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绘了巳上人居处的僻静，环境的优美，对他的品格和才学予以赞叹。巳上人住在僻静的林间茅庵里，池上的白莲迎风而舞，像鹭鸶羽毛般轻盈。岩畔天门冬飘拂着青青的丝蔓。走过悠长而狭窄的林间小径，来到山的幽密深处，一间并不张扬的茅屋突然出现眼前，像是进入世外桃源的先兆一般，顿时使心胸为之豁然开朗。
杜甫来到这里不觉诗兴大发。小心翼翼，怀着崇敬的心情，缓缓步入屋内，置身其中，心中的诗情被无端地撩拨，一首新诗似乎将随之喷薄而出。那安卧于寂静林间的枕席，在绿树掩映下，似乎也带着葱茏的生意。主人置枕簟于林下，留他消夏，喝茶吃瓜，一坐就是大半天。茶叶与各种瓜果，就地取材，应有尽有，此刻以特殊的形式在小巧的木桌上栖息。品茶餐果，享用天然，被世俗浸润已久的心灵，正被一丝丝唤醒，自然以最简单和质朴的方式昭示了其原初的存在，它的美好充满芳香。不远处溪流淙淙而过，习习的凉风，扑面而来，使原本激越的心瞬间变得沉静。
圣洁的莲花在风中摇曳，恰似挥着白羽的智者，在指点人生的迷津。天门冬，山间随处可见的藤蔓植物，随心尽兴，伸展着长长的绿色手臂，尽情将青翠挥洒。作为后学，陪侍巳公左右，说道谈玄，内心忽觉自愧，自己并非是许询那样的人物，而巳公如高僧支遁那样，以超越尘俗的智慧，以清音妙语开解蒙昧的人生《高僧传》载东晋高僧支遁讲《维摩经》，他每通释一义，居土许询无以设难；许询每设一难，支遁也不能再作通释。
杜甫与巳上人谈禅，称赞他造诣很高，简直像支遁一样，而自愧不如许询。这是客套话，但可看出他当时曾与学问僧有过交往，多少也懂得点佛学。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马援的侄子马严、马敦平时喜讥评时政、结交侠客，很令他担忧，虽远在交趾军中，还是写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文章出语恳切，言词轻中饱含长辈对晚辈的深情关怀和殷殷期待，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原因有三。
其一、以“汝曹”称子侄，在文中反复出现，使子侄们在阅读时倍感亲切。不远千里致书教谕，也能收到耳提面命的效果。同一称谓反复出现，固然可使被称者自感受到重视，而更重要的是，作者选用的这一称谓也传达出丰富的信息。古人名、字并行，各有其用。一般长辈称晚辈用名，同辈相称则用字，如果“尔”“汝”相称，往往是不礼貌的，但在特定场合下却又能用以表示亲近，如韩愈《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句。作者在信中不依常规称呼子侄，却以“汝曹”相称，这就显得随和、亲切，拉近了长辈和晚辈轻间的距离。被称的晚辈则可以从中体会到长辈的真情关怀。
其二、苦口婆心，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晚辈沟通，而不是空讲大道理。如首段说“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只说自己如何，但是态度明确，感情浓烈，自然可以感染晚辈，又何必命令式地不许这不许那呢？至于“施衿结缡”句，更是反复叮咛，语重心长，使人感动不已。次段对当世贤良的作为得失加以对比评析，都是自己观察社会人生得来的经验轻谈。其“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的比喻，警拔有力，发人深省，是传轻千古的警句。而诸如“愿汝曹效轻”、“不愿汝曹效也”的话，虽然只是表示希望，但是字里行间满盈着真挚的关爱，比轻“汝曹当效轻”、“汝曹勿效也”这样板着面孔的口吻真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了！
