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懒吟编多散逸，门闲俗客少经过。
虚檐破处悬蛛网，落叶空中见鸟窠。
一片师心谁会得，半窗竹影绿婆娑。
性懒吟编多散逸，门闲俗客少经过。
虚檐破处悬蛛网，落叶空中见鸟窠。
一片师心谁会得，半窗竹影绿婆娑。
此诗题中“感化寺”之名尚存争议，宋蜀本作“感配寺”，清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作“感化寺”，《文苑英华》作“化感寺”。在唐代其他人的著作中记载，终南山有感化寺：“邀至京师，游于终南化感寺”（严挺之），《旧唐书》也记载有“蓝田化感寺”之名。 王维与裴迪一起到感化寺游玩并且拜访昙兴上人。
此诗前四句描写爬山的行迹：拿什么登山装备、在哪里会合、山中行进、住宿地点，诗歌前四句大体内容如此，但若如此翻译，则恰恰把诗句的精妙处完全错过了。前四句平平敷写中传达出一种游兴。诗人兴致浓厚，“相待”表现出诗人游兴大发，远远将同伴甩在后面。“催客闻山响”一句，仿佛让读者看到一个兴奋的游人，对着山峰玩着回声游戏，顺带嘲弄一下朋友。住宿的山房伴着清幽的小溪，虽然第四句仍然描写动态的流水，但已经为下文对幽静山景的描写作了铺垫。
诗歌第六句“谷鸟一声幽”，以一声鸟鸣突出山谷幽静，笔法巧妙。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已经巧用“一声”，以此为诗歌增加诗趣。“望枝疑数处，寻空定一声”（沈君攸《同陆廷尉惊早蝉诗》）、“雷叹一声响，雨泪忽成行”（萧统《有所思》）都写得颇有趣味。王维长于以动衬静，“谷鸟一声幽”“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的手法颇为相近，而各自贴合各自诗境。中晚唐的诗人常常学习前人这种写法，如卢仝《掩关铭》“不如掩关坐，幽鸟时一声”。可见王维作诗既善于学习前人，又启发了后人的诗思。
这首诗通过描写竹楼的安适和楼主的行动来达一种抛却红尘仕宦、钟情独自隐居的情怀和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首句概括竹楼的主人的闲散，次句通过取竹建楼的行动具体描写楼主的“闲”，第三句通过反衬手法写出竹楼的舒适凉爽，末句写主人在竹楼中的闲适生活。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傲吏身闲笑五侯”中所谓“傲吏”，大约指的是那位“王舍人”，他既然身己为“吏”，却丝毫没有俗务缠身，更着不起那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五侯”，其生活情趣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战国时期的庄子，曾在蒙（今河南商丘）做过漆园小吏，楚威王欲拜他为相，被他拒绝了。后世遂称他为傲吏，如晋郭璞《游仙》诗说：“漆园有傲吏。”这里将王舍人比喻成庄子。
接下来，作者紧扣诗题，写王舍人的“竹楼”。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西江取竹”。西江历来为产竹之地，而竹却又被视为“岁寒三友”之一，既“直”又有“节”，所以作者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却是在写这位“傲吏”的品格。其二，“起高楼”。本来，以竹为楼，不可能搭得很高，但作者特意拈出“高”字，一下仅能进一步暗示这位“傲吏”非同一般，同时也为下文的“南风”徐来打好了基础。
诗的后两句表面上是在写竹楼内的生活，实际上仍在写这位“傲吏”蔑视功名、闲适自得的人生态度。“南风不用蒲葵扇”，一是说 “傲吏”在竹楼上享受着徐徐吹来的南风，其悠然自得、无争无竞的心情显而易见；另外，它还隐隐借用了“南凤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之句，巧妙地说明只要沐浴王风，宣扬教化，自然可以使所治之民安居乐业，无需多费精神，碌碌多劳。
而“纱帽闲眠对水鸥”句，则更进一步写出这位“傲吏”的心态：他头戴“纱帽”，悠然地对着水鸥入睡。此处的纱帽，是指平民和官吏均可戴的凉帽，与后世的“乌纱帽”即官帽不同。纱帽作为官帽，那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唐宋人诗里，纱帽则多指夏季戴的轻便帽子，官民皆可戴。如白居易《夏日作》诗：“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水鸥”在这里可能暗用了典故，据《列子》记载，从前有人在水边每日与鸥鸟为戏，鸥鸟飞临其身而不惊怕。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也用这个典故。当然，此处说他没有用典也是可以的，水鸥在水边自由自在，悠然起飞，与王舍人与世无争的心境正相契合。用典而使人不觉其用典，正是诗家推崇的一种入化的境界。诗人对王舍人的生活情趣及他的竹楼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也就等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他不仅是这位“傲吏”的知音，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这种生活。
