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中不仅刻画出北方农村的贫困萧条,也写出了北方农民热情好客、诚恳淳朴的性格,指责了蒙古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摧残。此诗语言朴实,时近口语,直抒所见所感,不事雕琢,感情真挚而关怀深切。
“我行冀州路,想古帝都”, 诗歌起句,作者便点明题目——冀州道中。接着,“默想”两字,又把笔触伸向了广阔浩瀚、沧海桑田的历史长河,描写出冀州的古老和历史的悠久。这两句,作者由历史的沉思转入对今昔变化的猜测,为下面的见闻描写作了巧妙的过渡。
从“城郭类村坞”,到“仿佛似酒栌”十四句,是作者对自己冀州道中所见的描绘。 “城郭类村坞,雨雪苦载途”。以前, 曾是繁华都城的所在地,而今,城市却象山间的村庄一样凋弊;荒凉雨雪交加,充塞道路,害苦了行路的客人。这两句,作者用凋弊的城市和寒冷的雨雪展示出了冀州的荒芜和凄凉。
下面两句,“丛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紧承上句,进一步渲染烘托出冀州的破败。草木丛生之处,挨冻的鸟几正瑟缩地聚集着,枯树之间,狐狸也发出凄婉的长声吼叫。冀州道中,鸟儿和狐狸是这般境况。接着,作者笔锋一转,由冻禽、狐狸写到了人。“寒风” 四句,诗人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隆冬严寒的逼人。一个“著”字,形象地描写出了雨雪之大;一个“裂”字,又生动地突出了寒风之强猛;而“盱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两句,则通过一个具体行为动作的描写又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天气的异常寒冷。狐啸、风吼、雨雪交加的旅途上,诗人是多么渴望能看见一星烟火,寻找到一点米、酒,以此来解除身上的寒冷,去掉腹中的饥饿。
然而,“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这里,“程程” 两字用得非常巧妙,它既描绘出作者渴求的心理,又表现出诗人行走的路途之远,忍受的饥寒之深。他走了一站又一站,但始终看不到一丝烟火,看不到一粒米、一滴酒。这四句,作者又通过对人烟稀少的描写,更增添了路途的凄惨和悲凉。
“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垆。”突然,前面弯曲而干枯的桑树断根旁,出现了一间低小的土房,看上去它好象是一个酒店。这两句,作者用“土房桑树根”非常形象地再现出北方农村特有的纯朴景色,“仿佛” 两字,则既写出土房的矮小,极不显眼,又描写出风雪弥漫,整个大地隐隐约约,不易看清。
以上,作者从城市凋敝、人烟稀少、粮食奇缺等方面,生动形象地向人们展示出了翼州的破败、荒芜和凄凉,深刻地揭露了元代统治者对此方城镇的洗劫,对农业经济的严重破坏。
“徘徊问野老”至“痛入骨髓余”,是作者对翼州道中所闻的描写。诗人着重描写出一个由世儒沦落为野老的人物形象,通过他的一言一行满含悲愤地控诉了战争对汉文化的破坏和摧残,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饥寒交迫的诗人终于找到了一户人家,但中途的所见又使他犹豫不决。惨不忍睹的浩劫使翼州变得一片荒凉,这劫后余生的野老,诗人不忍心再去打扰他。“徘徊”两字,非常真实地描写出诗人内心的矛盾。但野老却出乎诗人的预料,他欣然笑迎,上前挽起诗人的衣袖,宛如对待一位阔别重逢的朋友。
“野老欣笑迎”八句,作者用“笑”“挽”“温”“暖”“叮咛”以及“我知”,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了野老的纯朴善良和厚道,读罢,老人的形象仿佛呼之欲出。这样一位仁爱的老人,他居住的地方,他出生的家族。诗人恳切相问。“云是奕世儒”一句,解除了诗人心中的疑惑,这位老人原来出生于世代读书之家。“自从大朝来” 十二句,是老人的言语,他揭露了元代统治者对文化的轻视,鞭挞了战争的连绵。“纵有好儿孙, 无异犬与猪。”两句,作者借老人之口有力地揭示出元朝专制统治下人民的愚昧和无知。“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余。”则又通过老人对过去时光的回忆,表现出诗人对国泰民安、文化发达礼仪昌盛社会的怀念和向往,也进一步突出了诗人对现实的悲愤和痛恨。
“我闻忽太息”以下,是作者的所感。“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蹰。”作者听过老人的讲述和议论,不由得发出深深地叹息,他十分同情这老人的遭遇,也痛恨这现实的黑暗和荒唐,他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却止步不行。这里,作者连续描写了三个动作:“太息” “执手”“踌蹰”,每一个动作都强烈地突出了诗人内心的悲苦。“踌蹰向苍天, 何时更得甦。”诗人止步不前,抬头仰望,问茫茫苍天;这令人窒息统治结束和繁荣的时代恢复的时间。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的悲痛。末尾两句,“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作者把自己的悲痛推向了高潮,他泪流及面,饮泣吞声,不忍再说出更令人悲痛的话语,只得独自拂袖向西南方走去。“拂袖西南隅”一句,在悲痛之余更含有一股愤怒之气。
