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写在游乐之地失去情侣以后，纵然娱乐也悲伤；下片先以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最后以景结情。词中运用反衬、比兴的手法，以乐写哀，用春花怒放之景反衬失却伴侣之悲，用笙歌反衬愁肠欲断之伤，用蝶燕双双反衬孤寂之感，具有民歌格调。全词情景相渗，构思新颖，风流蕴藉，雅淡自然，体现了冯词的特色。
上片写“失却游春侣”、 “独自寻芳”之悲。“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花前月下”，原为游春男女的聚会之地；而偏偏在这游乐之处，失却了游春之侣；花前诚然可乐，但独自一人，徘徊觅侣，则触景生情，适足添愁，甚而至于举目四顾，一片凄凉，大好春光，亦黯然失色。
“纵有笙亦断肠。”笙歌在游乐时最受欢迎，但无人相伴，则笙歌之声，适足令人生悲。“纵有”两字，从反面衬托失去之痛：笙歌散尽，固然使人因孤寂而断肠，但他却感到即使笙歌满耳，也仍然是愁肠欲断。
下片写因见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林间戏蝶帘间燕，各自双双。”自己失却游春之侣而影单形只，但闲步四望，只见彩蝶双双，飞舞林间；蒸儿对对，出入帘幕。
“忍更思量，绿树青苔半夕阳。”彩蝶、燕儿都成双做对，使他怎能再耐得住自己的孤独之感！“绿树青苔半夕阳”一句，以景结情，夕阳斜照在绿树青苔之上的静景，正与上片的“满目悲凉”之句相拍合。
冯延巳词具有民歌格调者不少，且善于运用比喻、起兴，如《蝶恋花》词：“几日行云何处去？”是以“行云”暗喻浪子，浪子行踪如浮云飘荡，竟然“忘却归来”。由此兴起思妇春怨：“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而这首《采桑子》词，则是以描写蝶燕双飞之乐兴起自身孑然无侣的孤独之感，这种写法在民歌中是经常使用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花前没有了她的陪伴，只能独自在花间徘徊，举目四顾，一片凄凉。纵使笙歌入耳，婉转悠扬，也只能唤起曾经记忆，从而更添感伤惆怅。
满间彩蝶对对，帘间飞燕双双，皆在快乐嘻逐，恩爱相偕。血色残阳笼罩着绿树青苔，怎能再忍受心中悲凉！
注释
纵有：纵使有。
笙歌：笙代指各种乐器；笙歌即指各种乐器演奏声和歌声。
忍：作“怎忍”解。
此词上片写在游乐之地失去情侣以后，纵然娱乐也悲伤；下片先以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最后以景结情。词中运用反衬、比兴的手法，以乐写哀，用春花怒放之景反衬失却伴侣之悲，用笙歌反衬愁肠欲断之伤，用蝶燕双双反衬孤寂之感，具有民歌格调。全词情景相渗，构思新颖，风流蕴藉，雅淡自然，体现了冯词的特色。
上片写“失却游春侣”、 “独自寻芳”之悲。“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花前月下”，原为游春男女的聚会之地；而偏偏在这游乐之处，失却了游春之侣；花前诚然可乐，但独自一人，徘徊觅侣，则触景生情，适足添愁，甚而至于举目四顾，一片凄凉，大好春光，亦黯然失色。
“纵有笙亦断肠。”笙歌在游乐时最受欢迎，但无人相伴，则笙歌之声，适足令人生悲。“纵有”两字，从反面衬托失去之痛：笙歌散尽，固然使人因孤寂而断肠，但他却感到即使笙歌满耳，也仍然是愁肠欲断。
下片写因见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林间戏蝶帘间燕，各自双双。”自己失却游春之侣而影单形只，但闲步四望，只见彩蝶双双，飞舞林间；蒸儿对对，出入帘幕。
“忍更思量，绿树青苔半夕阳。”彩蝶、燕儿都成双做对，使他怎能再耐得住自己的孤独之感！“绿树青苔半夕阳”一句，以景结情，夕阳斜照在绿树青苔之上的静景，正与上片的“满目悲凉”之句相拍合。
冯延巳词具有民歌格调者不少，且善于运用比喻、起兴，如《蝶恋花》词：“几日行云何处去？”是以“行云”暗喻浪子，浪子行踪如浮云飘荡，竟然“忘却归来”。由此兴起思妇春怨：“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而这首《采桑子》词，则是以描写蝶燕双飞之乐兴起自身孑然无侣的孤独之感，这种写法在民歌中是经常使用的。
这首词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冯延巳在南唐中主朝出任宰相，其时南唐外有后周侵犯，内部朝政日非。这首词虽然写的是伤春怨别之题材，但有人认为是对当时南唐朝政有所寄慨。
本诗借景抒情，以冬夜的肃杀衬托自己途失意的萧索。又以丽服、朱灯与颓颜、华发的对比，表现诗人无奈的迟暮心情。
不是真写自己老迈无用，顾影自惭，而是写自己不受重用，与执政者的心意相左。王维早在天宝十一年即为吏部郎中，而至天宝末，转为给事中，官阶并未升迁。据《旧唐书·李垣传》：“杨国忠秉政，郎官不附己者悉出于外。”当时，被排挤出朝廷的有“尚书十数公”，而同时启用了一批归附于杨国忠的年轻人。王维虽未外调，但给事中是谏官，在杨国忠一手遮天的极权统治下，可谓无言可进，无言可采。诗人的孤独与苦闷之情，只能在诗中作委婉的流露。
天宝年问，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当政，王维对这两个反动腐朽的政治集团都有所认识，不愿同流合污，但既然在朝为官，也不能不与其敷衍周旋。诗人内心极其苦闷，身在朝廷，心存山野。在这首诗中，他叹老嗟卑，惭愧无用，却隐隐地流露出对当朝援引朋党、年少竞进的不满。诗从他人值省中起笔，写寒夜漫长，漏滴声声，宫外草白霜凝，木衰月清。这萧条冷寂的冬夜景色，更加强了诗人的迟暮之感。五六句自绘其形，丽服与衰颜、朱灯与华发相互映照，对比鲜明。言简韵促，寓慨深沉。
