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可分为五大段。第一、二两段写古人立学，培养人才，人才出而天下治；第三段写三代以后千余年来废学所造成的恶果；第四段写宜黄县立学的始末及其积极性；第五段则赞美县令李详兴学和为政的功绩，并对宜黄县学寄予希望。文章议论恣肆，层次分明，有极强的说服力。文中夹叙夹议，典重博厚，叙述有原有委，议论深刻透辟，堪称是曾巩文章的代表作。
在这篇千字文中。作者以“纡徐简奥”的笔墨阐述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及其意义，同时又以简练的史笔记叙了家乡宜黄县县学的建立始末，表达了作者崇学重教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兴办学校历来是推行文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古代的圣人们不断摸索、总结，乃至确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来保证学校教学的进行。这些制度与方法，都记载在儒家的六经中。如文章第一句所说的“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记载于《礼记·学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文中的“祭祀、乡射、养老之礼”，曾巩对此非常熟悉，所以在论及兴学的重要性和古代学制时，能有源有委，条畅而详备，将古代从下到上学校的设制、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及具体措施，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文章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文章开篇不提宜家黄县学校的筹建、选址以及规模和外观。而是别处落笔，先写学习的重要性，说得十分恳切。抓注学习“使人人学其性”和“皆可尽于中”这个论点，逐步开始阐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安排，并注意指出每一个方面的学习都有明确的意义。比如学习《诗经》和《尚书》，可以明白待人接物的礼节和进退上下的种种规矩。接着阐述立学的最终目的，使社会上的人都“学其性”，而不单是防止他们出现邪恶放纵的行为。再者，从培养可以担当天下大事的人才来说，是为了“养其身”，使人们能够懂得天地间事物的变化，懂得古往今来国家治理得好坏的原因，懂得在施政的过程中，对具体的措施应如何增减损益、废置或施行，以及如何善始善终。于是，立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这是作者对此最好、最准确的总结。
这首诗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作掩护，在风光宜人的钓鱼湾，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这首清新的小诗，将春天、春水、春花、春树与青春融为一体，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美丽的春意图。
一二句写暮春季节钓鱼湾的动人景色。点缀在绿荫中的几树红杏，花满枝头，不胜繁丽。这时，暮色渐浓，那小伙子驾着一叶扁舟，来到了钓鱼湾。他把船缆轻轻地系在杨树桩上以后，就开始“垂钓”了。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管他怎样摆弄钓杆，故作镇静，还是掩饰不了内心的忐忑不安。杏花的纷纷繁繁，正好衬托了他此刻急切的神情。
“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进一步写小伙子的内心活动。这一联富有民歌风味的诗句，包孕着耐人寻思的双关情意：表面上是说他在垂钓时，俯首碧潭，水清见底，因而怀疑水浅会没有鱼来上钩；蓦然见到荷叶摇晃，才得知水中的鱼受惊游散了。实际上是暗喻小伙子这次约会成败难卜，“疑水浅”无鱼，是担心路程多阻，姑娘兴许来不成了。一见“荷动”，又误以为姑娘轻划小船践约来了，眼前不觉一亮；谁知细看之下，却原来是水底鱼散，心头又不免一沉，失望怅惘之情不觉在潜滋暗长。这里，刻划小伙子在爱情的期待中那种既充满憧憬欢乐、又略带担心疑惧的十分微妙的心理变化，真可谓丝丝入扣，惟妙惟肖。
前四句明明写垂钓情景，而却偏说是写爱情，这并不是附会。因为诗的最后两句点明：“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诗人不把这两句点明爱情的诗，开门见山地放到篇首，这就是诗的结构艺术之妙，如果把最后两句放到篇首，诗来气脉尽露，一览无余；再没有委婉的情致。而且这样一来，那一联双关句，势必成为结尾，使语意骤然中断，漫无着落，不能收住全诗。这样结尾，从全诗意脉结构来看，却极尽山回路转、云谲雾诡、变化腾挪之妙。它使前面钓“垂钓”，一下子变成含情的活动，也使“疑”、“知”等心理描写，和爱情联系起来，从而具备了双关的特色。
诗就在袅袅的余情、浓郁的春光中结束了。在夕阳的反照下，绿柳依依，扁舟轻荡，那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钓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最具美感的镜头，将深深印在读者的脑海中。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