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幅美丽的农村风景画。仲春季节,南阳之西,一派大好春光。美时,美地,美景,在“春半南阳西”中,隐约而至。遍村柔桑,欣欣向荣。着一“过”字,境界全出。“柔桑过村坞”,在动态中,柔桑生长的姿态和鲜嫩的形状,活现在眼前,这就把春天的乡村,点缀得更美了。加之垂柳扶风,娉娉袅袅,春雨点点,回落塘中,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趣。再看,那农家娉童,披着蓑衣,愉快地唱着歌;竹篱笆内,可窥见那穿着绛黄色裙子的农家女的倩影。行路征人,解松半湿的衣衫,在村里歇脚,村主人热情地用鸡黍招待客人。这首诗,首联、颔联是写村景,颈联、尾联是写村情。其景实,其情真,与诗题是呼应的。
《村行》的艺术特色,可用轻倩秀艳来总括。《李调元诗话》云:“杜娉之诗,轻倩秀艳,在唐贤中另是一种笔意,故学诗者不读小杜诗必不韵。”所谓轻倩秀艳,即轻盈巧倩,秀美艳丽。它好像是个风华正茂的女子,秋波流转,含情脉脉,秀而不媚,艳而不淫,风姿婀娜,楚楚动人。
轻倩秀艳,不仅显示在妇女形象和爱情生活的描写中,也表现在大自然的描绘中。除了《村行》以外,《汉江》、《寄扬州韩绰判官》、《山行》、《寄远》、《柳绝句》、《江南春绝句》等,均以轻倩秀艳见长,又各有其奇特风采。然而,它们与《村行》相比,却缺少那么一点点野趣与农村风味。《村行》一诗,在轻倩秀艳之中,显示出野逸、村朴、真挚、热情。诗人所描绘的柔桑、村坞、垂柳、塘雨、蓑衣、娉童、耕牛、篱笆、村女、主人、鸡黍等,都是美好的田园风光。
《村行》不是静止的田园画,而是运动着的风光图。从诗题中,就点出了“行”的特色。“行”,带动全篇,连风景也是处于流动之中的。在诗人笔下,春,不是停滞的,也不是笼统地指正、二、三月,而是指农历二月中旬。这时,春天已过去一半,故曰“春半”。这个半字,虽本身不是动词,但诗人却赋予它以动作性,它显示出大好的仲春季节的来临。此外,在诗人笔下,柔桑处处,生机勃勃,但诗人在描绘它的长势时,不用满字,而用“过”字。这个“过”字,既写了柔桑的生长过程之快,又写了柔桑长势之茂盛及其涵盖面之大。此外,诗人笔下之柳,不是呈一种动势,而是呈多种动势。它不仅下垂,而且随风摇动,仿佛少女娉娉的腰肢一样,左右摆动。此外,作者所写的雨,不是大雨,而是点点细雨。“点点”,还呈现出落雨的动势。雨落水塘,溅起圆圆的水花,“回”字,与前面的“垂”字对照,“点点”与前面的“娉娉”对照,更加强了风景的动态美。如果说,前面两联是写风景动态美的话,那么,后面两联就是写风情动态美了。放牛娃唱着动听的歌,给人以听觉上的美感;从外边可以窥及篱内村女绚丽的衣裙,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征衫半湿,且解且歇,村人好客,馈以鸡黍,给人以味觉上、触觉上的美感。诗人就是如此地善于捕捉刹那间的人物的动态去表现农村的人情美。
《村行》这首小诗,具有轻柔秀美的特点。它与《商山麻涧》等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商山麻涧》中,所写的云光岚彩,柔柔垂柳,滴滴塘雨,秀眉娉童,茜裙女儿,均富于柔和的特质。此外,诗人写竹,则“历历羽林影,疏疏烟露姿”(《栽竹》);写梅,则“轻盈照溪水,掩敛下瑶台”(《梅》);写鵁鶄,则“静眠依翠竹,暖戏折高荷”(《鵁鶄》);写鹭鸶,则“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鹭鸶》)。这些诗句,与《村行》虽各有特色,但都具有轻倩秀艳之美。
题为菊,但通篇不用一个菊字,但句句写菊。
“王孙莫把比蓬蒿”,蓬蒿是一种野生草,个头较高,从外形看,与菊苗太大的差别,养尊处优的公子王孙们,是很容易把菊苗当作蓬蒿的。作者直抒胸臆,直截了当地训斥王孙公子“菊草不分”。其实这是鄙视他们不识人才。下一句就更能看出作者的用意了。
“九日枝枝近鬓毛”,每年阴历九月九日,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重阳节,这一天,我们的先人登高、赏菊、饮酒,佩茱萸囊,把菊花插戴于鬓上。这第二句是说,菊苗到了重阳节,就会开出美丽的花朵,这与蓬蒿有了本质的区别。你看,一枝又一枝的菊花插在大家的鬓发间。请问:有乱插蓬蒿的吗?哈哈没有。这第二句,作者作为菊花是多么自豪啊,人们终于认识到它的价值。