这是一首叙事诗,看似平铺直叙,实际上感情充沛,又有严密的逻辑性。以时间先后为序,又各有侧重点,抓住重点充分描写,层层深人地揭示主题。先写北方的荒无人烟,再写文化被破坏的具体情况。由表及里,以诗人的悲愤为高潮,戛然而止。中间写老人的诚恳朴厚,使人看到传统文化教养的优良,加深对破坏的痛恨。
诗的前四句总写客舟逢燕。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诗人流落湖南不觉得已迎来第二个春天。“新”对“泥”而言。燕子于春季常衔水边湿泥,筑其新巢。“两度新”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里已两见燕子衔泥筑巢了。古人与动植物的直接接触远比现代人密切,对动植物的观察也很仔细。他们习惯于根据各种生物的特性,赋于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燕子逐春而生,巢梁而居,所以常常被看作春天的象征,它的鸣叫与飞舞又使人联想到闲适安居的欢乐。杜甫很喜欢燕子,他虽然“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已有十年,但是他始终辛苦经营,像筑巢的燕子一样,为给自己创造安稳的生活环境而不懈地努力。在这些日子里,体态轻盈的燕子曾伴诗人度过了不少良辰美景,在诗人的佳篇秀句中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形象:“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泥融飞燕子,沙暖卧鸳鸯。”(《绝句》)“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绝句漫兴》)这一切都生动地留在诗人的记忆中。如今诗人在漂泊无定的时刻又看见了燕子,当然会产生他乡逢故旧的感觉。
“旧人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这两句是对燕子形象的描绘。“旧人故园”,突出诗人对燕子一往深情。“尝识主”,是诗人对燕子的推测。在诗人的心目中,这燕子被看作是往年在故乡同室而居的燕子,它还记着自己的主人,远道来舟中相会,不觉为之一喜。“远看人”既画出了燕子对诗人的同情与疑问,也流露出诗人的无限感慨。在这烟水渺渺之处,前途茫茫之际,诗人无依无靠,独有燕来相就,倍感身世的凄凉。然而,燕纵识主,一叶扁舟,终不似昔日故园的有屋可巢,故尔,燕子既欲亲近,又怀疑豫,只是远远看看。这里的“识”与“看”都写的是燕子的动作、情态,也都涉及诗人。其实这只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是诗人眼中看到的燕子的动态,是燕子的人格化,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后四句,对燕自伤。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巢居室”是说燕子筑巢于人家,因为南北无定,所以令人可怜。接着就点破怜燕正是哀己。诗人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弃官西行,先是举家徙秦州(今甘肃天水)东柯谷,投奔一个叫佐的侄子。上元元年(760)又往成都去投靠老友严武,卜居浣花溪畔。大历元年(766)又到夔州,在柏茂琳中丞的帮助下定居西阁。十年间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实在和燕子的“处处巢居室”没有两样。如今竟至于无人可依、无地可居,教人叹息。
“暂语船播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那被诗人寄于同情的燕子此刻似乎领会了诗人的意思,“暂语船墙”,向诗人表示同情,但它立即发现这是一只漂流不定的船,不是它应该选择垒巢的“居室”,它忽然又变得漠然无情,随即起而飞去。但是,它又好像舍不得似曾相识的主人,贴水低飞,绕船盘桓,无情而似有情,可爱亦复可恼,终于翻然穿花而逝,给诗人留下空虚、惆怅和寂寞,诗人不觉老泪横流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燕子来舟中作》是杜集中最后一首七律,可以看作诗人临终的哀鸣。在这首诗里,深沉真挚的人性借轻盈的燕子的形象表达出来,朴实、亲切而感人至深。