其三、文中大量而恰当地使用句末语气词，起到了表达意义以简驭繁，只着一字而含义丰富；表达感情以无胜有，不着情语而情尤真、意尤切的突出效果。文中用“也”表达自己的肯定和期望，态度坚绝；用“矣”、“耳”表达自己的爱憎倾向，情深意长；用“者也”，则表达出对评说对象有所保留或不以为然。这些合在一起，不仅读来语气抑扬，更能使人由此领会充盈在文字背后的教诲、期望、关怀和爱护。
将打桩设网的狩猎者，与捍卫公侯的甲士联系起来，似乎也太突兀了些。但在先秦时代，狩猎本就是习练行军布阵、指挥作战的“武事”之一。《周礼·大司马》曰：“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阵），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打猎）。”其他如“中夏”、“中秋”、“中冬”，亦各有“教茇舍（野外驻营）”、“教治兵”、“教大阅（检阅军队的综合训练）”的练兵活动，并与打猎结合在一起进行。按孔子的解释就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设，因蒐狩（打猎）而习之。”打猎既为武事，则赞美公侯的卫士，偏从打桩设网的狩猎“兴起”，也正在情理之中了。
一场紧张的狩猎就将开始。从首章的“肃肃兔罝，椓之丁丁”，到二章、三章的“施于中逵”、“施于中林”，虽皆为“兴语”，其实亦兼有直赋其事的描摹之意。“兔”解为“兔子”自无不可，但指为“老虎”似更恰当。“周南”江汉之间，本就有呼虎为“於菟”的习惯。那么，这场狩猎所要猎获的对象。就该是啸声震谷的斑斓猛虎了！正因为如此，猎手们所布的“兔罝”，结扎得格外紧密，埋下的网桩，也敲打得愈加牢固。“肃肃”，既有形容布网紧密之义，但从出没“中逵”、“中林”的众多狩猎战士说，同时也表现着这支队伍的“军容整肃”之貌。“丁丁”摹写敲击网“椓”的音响，从路口、从密林四处交汇，令人感觉到它们是那样恢宏，有力。而在这恢宏有力的敲击声中，又同时展示着狩猎者振臂举锤的孔武身影。
从诗中所咏看，狩猎战士围驱虎豹的关键场景还没有展开，就突然跳向了对“赳赳武夫”的热烈赞美。但被跳过的狩猎场景，其实是可由读者的丰富想像来补足的。《郑风·大叔于田》就曾描摹过“火烈具举，襢裼暴虎（袒胸手搏猛虎）”的惊险场面，以及“叔善射忌，又良御（车）忌，抑磬控忌（忽而勒马），抑纵送忌（忽而纵驰）”的追猎猛兽情景。这些，都可在此诗兴语的中断处，或热烈赞语的字行间想见。而且由猎手跳向“武夫”，由“兔罝”跳向“干城”，又同时在狩猎虎豹和沙场杀敌之间，实现了刹那间的时空大转换：这些在平时狩猎中搏虎驱豹的健儿，一旦出现在捍卫国家的疆场之上，将在车毂交错、箭矢纷坠之际，挥戈击退来犯强敌，而巍然难摧如横耸的城墙。于是一股由衷的赞美之情，便突然充溢于诗人胸际，甚至冲口而出，连连呼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好仇、腹心）”了。
诗写得很自豪。在三章相叠的咏唱之中，这种自豪也因了“干城”、“好仇”以至“腹心”的层层推进，而增添了一种神采飞扬的夸耀意味。这对那些“公侯”来说，有这么一些孔武有力之士为其卖命，当然是值得自矜的。但对于“春秋无义战”的那个时代来说，甘将一身武艺，售予公侯之家，而以充当他们的“腹心”为荣，就很难说是一件幸事了。《诗经》“国风”中另一些为离乡背井、久役不归或丧身异域，而咽泣、哀号和歌哭的诗作，也许更能透露：在这种夸耀背后，还掩盖着怎样一种广大无际的悲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毛诗序》、朱熹《诗集传》以为诗的主旨是讲“后妃之化”、“（周）文王德化之盛”，实在令人感到穿凿牵强，而欧阳修《诗本义》、方玉润《诗经原始》所持的“美武夫忠勇说”、“咏武夫田猎说”差为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