。有道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愈是想要摆脱的东西，它愈是要袭上心头。纵然是用许多的杯中物来“腌”、来“渰”、来“埋”，终究是无济于事的。字里行间，语意情味，都揭示出作家对建功立业、家国兴亡以及曾经有过的凌云壮志耿耿于怀，拳拳在念。明人孙大雅为白朴《天籁集》作序云：“先生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谬。顾其先为金世臣，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于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孙序此说，倒颇中白朴作品肯綮，揭示出白朴玩世滑稽背后深藏着的无限凄楚苍凉的意绪。从白朴的词作中可以看出他对兴亡事是时时挂怀的：“长江不管兴亡，漫流尽英雄泪万行。”（《沁园春·保宁佛殿即凤凰台》）这是白朴居建康时的作品。几乎同时写的《夺锦标》，更是发出“新亭何苦流涕，兴废今古同”的悲叹。就是在他年轻时游淮扬，也同样写出调子十分低沉的词作：“谩今宵酒醒，无言有恨，恨天涯远。”（《水龙吟·题丙午秋到淮扬途中值雨甚快然》）
“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这两句既是全曲的思想总结，又是点睛之笔。不能简单地认为作者在这里是嘲笑屈原之“非”，而仅仅肯定陶潜之“是”。这分明是作者一如全曲的声情口吻，是愤语，是苦语，亦可以说是反语。即赞扬屈子、陶公的不肯同流合污。表面上看将屈、陶分开来，一“是”一“非”，一为“知音”，一为“不达”，殊不知不求显达而作隐逸君子并非作者本心本意，如上文所作的分析，作者处于入世和出世的极为复杂的思想矛盾之中，是非界限有时是倒置的，即是所谓“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中吕·阳春曲·知几》）。这种貌似旷达，实含酸痛的曲语，正表现了作者思想感情上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不仅是白朴，其他元散曲作家的作品亦有类似的现象。对于这些作品，如不将它们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是不容易看出它们有什么积极的思想因素来的。王季思先生说：这类作品“在消极表现中即含有积极因素，未可一笔抹杀。”（《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戏语并非戏语，而是痛语，狂语，亦可看作是隐语。“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如此去看，白朴此曲便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有趣的是白朴于酒上并不很贪恋，他曾在《水龙吟》之一序中说：“遗山先生有醉乡一词，仆饮量素悭，不知其味，独闲居嗜睡有味，因为赋此。”可见他的“自饮”也好，“劝饮”也罢，都是为求“嗜睡”，为求忘忧不醒，此中苦涩哀痛，令人黯然，这也是理解白朴“劝饮”曲意的一个很好的注脚。“饮量素悭”且又“不知其味”的人大倡纵酒，有几分滑稽，而滑稽背后便是无尽的哀痛。
从写法上来看，这首小令篇幅很小，内涵又是非常的丰富，它耐咀嚼，有意味，格调别致，韵致独出。作者紧紧围绕着“劝饮”的题意，劈头就触及了题旨。先说“长醉”的好处，即是“劝”；继而说明为什么要“劝”，无非是为了忘忧，将功名事、兴亡事、凌云壮志一古脑都抛掉了，以求内心之平和；最后是评论屈原、陶潜的“是”与“非”，仍然紧紧扣在“饮”字上，全曲层次分明，叙议有致，一气呵成，浑然无缝。看似随意之作，实则皆明心迹，完全是有感而发。明人贾仲明挽白朴词云：“洗襟怀剪雪裁冰，闲中趣，物外景，兰谷先生。”（天一阁本《录鬼簿》）这个评语不仅适用于白朴剧曲，也适于其散曲创作。闲而不闲，意在曲外，这正是白朴的高明之处。明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说白朴曲“风骨磊磈，词源滂沛，若大鹏之起北溟，奋翼凌乎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志，宜冠于首。”“风骨磊磈”，是说白朴身世遭逢，幼经战乱兵燹，胸中有无限积郁；“词源滂沛”，是指白朴之曲造语多变，遣词丰富，拈句自如；“若大鹏之起北溟”等语则是状白曲的气势。白朴作品历来被视为绮丽婉约一派，所谓“娇马轻衫馆阁情，拈花摘叶风诗性”，然这首小令却别出机杼，极饶自然朴素之趣。通篇如喷涌而出，不乏巧凿，却一丝痕迹不露，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整齐的对偶句式，生动自然。“糟腌”、“醅渰”、“曲埋”六字，同一意思，用词各别，形成一组排比句式，避免了重复的感觉，同时语言简易、浅显，富于口语感。“不达”二句，将“不达”前置，便在形式上列出了一双工对的句子；夸张的修辞手法，给人以形象的启迪，平增无限机趣；虽是口语声吻，又处处合于规矩，音韵流畅而富于节奏感，读来朗朗上口。