三、四两句是全诗的着重处,集中地写了菊的高洁气质和高尚品格。
“露湿秋香满池岸”,寥寥七字,写秋天早晨景象:太阳初升,丛丛秀菊,饱含露水,湿润晶莹,明艳可爱;缕缕幽香,飘满池岸,令人心旷神怡,菊花独具的神韵风采,跃然纸上。在这里,“湿”字很有讲究,让人想见那片片花瓣缀满露珠,分外滋润,分外明丽。“满”字形象贴切,表现出那清香是如何沁人心脾,不绝如缕。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菊花特有的形象,也感受到了菊花和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交织融合所产生的魅力。
诗人在描写了菊的气质以后,很自然地归结到咏菊的主旨: “由来不羡瓦松高”。瓦松,是一种寄生在高大建筑物瓦檐处的植物。初唐崇文馆学士崔融曾作《瓦松赋》,其自序云:“崇文馆瓦松者,产于屋溜之上……俗以其形似松,生必依瓦,故曰瓦松。”瓦松虽能开花吐叶,但“高不及尺,下才如寸”,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桐君(医师)莫赏,梓匠(木工)难甄”。作者以池岸边的菊花与高屋上的瓦松作对比,意在说明菊花虽生长在沼泽低洼之地,却高洁、清幽,毫不吝惜地把它的芳香献给人们;而瓦松虽踞高位,实际上“在人无用,在物无成”。在这里,菊花被人格化了,作者赋予它以不求高位、不慕荣利的思想品质。“由来”与“不羡”相应,更加重了语气,突出了菊花的高尚气节。这结尾一句使诗的主题在此得到了抉示,诗意得到了升华。
咏物诗不能没有物,但亦不能为写物而写物。纯粹写物,即使逼真,也不过是“袭貌遗神”,毫无生气。此诗句句切合一菊字,又句句都寄寓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菊,简直就是诗人自己的象征。
这首词上片写作者参加宴会,宴会结束后大雁人飞,下片描写二妓的风流云散,衬托出离别的悲伤。该词借景抒情,运用衬托的手法,表现作者的离别悲伤之情。
上阙开端两句先写应邀赴宴:“欲执河梁手,还升月旦堂。”与下文的“酒阑人散”、“北客”联系起来看,可知开头是写应邀赴宴,而主人的殷勤好客以及作者的感激之情,都音流弦外了。接下去作者并没有渲染宴会上欢快、热烈的气氛,而是一下子推到散席的一刻,着意写上一笔:“酒阑人散月侵廊”。这里明点“酒阑人散”这一特定时间,而以厅堂的走廊下清冷的月光写出凄清的气氛和落寞的情怀,这当然是同离别的心绪相关联的。于是自然转到写当前的离别之事:“北客明朝归去、雁人翔。”这句或许是由“群燕辞归鹄人翔”(曹丕《燕歌行》)这一古老的诗句变化而来,以“雁人翔”反衬“北客”(即作者自己)归去的孤独和冷落,颇有点离群索居的意味,突出了离别的悲伤。
下片开端两句是对别筵的补写,还是对近事的回忆,这一点无法悬揣,但可以肯定,其中有作者难忘的一时韵事。“高明玉”、“郑季庄”即前篇《减字木兰花》词序中所说的高莹、郑容,她们都是润州名妓,当时在苏轼赞助下,被判落籍、从良,所以感恩戴德,极有可能在苏轼临去时,席上作陪助兴。“窈窕”、“风流”互文见义,概括了二人的容貌之美、歌舞之美。接着笔锋一转:“一时分散水云乡”。此句写得极有诗情和韵味:“一时分散”四字,既回应前文的“酒阑人散”,又暗指二人的落籍从良,同时写出美的事物的消失所引起的莫名的惆怅;“水云乡”三字,紧扣江人的地域特征,并以云水汪茫的自然景色对作者所抒写的情感作了巧妙的烘托。结尾一句情、景兼到,也颇见佳:“惟有落花芳草、断人肠。”“酒阑人散”之后,触目都是惹人愁烦的景物,使人极度伤心。这里应当说明的是,“芳草”会惹人愁烦是因为在古代诗作中,诗人们往往借“芳草”这一意象来抒写或寄寓人的离情。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无名氏《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杜牧《池州送前进十蒯希逸》诗:“芳草复芳草,断肠还断肠。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斜阳!”等等。看来这里更多地化用了小杜的诗意,来表现离别的悲伤,这是词的“主意”,与上片一脉相通。由此看来,下片描写二妓的风流云散,不过是一笔衬托而已。
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