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眺有一些小诗，带着南朝民歌气息，语言精练，情味隽永。《王孙游》就是这样一首小诗。其“母题”出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也就是说诗人的创作灵感或自《楚辞》，而所写的内容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这是一首思妇诗，写一个妇女独守青春的苦闷。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蔓：蔓延。红英：红花。这两句是说，地上长满了如丝的绿草，树上开满了各样的红花。
这两句是写春天的景色。春天里，绿草如丝，葱葱茸茸，蔓延大地，一派绿色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树上，红花竞放，绚丽夺目。绿的氛围，红的点缀，在鲜明的对比中，烘托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绿草、红花使人想起这个思妇的青春年华。
“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无论：莫说。歇：尽。这两句是说，且不要说你不回来，就是你现在回来也赶不上春天了，花儿也谢了。言外之意，是说等丈夫回来，自己也就老了，当然还是盼望丈夫早些归来。
她的丈夫出门在外，自己一个人在家度过她的青春年华，心情苦闷。目睹大好春光，红颜难持久啊！这里诗人不主要写少妇如何急切地等待自己的丈夫归来，而是着重写她对于红花的珍惜，对于大好春色的留恋，由此描写她思君、恋君的春一般的情愫。这种对春的珍惜、对时光流逝的留恋透出主人公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这样，从景物的描绘，到情感的抒发，再到理性的升华，三者水乳交融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是一首充满了生命意识的景、情、理俱佳的好诗。
诗虽短小，艺术风格却颇具特色，体现了齐梁间诗歌创作雅俗结合的一种倾向。
首先，从《楚辞》中生发出来的母题，显而易见的带有文人的雅，暗示了它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但诗人却用南朝乐府民歌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来表现这一古老的“母题”，这便将原有华贵、雍雅的色彩悄悄褪去、淡化，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清思宛转，风情摇曳的特色。
其次，诗写春景逗春情，因景生情，情景相生，短小清新，风姿绰约，这原是南朝乐府民歌的本色，是俗。然而在描写笔法上，诗人在绿的氛围中，缀以红花点染，流露出文人精心构思的痕迹，表现出雅。雅俗结合，才能成为雅俗共赏的佳作。另外诗用仄韵，短促、急切，对标现出主人公惜春、惜时的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起到很好的作用，呈现出语浅意深、韵短情长的艺术风貌。
诗中诗人将秦军制造的长平之坑与项羽制造的新安之坑这两件惊心动魄、惨不忍睹的历史事件加以精心的绾合，以涵蓄亭泳、开阖流宕的笔触巧妙地点明秦的暴虐残酷是自取灭亡的根本原因，揭露了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的兼并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骇人听闻的深重灾难。全诗构思佳妙、文笔流丽、反思深刻、感叹沉雄。
这首诗的第一部分是前十二句，是回忆长平惨案。诗的头两句如石破天惊，突兀而来。“怪”字，在此是令人惊骇之意。“白骨高于太行雪，血飞迸日汾流紫”两句，则是用夸张的笔法，极力渲染当时的惨状，因而有惊心动魄之效。“锐头竖子”两句，是诗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这两句似乎天外飞来，一反上面惨烈凝重的气氛。诗人似乎从对当时血肉横飞、鬼哭神嚎场面的回想中突然醒悟，以异常轻松的口吻说道：“那白起算得了什么，你们这四十万人为平原君卖命，甘愿找死。”显然是正话反说，孔衍《春秋后语》：“平原君对赵王曰：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白起）为人也，小头而锐，敢断行也。”故诗中以“锐头竖子”呼白起。
