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至八句述舟行风涛之险．杜甫在岳阳受到当地朋友热情款待，在一个春水泛滥红日高照的时刻，躬腰告辞主人，乘着帆船，沿湘江南行。从岳阳到长沙是逆水行舟，朱崖澄澈，江涛汹涌，又遇恶风，可以想见，舟行极不顺利。诗人没有用夸张手法正面描写，“舟楫风涛之险”，却着力描写船夫、仆役废寝忘餐地与风浪搏斗，战胜艰险的经过。
九至二十句描写沿途所见官府横征暴敛迫使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浦起龙说：“中十二句，从‘采蕨’寡妇触发出来，随以‘闻见略同’句，推广畅论，极淋漓恺恻之致。”作者见到沿江山石间采蕨的妇女，因无钱缴纳苛捐杂税，只得把采来的野菜送到市场出售，用卖得的钱向官府交税。而她的丈夫此时已被繁重徭役折磨致死，她疲惫不堪，回到人烟稀少的村子，触景生情，号啕不止。诗人由亲眼见到令人摧肝折胆的悲惨景象，而联想平日听见与此大略相同的事例，同情之心由然生起。很显然，出现在诗人笔下的是具普遍意义的典型。 “贵人”们视人民如“莠蒿”，他们残酷剥削人民，不放过“锥刀之末”的微利。他们和爪牙“黠吏徒”巧立名目，勒索，掠夺百姓财物，造成千家逃亡，嗷嗷告谁。他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表现了热爱人民的精神。
最后两句带有总结性质。诗人说，此次乘舟远涉，历尽风涛之险，固然劳苦极了，但同繁重徭役赋税压迫下的人民相比，自己总还能生活下去。尽管暮春三月百花盛开的时节还穿着旧棉袄，但也感到心“甘”情愿。这当然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的话。一个曾经在朝廷任职的大诗人，在春暖花开季节尚无春衣更换，那么广大穷苦百姓当时生活的困苦就可想而知了。这两句也反映了杜甫把个人生活置之度外，始终关心着广大人民的痛苦的博大胸怀。
此诗是杜甫晚年之作，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精神不减当年，对黑暗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揭露和辛辣讽刺，依旧放射出现实主义的光芒。
第一首诗开头两句“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紧扣题目和诗的内容叙写事实，介绍人物，交代情况，顺承事件，思想感情发展顺序，直接引起下文。善弹棋的席谦，诗人说“近不见。”“近”既可以指时间短，也可以指距离短。从交往来说两人近来没有接近。可见诗人心中却十分想念他。毕曜工诗已殁。杜甫十分关注他生前的诗的流传，一直关念死去的诗人，可以说毕曜活在杜甫心中。
第三句“玉局他年无限事”，承前首句。诗人回忆往年与席谦弹棋，彼此交往的许多给人带来欢乐和高兴的事，其间充满着真挚深厚的友谊，唤起幸福的美好回忆。这句进一步申述了首句诗人思念席谦，想见他的原因。
这首诗的结语“白杨今日几人悲”承前第二句，用反问，即从问语中推出应当得到的答案，表面上是肯定“几人悲”，实质上是否定。此句描写了一片荒凉之境，没有几个人面对毕曜坟地上白杨悲伤，即无人悲伤，带有诗人感叹情味，悲叹人们对毕曜的冷落，反衬出诗人对死者的无比怀念。反问还有促使人集中注意力，引起人的想像和激情的作用。此句还用了因物及人、忆物思人的写法，写得精炼形象而悲怆，感情深挚。诗人怀念之情暗寓景物中，含蕴无穷，耐人寻味，反比直抒更为有力。
第二首诗首句“郑公粉绘随长夜”中的郑公是对郑虔的尊称。郑虔是杜甫的好友，多才多艺，诗、书、画造诣均高，尤其擅长山水画。此句用长夜喻指死亡，因人死后埋在地下永不见天日，很富形象性。郑公的彩色图画随长夜，成了绝笔。句中饱含悲惋之情。
次句“曹霸丹青已白头”曹霸著名画家，画马专家，也精于肖像和动物及其它。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写道“穷途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困顿，不得志）缠其身。”曹霸生活清苦，热爱艺术，不慕名利。杜甫既赞扬了曹霸把毕生精力献给艺术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又对他的身世悲痛惋惜。
第三句“天下何曾有山水”这句用反问，表示否定的意思。杜甫称赞郑虔，在其死后天下再也没有山水了。郑虔善画山水画，曾写诗画献给唐玄宗，得玄宗在画后题“郑虔三绝”。画家黄宾虹在《画学篇》中将其与王维并称，“郑虔王维作水墨，合诗书画三绝俱。”郑虔的山水画，可以以假乱真。由此可见，杜甫对郑虔的山水画的高度的评价，不是夸大而是出自内心的大加赞许，并非虚誉。
末句“人间不解重骅骝”是说世间不会看重曹霸及其鞍马画，实际的意思是表示，像曹霸（也包括像郑虔）这样的有真才实学、德艺双馨的人得不到社会应有的重视。杜甫在这里讲了真话、实话。这是诗人对郑虔、曹霸这些德才兼备的人才的身世和不幸遭遇鸣不平，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悲怨。
杜甫自己一生的遭遇和身世，使他深深地体会到了那个社会生存的艰难，深刻地理解了那个时代的苦难。友谊是生活中的美酒，无比醇浓，飘溢着醉人的芬芳，这两首诗中诗人所抒发的友爱之情，非常浓烈，醇美无比。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