总之，白朴此曲表述的思想是深刻的、哀痛的，而表现形式则是浅显的、达观的。构思巧妙，用心良苦，写来全不费踌躇，在绮丽婉约之外又别开生面，堪称白朴曲中珍品。
此诗起四句直写当前气候，说在阴历五月的一天早晨，吹起南风，不快不慢，飘动着诗人的衣服。风是夏天“清朝”中的“南颸”，飘衣送凉，气象是清爽的。接着两句，不交代转变过程，便紧接着写“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由晴到雨，似颇突然。以上六句是面的总写，一般叙述，不多描绘。
“流目”四句，由面移到一个点。先写诗人在清风微雨中，转眼观看西园，见园中紫葵生长得“晔晔”繁荣，虽作集中，亦只叙述。上文的叙事写景，直贯到此；而对着紫葵，忽产生一种感慨：“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慨也来得突然，但内容还属一般，属于人们对事物常有的盛衰之感。这里转为抒情。下面两句：“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承前两句，抒情又由点到面，同时由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转到对自身的表白，扩大一步，提高一步，句法同样有点突然，而内容却不一般了。陶渊明本是有志于济世的人，被迫过隐居生活，从紫葵的荣晔易衰而联想自己不能及时发挥壮志，建立功业，这种触动内心痛处的感受，本来也是自然的，不妨明白直说，可诗中偏不说出“愿及时”愿的是什么，“靡所挥”挥的是什么，而是留给读者自行领会。
上文各以六句成片，结尾以四句成片。这四句由思想上的“恨”转到写生活上的困难，以及在困难中不可抑制的更强烈的思想活动。“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等到秋天庄稼收成，有粮食不继的迫切问题。处境如此，还有上文的为外物而感慨，为壮志而感伤的闲情，在常人眼中，已未免迂疏可笑；而况下文所写，还有“不可淹（抑遏）”的“逸想”和什么“猖狂”的情感或行动，冷静一想，也未免自觉“可悲”了。有了“悠悠”两句，则上下文的思想感情，都变成出于常情之外，那末作者之非常人也就不言可喻了。把“不常”写得似乎可笑可悲，实际上是无意中反映了他的可钦可敬。
这首诗在陶诗中是写得较平凡的，朴质无华，它的转接突然的地方，也表现它的“放”和“直”，即放手抒写，直截不费结撰。但也有它的含蓄，有它的似拙而实高，它的奇特过人，即不露痕迹地表现作者襟怀的开阔和高远。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处境，“猖狂”的来龙去脉，也就有迹可寻，即是对于黑暗、险恶的政局和自身抱负莫展的愤激。把这些诗句都作赋体看，诗中表现出诗人的政治热肠和人生态度，表现出他高出常人的地方，即在艰难的生活中不忘济世。诗写得很随便，却有深远的意境。
《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人民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赛歌时，谁唱得最多，谁就是优胜者。刘禹锡任夔（kuí）州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他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体裁和七言绝句一样。但在写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刘禹锡创作多首《竹枝词》，这是其中一首。
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诗歌。它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的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所产生的内心活动。
首句“杨柳青青江水平”，描写少女眼前所见景物，用的是起兴手法。所谓“兴”，就是触物起情，它与后文要表达的情事。并无直接关系，但在诗中却是不可少的。这一句描写的春江杨柳，最容易引起人的情思。
次句"闻郎江上唱歌声"叙事。在这动人情思的环境中，这位少女忽然听到了江面上飘来的声声小伙子的歌声。这歌声就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江水，溅起一圈圈涟漪一般，牵动了姑娘的感情波澜。