这首诗评论江西诗派。宋人是推崇学习杜甫的，而李商隐的能得杜甫遗意，学杜要先学李商隐，宋人早具有此说法。在元好问看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虽然标榜学杜，但并未抓住杜诗的真髓，而专在文字、对偶、典故、音韵等形式上模拟因袭，结果既未学到杜诗的古朴风雅得真谛，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隐的精美纯厚的风格。因此他明确表示，不愿与江西诗派为伍，不愿拾江西诗派的牙唾。
但是，这里元好问对于黄庭坚的态度怎样呢，关键是“宁”字的理解。教材P285注释57解释为“岂能”。也有不同理解，下面介绍一下周振甫、冀勤编注钱钟书《谈艺录》的《〈谈艺录〉读本》中“鉴赏论第七”：
《谈艺录》（七）元好问论黄庭坚诗解：遗山诗中“宁”字，乃“宁可”之意，非“岂肯”之意。如作“岂肯”解，则“难将”也，“全失”也，“宁下”也，“未作”也，四句皆反对之词，偏面复出，索然无味。作“宁可”解，适在第三句，起承而转，将合先开，欲收故纵，神采始出。其意若曰：“涪翁虽难亲少陵之古雅，全失玉溪之精纯，然较之其门下江西派作者，则吾宁推涪翁，而未屑为江西派也”：是欲抬山谷高出于其弟子。然则江西派究何如。乃紧接下一绝曰：“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盖举后山以概其余西江诗人，此外比诸郐下，不须品题。遂系以自述一首，而《论诗绝句》终焉。《遗山集》中于东坡颇推崇，《杜诗学引》称述其父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而《论诗绝句》伤严寡恩如彼，倘亦春秋备责贤者之意。遗山所深恶痛绝，则为江西派，合之《中州集自题》绝句，更彰彰可见。（153页）
《〈谈艺录〉读本》注解：这一则讲元好问《论诗》中论黄庭坚的诗：“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钱先生先抓住“宁”字来讲，认为是“宁可”的“宁”，即宁可向黄庭坚拜倒，不作江西诗派中人。即把黄庭坚突出于江言诗派以外，认为黄庭坚还是可取的。虽然黄庭坚的诗不如杜甫诗的古雅，全失李商隐诗的精纯，但还是好的。元好问为什么要向黄庭坚下拜，在《论诗》里没有说。《论诗》说的“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称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为“新”。但黄庭坚论诗并不主张“新”，因此这跟黄庭坚无关。又说：“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这是批评陈师道作诗时，闭门苦思。即把陈师道代表江西诗派，贬低陈师道即贬低江西诗派。钱先生又引元好问《杜诗学引》称“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朱弁《风月堂诗话》：“山谷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浑成地步。”元好问“宁下涪翁拜”，可能就为了这点。所以他的诗里就称杜甫的古雅，李商隐的精纯，认为黄庭坚都不及。虽不及，但他“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混成地步”，所用的工夫还是好的，所以还推重他吧。
此诗共三章，采用复沓形式，各章仅异数字。孔颖达疏曰：“三章上二句恶四国，下四句美周公。”
第一章前两句以“既破”、“又缺”起始，斧、斨均为生产工具，人们赖以创造财富、维持生计。然这些工具均因为四国之君长年累月服劳役而致破致缺，家计亦因此而处于困苦之中，故尔怨恨深深。这里是以斧斨等工具的破缺来反映劳役之长之苦；以人们赖以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的毁废，来反映生活之困。这是以点代面，以个别代全部，言事而寄慨的手法。
关于这两句，郑笺另有说法：“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以此二者为大罪。”以斧斨之破缺比作对周公、成王的流言毁谤，这似乎过分拘泥于史事而说得太玄远了。而将周公比斧，成王比斨，恐亦有失礼度。
人们生活在这么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有了转机，有了希望：周公率兵东征了。当时周京为镐，在今陕西境内，管蔡等四国在今河南一带，故云“东征”。
三、四两句是因果关系：由于周公东征，所以四国叛乱者惊惧恐慌。毛传释“皇”为匡，即四国乱政得到纠正，走上正道。亦通。政局有转机，全是周公的功劳，故这两句从国的角度美周公，亦是叙事中含抒情，是间接的赞颂。
第五句“哀我人斯”，是省略了主语周公。周公对人民如此哀怜体恤，故逼出第六句：这是很崇高很伟大呀！这是人民以自身的感受，从内心发出的歌赞声，是直接的赞颂。
第二、第三两章，结构与第一章完全相同，仅换几个字。“錡”不论解作凿或锯，“銶”不论解作凿还是独头斧，均为劳动生产的工具，其在诗中的作用亦与第一章的“斨”同。这头两句同样在“恶四国”。下四句亦是“美周公”，仅换几个字。“吪”，化也，即受教育，移风易俗。“遒”，毛传解作固（坚固），郑笺解作敛（聚合）。孔颖达疏协调两说云：“遒训为聚亦坚固之义。”即“使四国之民心坚固也”、“四国之民于是敛聚不流散也”。流散之民回归，家人团聚，万民团结，国家自然强固。
综观全篇，这第四句的最后一字“皇”、“吪”、“遒”似非信手安排，而是有逐层递进，逐层深入的关系在。“皇”，如解为惊恐，则只是乱政的动摇，还未真正改变；如释为匡正，那也只是治的开始，对人民来说这只是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吪”，受教育、受感化，这是深入到内部的变化。最后的“遒”，团聚、强固，则已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末二句“嘉”、“休”基本同义，亦如第一章，是对周公的德行发自内心的直接赞颂。
