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复古《木兰花慢》，与其妻所作《祝英台近》背景相似，应为同一婚姻悲剧。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载：“戴石屏先生复古未遇时，流寓江右武宁，有富家翁爱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归计，妻问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释。尽以奁具赠夫，仍饯以词云（略）。夫既别，遂赴水死。可谓贤烈也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九指出：“《木兰花慢》怀旧词，前阕有‘重来故人不见’云云，与江右女子词‘君若重来，不相忘处’，语意若相酬答，疑即为其妻而作，然不可考矣。”《木兰花慢》“但依然、杨柳小楼东”之句，又与《祝英台近》“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境界十分相似，那么这首词很可能是真正的悼亡之作。且戴词有“十年”之语，亦与其妻之词相吻合。则《木兰花慢》此词，实为复古与妻子诀别十年之后，重来旧地之作。所谓“怀旧”，实为悼亡。
“莺啼啼不尽，任燕语、语难通。”起笔便充满哀伤。又是一年春天，处处莺啼燕语。词人面对大好春光，满腹伤心事，即使让那啼叫不停的莺和燕来诉说，恐怕也无法说尽，更何况人鸟语言不通，它们如何了解词人的伤心怀抱？“这一点闲愁，十年不断，恼乱春风。”十年不断之隐痛，却道为一点闲愁，貌似平易却更见痛之深。恼乱即撩乱，宋人口语。十年以来，每逢春天，这种心情就格外为春风所撩乱。词情遂指向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当时妻子作诀别之词，有“后回君若重来”之句，故下边写出“重来故人不见，但依然、杨柳小楼东”。十年后的这天，词人终于重来旧地，小楼东畔，杨柳依依，仿佛当日“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的情景，可是早已是物是人非，故人杳不可见矣。“记得同题粉壁，而今壁破无踪。”
犹记得，当日夫妻双双粉壁题诗，而此时，只剩下这破壁颓垣，题的诗已无影无踪。这一句通过今昔对比，即当年夫妻二人风流潇洒的神仙般的生活与此日一人重寻旧地，而另一人早已香销玉损的无限悲凉的鲜明对比，生发出人世无常的深沉感慨。“壁破”二字显示出人物两非的无限哀痛。复古之师陆游，也有相似恨事。陆游与唐婉夫妻恩爱，无奈婆媳不和，二人被迫分开，陆游晚年重游沈园，有“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之句，可与此词歇拍参读。
“兰皋新涨绿溶溶。流恨落花红。”兰皋语出《离骚》“步余马兮兰皋”，指生长芳草的水湾。眼前春水新涨，绿波荡漾，流不尽的落花残红，也带不走词人胸中涌起的旧恨新愁。换头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尤为蕴藉。“念著破春衫，当时送别，灯下裁缝。”戴复古与武宁妻子是重婚，这事情中间可能有些曲折，从《辍耕录》所载“父怒，妻宛曲解释”大约可知。从临别前夕，妻子在灯下连夜为丈夫缝制春衣这一细节，也看得出她对丈夫的原谅，她仍然爱着丈夫。本来已下决心，在戴复古归家之后便从此永诀，但分别时仍忍着诀别的血泪把自己的全部情爱缝进衣服里，此时，这春衣已穿破了。但旧事记忆犹新，也看得出词人对妻子的感激与内疚。但是，重婚毕竟是不能容忍的。
她所选择的路，竟是一死。“相思谩然自苦，算云烟、过眼总成空。”谩通漫，漫然即徒然。妻子一死，人天永隔。相思只是徒然自苦而已。自苦，实为内疚。
想起那两三年的幸福生活，好似过眼烟云，终是一场空。但是“无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落日楚天无际，凭栏目送飞鸿。”词人凭栏远眺，落日之苍茫，楚天之无际，何异心情之苍凉落寞。长空中飞鸿远逝，又何异愁苦之弥漫无极。结句语意略近《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原诗并云：“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妻，古之烈妇也。若结句有取于此，悼亡之意深矣。
此词用绵丽之笔，写哀惋之思，可以称为佳作。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一评石屏词曰：“石屏词往往作豪放语，”绵丽是其本色。这首缠绵悱恻的悼亡词正是复古词绵丽本色的集中体现。
李商隐的这首绝句，“意极悲，语极艳”（杨致轩语），在表现手法上很有特色。
此诗一开头诗人就制造出一种环境和心情强烈反差的氛围。首句平直叙起，蕴藏着极深沉凄惋的感情。“春日”写时光之美妙可爱，“天涯”喻飘泊之遥远；两词并用，便将旖旎的春光与羁旅的愁思交织在一起。第二句使用“顶针”格，重复“天涯”二字，再点题意。春日越是美妙可爱，落魄江湖，远在天涯的诗人更感到惆怅。“春日在天涯”已经使人黯然伤神；而“天涯日又斜”递进一层，就更加渲染了在天涯海角，踽踽独行，穷愁飘泊的悲凉气氛。“日又斜”是说时间向晚，一天又将过去，这就给艳丽的春景笼罩了一层慵倦凄暗的阴影。繁花似锦的春光，与西沉的斜阳，纵然掩映多姿，但无多时，终将沉没于苍茫暮色之中。日复一日，春天也终将红英落尽，悄然归逝。韶光之易逝，繁花之必将凋零，与诗人人生道路上的失意蹉跎，正复泯然相合。著一“又”字，则日暮途穷，苶然疲役之慨，寂寥孤独，空漠无依之痛，尽在言外。两句既包含着对美好事物无限留恋珍惜之意，也包含着生命必将凋零之可悲。
转句在宛曲回环中见奇警，结句余音袅袅，哀艳动人。“莺啼”本来是非常宛转悦耳的，可是由于此时此境，诗人却觉得像在啼哭。这是因为诗人蜡炬成灰，泪已流干，只有托啼莺寄恨了。诗中“啼”写听觉，看花写视觉，“湿”是触觉，为我而湿最高之花乃是意觉，这就把诗人敏锐的联想和深切的感受写出来了。诗人移情及物，使黄莺感叹悲啼而垂泪；而泪水所湿之花，自然也泪痕斑斑，凄楚欲绝。莺花之娇艳，最足以代表阳春的盛景，然而春归花落，总不免于凋零寂灭。是莺花为诗人而悲者，正所以自悲也。
“最高花”之所以会引起诗人如此深情的关注，是因为树梢顶上的花，也就是开到最后的花，意味着春天已过尽，美好的事物即将消逝，莺儿的啼声也倍觉哀绝了。再者，也因为树梢顶上的花，上无庇护，风狂雨骤，峣峣者易折，这和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容易遭到损坏的命运非常相似，和李商隐这位有才华、有抱负而潦倒终身的诗人的命运也是非常相似。李商隐所处的时代，唐王朝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夕，诗人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深感绝望，因而生命的短瞬，人生的空虚，使诗的伤感情调更加显得沉重。诗人的悲痛已经远远超过了天涯羁旅之愁，而是深深浸透着人生挫伤和幻灭的痛苦。
这种韵外之致，荡气回肠，往往会令人不能自持，溺而忘返。这首美艳而凄绝的绝句既是春天的挽歌，也是人生的挽歌，更是诗人那个时代的挽歌。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