三、四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写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今天从他的歌声中多少听出了点情意，于是她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它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它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道是无晴却有晴”一句，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表现出初恋少女忐忑不安的微妙感情。
此诗以多变的春日天气来造成双关，以“晴”寓“情”，具有含蓄的美，对于表现女子那种含羞不露的内在感情，十分贴切自然。最后两句一直成为后世人们所喜爱和引用的佳句。
用谐音双关语来表达思想感情，是我国从古代到现代民歌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这首诗用这种方法来表达青年男女的爱情，更为贴切自然，既含蓄，又明朗，音节和谐，颇有民歌风情，但写得比一般民歌更细腻，更含蓄。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爱传诵。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鉴赏此诗：
第一种，是从唐诗赏析的角度：
战国末期，秦国最为强盛，所以其他六国就听从苏秦的计谋合纵，简称六合。所谓秦王扫六合就是秦国灭六国。六合指的是齐、楚、燕、韩、赵、魏六个诸侯国。
此诗前段从篇首至“骋望琅邪台”，颂扬秦王之雄才大略和统一业绩。
头四句极力渲染秦始皇消灭六国平定天下的威风。不言平定四海，而言“扫”空“六合”（包天地四方而言之），首先就张扬了秦王之赫赫声威。再用“虎视”形容其勃勃雄姿，更觉咄咄逼人。起二句便有“猛虎攫人之势”。紧接着写统一天下的具体情事，也就有如破竹了。三句“浮云”象征当时天下混乱阴暗的局面，而秦王拔剑一挥，则寰区大定，一人“决”字，显得何其果断，有快刀斩乱麻之感。于是乎天下诸侯皆西来臣属于秦了。由于字字掷地有力，句句语气饱满，不待下两句赞扬，赞扬之意已溢于言表。“明断”句一作“雄图发英断”，但不管“明断”、“英断”也好，“雄图”、“天启”、“大略”也好，总算把对政治家的最高赞词都用上了。诗篇至此，一扬再扬，预为后段的转折蓄势。紧接“收兵”二句写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采取的巩固政权两大措施，亦是张扬气派。一是收集天下民间兵器，熔铸为十二金人，消除反抗力量，使“天下莫予毒也已”，于是秦和东方交通的咽喉函谷关便可敞开了。二是于琅邪台、会稽山等处刻石颂秦功德，为维护统一作舆论宣传。“会稽岭”和“琅邪台”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诗人紧接写来，有如信步户庭之间。“骋望“二字形象生动地展示出秦王当时志盈意满的气概。秦之统一措施甚多，择其要者，则纲举目张，叙得简劲豪迈。对秦王的歌颂至此臻极，然而物极必反，这犹如贾谊《过秦论》的开篇，真是轰轰烈烈，使后来的反跌之笔更见有力。
后段十二句，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生动艺术描写，讽刺了秦王骄奢淫侈及妄想长生的荒唐行为。先揭发其骊山修墓奢靡之事。公元前212年，即秦始皇即王位第三十五年，发宫刑罪犯七十多万人建阿房宫和骊山墓，挥霍恣肆，穷极民力。再揭发其海上求仙的愚妄之举。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芾说海上有蓬莱等三神山，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于是始皇遣徐芾带童男女数千人入海追求，数年无结果。此即“采不死药”事。“茫然使心哀”是担心贪欲未必能满足的恐惧和空虚。这四句对于前段，笔锋陡转，真如骏马驻坡。写始皇既期不死又筑高陵，揭示出其自私、矛盾、欲令智昏的内心世界。但诗人并没有就此草草终篇，在写其求仙最终破产之前，又掀起一个波澜。据史载徐芾诈称求药不得，是因海中有大鱼阻碍之故，于是始皇派人运着连续发射的强弩沿海射鱼，在今山东烟台附近海面射死一条鲸。此节文字运用浪漫想象与高度夸张手法，把猎鲸场面写得光怪陆离，有声有色，惊险奇幻：赫然浮现海面上的长鲸，骤然看来好似一尊山岳，它喷射水柱时水波激扬，云雾弥漫，声如雷霆，它鬐鬣张开时竟遮蔽了青天。诗人这样写，不但使诗篇增添了一种惊险奇幻的神秘色彩，也是制造希望的假象，为篇终致命的一跌作势。长鲸征服了，不死之药总可求到吧。结果不然，此后不久，始皇就在巡行途中病死。“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这是最后的反跌之笔，使九霄云上的秦王跌到地底，真是惊心动魄，以此二句收束筑陵、求仙事，笔力陡健，而口吻冷隽。想当初那样“明断”的英主，竟会一再被方士欺骗，仙人没做成，只留下一堆寒冷的骨灰，而“徐芾载秦女，楼船几时回？”让方士大讨其便宜。历史的嘲弄是多么无情啊。