不过对此诗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闻一多、程俊英就认为这是东征士卒庆幸得以生还之作。这样，对诗中一些词的解释也就与上面不同。如第一、二两句的斧、斨、錡、銶均指为武器。第五、六两句的“哀我人斯”的“人”则是指战士。因有的战士已战死沙场，活着的也都离乡背井与家人久不见面，这些都让人哀伤。这样的解释，与传统的“美周公”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也言之成理，可备一说。
此诗写作者在除夕之夜，追忆自身的失意，嗟叹故旧的凋零，感慨无限。全诗纯用赋法，通篇抒怀，联联对仗，语言平淡朴实，蕴含着作者愁绪、悲情、痛愤、期望的复杂感情，表现出无限苦辛酸楚的情味。
首联“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意思是说：多年来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过，新的一年又当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会有新的希望了。
颔联说：“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同游者”在这里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韩泰、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程异、房启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们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渺无音信。这里应特别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条件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刘禹锡派往条件极差的“恶处”（《因话录》）播州（即今遵义地区）。柳宗元考虑刘禹锡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远之地，便主动要求与刘对调。而今柳宗元却在“恶处”困病而亡，这不能不使诗人倍加伤怀。因此，这“有几多”固然是伤悼众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对挚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现的是“一人突逝，举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颈联表面是写自己的颓伤，表现的是无所作为之情，实际是牢骚之语，抒发的是愤激之情。诗人早年苦读，不慕荣华，注重品格修养；中年积极参加政治革新，极力革新政治，成为永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流徒边州，在极端的困境中，不但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痛斥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恶蚊虫（《聚蚊谣》），并写下不少相当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还，仍痛骂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人物为“桃李颜”之徒。他战斗不息，从来没有以“安闲为自在”过。这种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绝不能说是“将寿补蹉跎”。因而可以说，此联抒发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愤慨和牢骚，是正意以反语出之。
尾联：“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表面是说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贬谪幽居时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自然界的春天是无所谓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临人间，看不到国家兴旺景象的来临。刘禹锡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并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奋斗一生，壮志未酬，这是十分苦闷的。
此诗表面似乎是表现诗人的平静、闲适、甚至有些颓伤；但字里行间，却隐透出诗人极端的苦闷。这种隐真意实情于字背的方法，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之一。特点之二是“对仗”。本来，律诗只要求中间两联对偶，首尾两联是无所谓的。但此诗却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得联联对仗，句句通俗，这是不易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