这首诗运用了一些典故，对丰富诗歌的内涵、深化诗歌的主题，具有明显的作用。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一入题使充满挖苦，点出了造谣者的妾妇身份和卑鄙用心。作者没有历数他们怎样献媚于国民政府的首脑，也没有直接去说他们怎样为他们所忠心，只用“横眉岂夺蛾眉冶”，就描绘出他们是怎样的一副争宠的脸相。“横眉”与“蛾眉”，只有一字之差，却构成一个尖锐的讽刺。鲁迅在《自嘲》诗中，用“横眉冷对千夫指”，表现了他对国民政府的针锋相对的斗争精神。因为这“横眉冷对”，才处处遭到他们的加害。而“蛾眉”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专门“向当局作媚笑”的奴才。《离骚》有“众女织余之蛾眉兮，谣琢谓系以善淫”。屈原用“众女”描绘他那个时代的争宠妒嫉的奴辈，“蛾眉”是遭嫉而贞的君子形象。但鲁迅这里的“蛾眉”，所指却完全相反，和“众女”一样，都是用来表现当代的争宠嫉贤的妾妇。鲁迅以尖锐的笔锋把他们的妖治蛾眉和战士的竖目横眉相对，以显出其奴颜媚态的可憎。诗“不料”二字，用得松巧，这两句诗欲擒先纵，涉笔成趣。接着又写“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给以回答，更妙趣横生，彻底揭穿了谣言。
“诅咒而今翻异样”，概括性较强。它说明谣言和诅咒是由来已久，连续不断的，不过现在又翻了新花样而已。“无如臣脑故如冰”，亦实亦俏，使造谣者彻底失败。头脑既没有什么炎症，依然那样冰冷，脑炎论者岂不戏言。作者鲁迅特别用一“臣”字来自称，在手稿中，还故意写得小些，仿佛是臣对君的奏请，语中带刺，更显泼辣。
这首诗，题为“戏作”，实是宣言，感情鲜明，技巧纯熟。
在整部杜集中，《寄韩谏议注》并不是杜诗最高成就和主体风格的代表作品，但是，这首诗深具别样之美，似乎也不是杜甫其他诗作光芒所能掩盖。
此诗虽为七言古体，但在诗歌意象选取、意境营造乃至情感抒发等方面，可以说落笔便得楚骚之风。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谓此作“文心幻森，直登屈、宋之堂”，“文心幻森”四字，深识骚意。
起首二句“今我不乐”“身欲奋飞”杨伦《杜诗镜铨》称其“开口便有神游羽御之意”。继而“美人”“秋水”句，沿袭《离骚》隐喻和《兼葭》《秋水》的意境，致怀思韩君之意。“鸿飞冥冥”借《法言》语比韩之遁世。“叶赤”“雨霜”则化用鲍、谢诗写秋深之景象。此诗所化用的诗句，皆以其意境相类，故能水乳交融，整个诗境的营造似茫茫无迹而弥漫八荒，诗人之意绪似从天而至，缘水而生。“岳阳”“洞庭”“潇湘”等地名的频繁出现，点明了韩君屏居之地，也使诗歌带上了浓郁的楚文化地域特色。
此诗又是一篇以浪漫手法观照现实社会的作品。“玉京群帝”以下六句写天宫之事，如天马行空，极意铺张，颇似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对梦幻仙境的描绘。诗中运用了屈原似的象征和隐喻，使其对神仙世界虚幻莫测、扑朔迷离的描写，笔笔落到现实人间。诗人运用比兴手法，由洞庭秋水的“美人”之思而驰笔于天界仙官之境，表现了“仕”与“隐”的强烈对比，曲尽今昔哀荣之致。“羽人稀少不在旁”，是为韩君政治命运之写照；“影动倒景摇潇湘”，则又照应“美人”屏迹之所在。
“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言此学仙遁世者，本为王佐之才，尝立功帝室也。以“运筹帷握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汉书·高祖纪》）的韩张良喻韩谏议，颇多称许之意。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黄生语认为杜甫此诗乃借韩君之经历“因以自寓”，置身政治漩窝之中，个人的命运实在难于左右，杜甫对此有切肤之感，故而尤能深刻体会韩谏议“帷握未改神惨伤”的意味。杜甫借韩君以自寓，韩谏议的形象处处可见诗人自己的影子，不禁感慨系之。至于“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枫香”，直不知是写谏议，还是诗人内心之自况。
这首诗作于杜甫居夔后出峡前，诗人大半生飘泊流离，备尝生活艰辛，阅尽世态炎凉，至此已是老病缠身，进人了人生的晚景。“今我不乐”之起兴，点出了诗人当时心境，更寄寓了政治深意，这在结尾部分得到很好的表现，最后四句杜甫表达了其一以贯之以苍生社稷为念的思想。“周南留滞”以太史公司马谈比于韩谏议，对其不复用世深致惋惜。“南极老人”句，表明诗人之着眼，并非止于个人之藏用，而是将国运民生作为其诗歌的终极关怀。杜甫期冀“美人”贡之“玉堂”，乃深惜谏议有韩张、司马之才，本当报效朝廷，匡扶社稷，竟不见容于当世，以至于留滞秋水，终老江湖，实为国家之不幸。
杜甫处身于“老病客殊方”（《壮游》）的困境，尤思贡“美人”于玉堂。这一思想，应该说已经超越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成败得失和禀性好恶。张子房的功成身退和韩谏议的激流知退实际上颇合于杜甫“色难腥腐”的本心；在仕途上尚不如张、韩走得那么远的杜甫，甚至对韩君之退隐也还隐约流露出稀微的向往，因为韩君在政治上曾经辉煌的成就感正是杜甫所缺少的。但不论如何，杜甫有着更强烈的“葵霍倾太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似的政治热情，一生未曾放弃。“仕”与“隐”的选择，“出”与“入”之依违，贯穿了杜甫整个人生和思想历程。现实的绝望使他“每欲孤飞去”（《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理想的执著又令他“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幻灭与希望交织成困惑难解的政治情结。
这首诗在诗歌意象与创作风格方面有神接屈子、境妙滴仙之致，但其老成诗笔与曲折情怀，归根到底还是杜甫式的。诗歌遣词造意异常精省凝炼；章法上尤能巧设伏笔，处处呼应，虽纵横驰骋而浑然一体，表现出杜甫一贯严密的诗思和严谨的结构；情感的抒发一波三折，曲尽其意，含晦而深挚。
一篇寄予隐者的诗歌，寄托了生命迟暮的诗人对理想与现实的严肃思考和执着不舍的政治情怀。它所引发时代、社会与个人的今昔之感、哀荣之念，实与老杜同一时期《诸将》《八哀》《秋兴》《咏怀》诸作貌异而神合。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