此诗虽属咏史，但并不仅仅为秦始皇而发。唐玄宗和秦始皇就颇相类似：两人都曾励精图治，而后来又变得骄侈无度，最后迷信方士妄求长生。据《资治通鉴》载：“（玄宗）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这种蠢举，结果必然是贻害于国家。可见李白此诗是有感而发的。全诗史实与夸张、想象结合，叙事与议论、抒情结合，欲抑故扬，跌宕生姿，既有批判现实精神又有浪漫奔放激情，是李白《古风》中的力作。
第二种，是从明史的角度：
从明史分析的角度看，有人认为，此诗不仅仅预言明亡，连前后的国运都预言到了。这类观点指出：前四句“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是概括秦汉以来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的丰功伟绩。再四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是讲明朝衰亡，清兵入关。（第一句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第二句是指清太祖太宗，省略主语，第三句是指明朝镇压农民起义，导致金人坐大，铸通助。第四句是指山海关打开，清兵入关，明朝亡国）。其后六句“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是讲清朝征服明朝后的恶行。（会稽代指江南，江南反清很严重，琅琊代指孔圣人的故乡，指中华正统，都被屈服。而“刑徒七十万”，暗指清代大兴文字狱）。又四句“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是隐喻西方人的舰队强大，鸦片战争中打开国门。（额鼻代指蛮族，因为蛮族喜欢在额头和鼻子上刺青）。接着的四句“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是讲中国海权的丧失，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蓬莱此处代指扶桑日本，几时回就是说日本人的舰队终于打回来了）。最后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讲的是秦始皇陵被发现，和第一句相呼应。
对第二种解读，笔者在不得不佩服其想象力、附会力的同时，实在不敢恭维。毕竟，个中的曲解比比皆是。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明朝灭亡自天启年间的说法毫无道理。理由有二：
一是有人说，明之亡，始于党争，党争最酷烈之时，莫甚于天启年间，由于天启的放任，邪党与魏忠贤互相勾结，假天启狐假虎威，在东林党和邪党的党争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笔者认为，士大夫与皇权的矛盾激烈、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激化等等，也都是明朝根基受到很大冲击的原因。
二是查证天启年间前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1627年，也就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在位的最后一年，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之后第三年，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也加入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很快成为名震一时的“闯王”，1644年3月17日，起义军包围了明朝都城北平，19日，李自成军队进入北平，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今景山）的一棵树上。统治中国276年之久的明王朝，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推翻了。”
表面上看，明王朝是在1644年才正式灭亡的，但是，这样一个帝国的覆灭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无谓党争、内部腐化、后金崛起等也是关键的原因。因此，把1627年，农民起义开始，作为明代统治出现断层的一个标志也是可信的。
所以，若是由1627年往上推九个世纪，诗仙李白的预言与历史事实两相校正，其误差范围竟只有惊人的7年，很是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