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明写春景，暗抒离情。上片写眼前景色。水流歌断，春风又暮，从而引起往事的怀念。下片写梦境。碧水黄沙，梅花无数，而月随人去，花自无语。全词抒情委婉，含蓄蕴藉，幽美清雅，饶有韵致。
上片首句以一个“清”字为全词感情上定下了幽清的基调。“水流歌断春风暮”，这句是说那流水般的一曲清歌，春风吹拂的暮霭中结束了。“春风暮”，景语，一字一景，词中以下诸景，皆缘此三字而来；这里也同时点出了这首词的特定节候，这正是一个怀人的季节，怀人的天气，怀人的时刻。“水流”，字面上自然是写“清歌”的缠绵婉转，由此，作者的笔触转入怀人。
作者写怀人，非用泛泛之笔，而是借助于一个梦境，把怀人念远的思想情绪写得深刻入微。“梦云烟树，依约江南路”以及下片的“碧水黄沙”云云，皆是梦境，用笔上又极见层次。“梦云”、“依约”两句是入梦之境。“云”，是“梦云”，“树”是“树”是“烟树”，“江南路”是“依约”（由“云”而“树”而“路”，由飘忽而实，梦中寻找知音的足迹甚明。
下片写梦中寻觅和对月怀人。“碧水黄沙”，紧承上片结句之意，进一步写对知音的寻觅。如果说上片“依约江南路”是朦胧中辨认知音去路的话，那么，“碧水黄沙”所表现的则是到处寻觅，水中陆上，无所不至，大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工夫了，且四字属对工稳，色彩鲜明，为本词的唯一亮色，这正是作者用笔变幻处。“梦到寻梅处”是穷尽“碧水黄沙”辗转寻找的结果，笔法由面到点，然后由“寻梅处”引出“花无数”，再由花而人，向花打听知音之所。
这几句，用笔如剥茭，一步一层，层层转深，转愈深而情愈切，及至问花无语，寻觅无着，顿挫之下，不禁怅然若失，愁绪茫茫，不知所之，转见明月，也好像已随那人运去，而失去了它那固有的光辉。“明月随人去”一句所展示的空间既大且空，读之令人如置身于一个广漠而暗淡的世界，进而想到作者于此所寄寓的感情必然是悲凉而空虚的。此时的作者，是醒是梦，已难分难辨之际，这真是以景传情的神来之笔。
周邦彦这首《烛影摇红》是奉旨“增损”修改他人词作而成的。对于改写者来说，这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工作。首先是奉旨修改，宋徽宗以原作不够“丰容宛转为恨”，下令修改。要迎合精通音律的皇上心意，做到“丰容宛转”，这的确是一件难事；修改他人的作品，尤其是一首较为成功的作品，既要保持原作意旨、风格，又要使之更完美，更上一层楼，这又是一难；对于清真这样已经成名了的作家，修改他人之作，自亦需写出自己的风格特点，此为三难。而难能可贵的是，周邦彦把这三者都做到了，且做得天衣无缝。
首先周邦彦拓展了词作的容量，上片全为其所增写，并为下片的抒情做了很好的铺垫。原作主要是写离情别恨，周邦彦便在上片把时间往前推移，着力刻绘这位女子的美貌，以及两人的心心相印。这便为下片叙写思2之情作了很好的铺垫。刻画这位女子的美貌，改写者抓住她的“娇波眼”米做文章。其“芳脸”、“黛眉”虽然也精致，但“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眼”，这便传神地表达了这位女子的风韵。这位女子不仅天生丽质，而且还顺心于他，致使他“几回枢见，见了还休”，以致有“争如不见”之叹。这样，上片由”风流天付”写到相见倾心，便为下片的描写旧思，作了准备。
周邦彦“增损”的笫二步，便是在下片，即原作上作了几处改动。改动的原则是更能使原作的意旨和主题得到表现。原作第二、三、四句为“向夜阑，乍洒醒，心情懒”，周词改为“夜阑饮散春宵短”，不仅较原作精炼，而臣还写出了男主人公夜阑饮散之后的孤独，这样就为下一句叙写回忆思绪作了铺垫。第二个改动之处是“当时谁为唱阳关？”原作为“尊前谁为唱阳关？”周词的改作最主要之处是将原作的简单叙述眼前之情形改为回忆往昔，这样不仅在写法上显得婉转，有波折，避免了直说、直叙之弊，更重要的是突出显示了主人公的挥之不去的思念之情。正因为有上片对人物形象刻画的铺垫，打肓此铭心的思念，从整首词作看，也显得浑然一体。第三个改动之处在“争夺云收雨散，凭阑干，东风泪满”，原词为“无奈云沉雨散，凭闹干，东风泪眼”这一层改动的关键句在“无奈”改成“争奈”，粗看两词并无什幺很大区别，ffi细辨起来，“争奈”除了有“无奈”的意思外，还有承受不了的意思，表露了男主人公为相思之情所重压。还有“云收雨散”，“东风泪满”都较原闻有少许改动，改动的结果，就是内含更显深广，更加突出了主题。
第三，这首词经过一番“增损”，不仅使原作的意旨更加突出，而且还商’深打上周词的风格烙印。如经过改写后，全词在篇章结构上显得严密而有最次，且多变。周邦彦抓住离恨这一主题，在现实与同忆上做文章，于腾挪顿挫开合之中，多层次地表现离恨别绪，避免了过多直说、直叙而造成的弊病，厨词之讲究用字，用典是相当著名的，该词囿干原作，没有用什么典故，但叉闲其是改写，庄讲究用字上是很突出的，这在上面已经阐述了。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