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首二句本自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开篇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这个“花深处”，就是指桃源。在郴州，词人为了排忧遣恨，不得不借酒解愁。醉眼朦胧之中，词人受潜意识的支配，仿佛觉得自己划起了小舟，正轻松自如地随着溪流浮泛，朝桃花源进发。路上，“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记》）。词人十分欣喜，他左顾右盼，不知不觉中，已“林尽水源”，来到了“花深处”。阅读这两句，关键是要抓住“醉”这个核心词语。醉入梦乡，本是常事，所以说这两句是写梦境幻象。“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是词人神志清爽后的抱恨之言。佛教认为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是污染人心、使生嗜欲的根源。秦观在这儿是借“尘缘”指世俗之事，如名利一类，自是相对灵境而言的。假如自己不出来求仕为宦，就不至于有此时的迁谪之祸，这就是“尘缘相误”。在写法上，只说“尘缘相误”，隐去尘缘的具体内容，便产生空灵蕴藉，词情摇曳生姿的效果。此刻自己身受官府羁绊，即使想找一个类似于“桃花源”的远僻之地平安度日也不可得——这就是“无计花间住”。
过片二句，勾勒出一幅“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山抹微云》）一般的黄昏景象。“尘尘”“千里”尤给人天涯飘泊之感。紧接一句“山无数 ”，与“烟水尘尘”呼应，构成“山重水复疑无路”（陆游《游山西村》）的境界，这就与上片“尘缘相误”二句有了内在的联络，上下片意脉不断。下片开头四句，乃是词人有意识地择取人世间的四种凄凉景象，来影射他黯淡、感伤的心境。“烟水尘尘”，则前途渺遥可知；“千里斜阳暮”，暗示着词人的处境将每况愈下；“山无数”，正是阻力重重、难回朝廷的象征；“乱红如雨”，就是说美好事物正在横遭摧折。这四种景象并集一起，凝现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词人虽无片言只语关涉愁苦，而愁苦、失望之情已溢满纸面。结句“不记来时路”，源于《桃花源记》。陶渊明说，武陵渔人出桃花源后，在返家的路上处处作了标志，“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个结句正暗应了题目和开头，道出了词人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窘境和苦况，表达了他“抽身退步悔已迟”和“世外桃源不可得”的愁怛心绪。
这首词所反映的思想，是作者由于无端遭受打击，导致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并由此产生了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但有的评论者认为句句都有暗寓，这只能是一种猜测。此词所表现出的那种迷离恍忽的境界，只是秦观在艺术上喜欢朦胧美的一种手法而已。
一二句描绘出一幅昔日汉代末世群雄纷纷而起、互相争战夺取天下的景致，交代事件发生的起因和背景，“昔云”、“季”、“群雄”、“战争”，喧染出战争气氛，仿佛让人置身其中。
三四句写昔日汉代末世群雄各自割据、称霸天下目标未成，交代群雄割据的格局，侧面衬托出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尚未形成。
五至十句赞述了诸葛亮由一个布农得遇知己荐举，君臣相合，建功立业的事迹。喻指诸葛亮起于陇亩之中，隐居草野不得志。刘备三顾茅庐后得到诸葛亮辅佐，使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三国鼎立的新局面。
十一十二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明写只有崔州平能够了解诸葛亮的理想和才能。实则暗喻只有崔叔封才了解诗人的理想和才能。
十三十四句写诗人自称胸怀报国忧民之情的布衣之士。诗人意在通过与诸葛亮自比，写自己和当年的诸葛亮一样，身在草野，但胸怀治理天下的大志。
十五十六句写诗人将崔氏兄弟比做善于识人的崔州平和厚于交道的崔瑗，华发之际同衰共荣，似有肯求援引之意。
十七十八句写诗人与崔氏兄弟的深厚情谊，如同弟兄，也流露出诗人渴望建功立业，宛如诸葛亮一样可以施展才华，“壮志吞咸京”的政治抱负。
末两句借用管、鲍的典故，侧面赞美了知人举才的先贤，亦是喻已，希望崔叔封了解、支持诗人，期待诗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要象管、鲍一样，可以千载留名，抒发了诗人热切希望能得到知己荐举而施展抱负的愿望。
李白被迫离开长安，政治上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李白并没有就此消极下去。在此诗里，李白热烈赞扬了诸葛亮，对于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遇合，成就一番事业，表示衷心的向往。李白在不少诗里提到诸葛亮。李白羡慕诸葛亮起于陇亩而身至宰辅，受到君主的重用；李白景仰诸葛亮改革现实，治理社会的作为；李白赞赏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才能。而这一切，又都是和李白自己的处境，自己改革社会的进步要求联系在一起的。李白在诗中明确表示自己同样有诸葛亮那样的胸襟和政治抱负，因而也希望像诸葛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那样，得到君主的知遇，干一番经时济世的大事业。