这“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形象,经宋代晏殊的点化,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历代唐诗和杜诗的选本都很少选这首诗。其实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低于为人们所称道的《秋兴》、《咏怀古迹》诸篇。传统的欣赏标准是无一字无来处,是一饭之间未尝忘君。而这首诗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无一字有来处,在于把深情厚意寄托在一只微小的燕子身上。它完全不同于那些从概念出发的、以物喻理的咏物诗。也不同于那些摹拟象貌、堆砌典故的咏物诗,诗人在这首诗里完全摆脱了机械的比附,不刻意于追求外形的相似,而是抓住事物最突出的特征,通过内在联系,把人的感情赋于物,使物我达到契合无间的境界,这就是深沉的寄托—杜诗沉郁风格的另一特点。在这首诗中,诗人眼中隐藏着燕子的多情,燕子的眼中又隐藏着诗人的不幸,燕子与诗人的差别仿佛在诗中消失了,从整个画面中只能发现那倾诉不尽的辛酸、诗人颇倾的形容,以及一颗苦难的心的低语。杜甫之所以为大诗人,正在于他对人生的悲欢离合、甘苦哀乐感受得深刻而真切,善于敏锐地捕捉那些最感人的形象,并细致人微地再现它们。而善于描绘自然万物的诗人,同时也就是技艺高超的自画像大师,他一草一木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影子。
全诗即由观胡人吹笛,闻秦地之声,随寓而发眷恋宗国之情,或谓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阙之意。
全诗一二两句点题,叙写感慨的由来,是因为胡人所演奏的笛子曲中,有一半是秦地的曲调,闻国都所在的秦地之声,撩动了忧国之情,从而为下面的叙事抒情作了必要的铺垫。接下四句即写所闻所感。三四两句侧重叙事,“十月”点明时间,“敬亭”点明观胡人吹笛的地点。“吴山晓”是写秋季肃爽,吴地的山丘更为疏朗。经过这两句交代叙写,“观胡人吹笛”一事的情况,读者就了然于心了。五六两句侧重抒情,抒写闻笛的的感受。诗人听了苍凉悲壮的《出塞》古曲,自然会联想起当时北部边境隐伏之患,忧国之心也就油然而生。一个“愁”字,道出了诗人对国家政治前途的担心。然而,自天宝三载遭谗被逐以来至今已近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之中,诗人眼看着国事日非,危机四伏,而自己却没有报国之路,作为被放逐的诗人来说他的心情是极其沉痛的。为此写出了“泪满逐臣缨”悲凉慷慨的诗句。更足以见诗人对国家的一腔忠愤。诗至此叙事抒情已经归结到了诗的主题。这就自然引出结尾两句的点睛之笔,“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言诗人闻笛以后,愁肠百转,起身遥望西入长安的大道,烟尘浩渺,深感国都遥远,融景生情,流露出诗人一片眷恋人主的苦情!“恋主情”三字之前冠以“空怀”二字,写尽了诗人忧愤之深。
全诗先点出“秦声”二字,继而写闻《出塞》曲以后的愁绪,最后归结到西望长安,空怀恋主之情。叙事抒情层次井然,结构完整。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于自然平淡之中又兼有一种苍凉激越的格调。所谓自然平淡,是从全诗的语言特点来说的。这首诗的语言既无夸张又无藻饰,诚是一派肺腑之言,所谓苍凉激越,是指诗句中寄寓的感情异常激烈。但是这种激烈的感情,又几经压抑,因而又有一种苍凉遒劲的况味。应该说这种特点是和诗人忧思之深分不开的。李白的五言诗,在其全集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少。许多人往往只注意诗人的七言古诗、七言乐府以及七言绝句,因为那些诗大都表现了诗人奔腾咆哮、豪迈飘逸的风格特点,但对于他的五言古诗论者却不多。其实这也是应该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阮亭《五言诗选凡例》中说:“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居易录》也指出:“唐五言诗,杜甫沉郁,多出变调。李白、韦应物超然复古,然李诗有古调,有唐调,要须分别观之。”前人的这种观点首先指出了李白继陈子昂“复古”的大旗,一反梁、陈宫掖之风。同时又指出李白的五古,有古调、有唐调,这就是说,李白所提倡的复古并不是一味地走回头路,而是在恢复从《诗经》到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开拓,要求诗应该发自真情,真率自然,不因袭别人,不伪饰造作,创造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格调。由此可见,此诗既有“古调”,又有“唐调”,具有推陈出新的新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