以下两句又回到惨烈的气氛中。“乌鸦饱宿鬼车哭”一句是写当时深夜，专啄腐肉的乌鸦食饱尸肉，心满意足地缩头栖息枝头；月明星稀，那传说中专收人魂的九头恶鸟（鬼车）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声。这是何等阴森恐怖的场景。“至今此地多愁云”一句是写现在。那四十万鬼魂不散，使近两千年后的此地，仍时时笼罩在鬼魂组成的阴云之下。此句承上启下，由历史过渡到现实。接下来的四句，又是一组轻松与凝重的对比。当地农夫们并不以为历史上的大悲剧有值得悲痛之处，而相反，以此为谈资。“即令方朔”两句，照应“此地多愁云”。
第二部分是十三、四句，写新安惨案。诗人忽然宕开笔墨，记述了另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公元前206年，楚霸王项羽将秦将章邯部下的降卒二十余万人在新安（属今河南省）城南全部诛杀。诗人显然认为，这是长平惨案的再现。两事相隔仅仅半个世纪。
第三部分是十五、六句，写了赵国与秦国的灭亡的相似。公元前229年，秦国攻伐赵国，秦国私下买通郭开，让他在赵王面前散布谣言，赵王听信谗言，杀害忠臣，此后仅三个月，秦国大破赵军，赵国灭亡。赵高在秦始皇死后，指鹿为马，专权跋扈，使秦朝迅速灭亡，所以诗人认为，因“赵高出”而使“秦玺”易手。
整首诗运用对比手法揭露了历史事件的惊人相似之处，发人深省。叙事详略得当，详写长平惨案而略写新安惨案，盖二事略类，不必重笔。“郭开卖赵赵高出”句巧妙运用顶针格，写出赵、秦痛史悲恨相续的意味，亦见意匠经营。
此诗以文天祥的死讯开篇，首联写文天祥的魂魄飞越千山万水，从遥远的燕京回到南方；颔联中诗人将自己的“死”、“生”与文天祥作比较；颈联承接颔联的蕴藉之意，借用典故正写文天祥的忠贞爱国；尾联写现实处境并表达自己的心志。全诗情感真挚，凄婉哀凉，以白描见长，字字用血泪凝成，读之令人泣下。
起句劈空而来，写文天祥在历尽磨难之后的壮烈牺牲。文天祥殉国的不幸消息传来，谢翱肝胆俱裂，痛不欲生。但作者并不简单叙述自己悲痛欲绝的心情，而是写自己在噩耗传来后的极度痛苦和迷乱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飞越千山万水，到万里之外的北国去和死者见面。分别久长，思念深切，因此在乍一听见英雄的死讯后，产生了这样的愿望，看来奇特，其实也是很自然的。“飞”，写出了作者心情的焦灼不安。明知对方已经死去但仍希望见面，这里头有多少痴情，多少渴望！“魂飞万里程”，这是从比悲痛更深的层次落墨的，即所谓“透过一层”的写法。
次句承上而来，却又急转直下。当精魂不辞万里之遥，跋山涉水，到达北国之后，却又“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在深深的悲哀和失望中，梦魂猛醒过来，原来所知已物化，幽明隔绝，再无相见之时。这是何等痛心的事，对飞越万里的精魂来说，无异于一声晴天霹雳。然而这是严酷的事实。“飞”的急切和“隔”的绝望，在这里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照。
诗人悲不能已，痛哭着迸出了下面两句：“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忠臣死得其所，自己苟且偷生，了无意趣。这两句用“死”、“生”二字所组成的奇特对偶句，蕴蓄着极深挚的感情，格外哀切动人。
第三联转向正面写文天祥，进一步抒发哀痛心情。“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表明心迹、充满正气的诗句。如今，耿耿丹心仍在，而英雄却带着未酬的壮志，含恨离开了人世。唯其丹心未化，愈觉其碧血先成的可悲可叹；唯其碧血先成，愈觉其丹心未化的可歌可泣。这联写文天祥，仍归结于自己的悼念之情，感情郁结而悲壮。
尾联推进一层。痛苦是需要发泄的，尤其是郁结已久之情。然而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竟然没有可以发泄自己感情之处。伤心之泪，未能明流，只得暗吞。懂得了诗人“无处堪挥泪”的难以言说的隐痛，在此后多年中，他浪迹四方，“每至辄感哭”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末句委婉地表示决心，将埋名隐姓，遁迹山林，决不与统治者合作。语气平和，但忠愤抑郁之气仍勃勃于言意之表。
《书文山卷后》以饱含感情的笔触，抒写深沉的家国兴亡之痛。由闻知死讯、渴求重见到死生相隔、无缘重逢；再由壮志未酬、血沃大地，到无处挥泪，决心归隐，百转千回，从深处着笔，写到至情处，不辨是诗是泪。作者本以工于锤炼著称，这首诗却以白描见长，字字用血泪凝成，读之令人泣下。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