李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希望崔少府能够象崔州平了解诸葛亮那样了解他，如果有机会，就象鲍叔牙推荐管仲那样推荐自己。这就明白表示了“托意在经济”，立志改革现实，治理社会一直是李白的思想主流。
这是一首歌咏山水风光兼抒发离情的长调。
上片写春回人间的万千气象，一开始便以曲笔点写春的消息，“暖回雁翼”的“回”字含使动意味，大雁是候鸟，春暧北去，秋寒南归，这温暖的使鸿雁结队北飞的气息，自然便是春天带来的。“骤惊春在眼，借问何起，委曲到山家”三句承前而起，下面几句则是从想象中回转，写眼前的初春景色。“渐渐可藏鸦”之句并无华丽词藻，但却极富想象，给人以流动的美感，并非真有藏鸦，而是“可”藏鸦。该句不仅使人读后如睹其景，而且似乎也使不讨人喜爱的乌鸦因为沾染到春天的气息，变得美丽。
下片是对着面前的景事，抒发淡淡的闲情。起始便是一个嗟叹句“堪嗟”，接下去“清江东注，画舸西流，指长安日下”三句，仿佛是写词人正置身画船，沿着东流注入长江的清江水西去，向着京城──汴京进发。“长安日下”一词是暗用前人句典，唐·王勃《滕王阁序》中有“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之句。唐王朝的都城在长安；古人将权力至高无上的君王比作中天之日，所以“日下”也指君王所居之处京都。不过此处“指长安日下”句，则是指向北宋王朝的都城──汴京，使用的是代称手法。“愁宴阑、风翻旗尾，潮溅乌纱”句首的“愁”字与前面阕首的“堪嗟”二字相呼应因。“乌纱”。“今宵正对初弦月，傍水驿，深舣蒹葭”。仔细品味，这“愁”字的落脚便在“初弦月”上。人们常用月圆月缺比喻人间的离合悲欢。尾句“沉恨处，起起自剔灯花写出了离愁在心不能入眠的情况。词的上片，写景体物精细宛转，色泽鲜明，境界清新；下片叙事言情，疏宕宛转，细密圆美，情真意切 。整首词生动传神的表现了词人在羁旅行役中由对春色由衷的喜爱到对命运艰难的孤愤之情 。
《木兰花慢》，唐教坊曲，从双调《木兰花》演变而来。《乐章集》入“南吕调”。双调，一百零一字，前片十句五平韵，后片十句七平韵，为定格。还有前片四平韵，后片六平韵的，系慢调变格。此词为定格。
按照此词中意思看来，贾似道当时刚从鄂州前线回京。
“记琼林宴起”，两句，点似道的寿宴期。贾似道生日在秋天八月八日，词人另有《宴清都·寿秋壑》词中有“西风旧色，胜东风秀”之语，可证之。“软红路”，指繁华都市，苏轼诗有“软红犹恋属车尘”句可证之。两句言当皇宫中设寿宴庆贺似道生日的时候，繁华似锦的都城中已经刮过几次西风了。以“西风”点出秋天的特征。“想汉影”三句，借传说喻似道深受皇帝器重。“汉影”，即天河；“荆江”，指湖北以下的长江；“槎信”，即挂星查，每年从天河而来，从不失信，槎、查音近也。《拾遗记》、《博物志》中均有记载，言“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此言词人猜想千万年来倒挂空中的银河一定与水波滔滔的万里长江相连通，所以有挂星查每年来回传递信息。“天河”也可借指作皇家所在地，“荆江”，又是似道督军的驻地，所以这里也是暗示出贾似道深受皇帝器重，年年都有皇上的恩赐物品或是旨意传送给他。“金狨”三句，颂寿辞也。“金狨”，即金丝猴的毛皮；“锦鞯”，即锦鞍；“霜横”，疑是“霜操”之误，《南齐书·沈士麟传》：“霜操日严”。霜操，指节操高洁。此言皇上在似道的寿诞之日御赐给他金丝猴皮制成的豪华鞍垫和锦鞍、御马等物，用来表彰他在湖北前线持节独当一面，并保持了高洁的节操。“细柳”两句，也为颂寿辞。“细柳”句，用周亚夫治军细柳营的典故。此言贾似道在湖北的治军与周亚夫治军细柳营一样军纪严明。他使鄂州一带能够不受战事的侵害，湖北农村才取得了秋日的丰收。上片祝寿颂辞。向人祝寿，难免带有奉承、失实之语，如说似道“霜横汉节枣仍红”、“细柳春阴喜色”等句，所以词人会被后人误会为谄媚权贵也。
“从容”三句，也为颂辞。言贾似道在鄂州前线督军，由于他从容布置军事，处理敌情，使敌人不敢冒然侵犯，所以边关虽设，因无敌来犯，可以经常关门大开，使城内外的老百姓可以自由出入。按：元世祖攻鄂之时，似道筑木栅环城，一夕而就，世祖顾扈从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其后廉希宪对世祖亦尝称述此言，是似道在那时候也曾见重于敌国君相。那末从这里可以知道，梦窗对似道颂辞的描述，也有其一定的事实依据在。“访武昌”三句，承上联想。“相缪”，相互绸缪，即亲热、作伴之意。“诗筩”，即吟诗饮酒。“筩”，竹酒杯也。此言因为暂时没有战事，所以大家能去武昌游览古时的军事营垒，并且与鄂州的山山水水相亲相爱，荡漾其间，吟诗饮酒快乐。“兰宫”三句，承上游玩两湖一带的山水胜景。“兰宫”，地名，即兰台，在今湖北钟祥县东。宋玉《风赋》说：“庄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天香”，即宫中传来之香，苏轼诗：“朝回两袖天香满”句，可证。“玉芙蓉”，即衡山芙蓉峰，古亦称容峰。这里指代衡山。此言贾似道因为湖北边境平静，所以四处游山玩水。他游过了庄襄王去过的兰台宫，又登上了衡山的芙蓉峰；而皇上仍不断用“翠羽”饰着圣旨，从都城频频传送给似道。由此可见，当时的贾似道权倾朝野，富贵已极；虽远在湖北，对都城临安的信息也仍旧了如指掌。“明月”两句，复结于寿宴中。此言在这里明月当空，笙歌阵阵，杭城贾府中的寿宴正处在高潮之中，但是不知道湖北前线是否还能够登上黄鹤楼，倚栏静坐听乐。结尾两句，既呼应首句“琼林宴起”，也在最后一句中，词人隐隐暗示出湖北一带终不平静也。所以贾似道的治边功绩，终将令人生疑。下片颂辞中，略带隐忧、疑问。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