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少擅三窟，不承吏追呼。
老翁燕无凶，偃蹇坐里闾。
後生习闻见，官不禁权舆。
怀书斥长吏，持杖鏖公徒。
遂令五百里，化为豺豕墟。
古来沈牛羊，檄水臣鳄鱼。
猛虎剥文章，矧而民发肤。
哀哉奉其身，曾不如鸟乌。
破家县令手，南面天子除。
要能伐强梁，然後活惸孤。
属为民父母，未教忍先诛。
山川甚秀拔，人物亦诗书。
十室有忠信，此乡何独无。
恶少擅三窟，不承吏追呼。
老翁燕无凶，偃蹇坐里闾。
後生习闻见，官不禁权舆。
怀书斥长吏，持杖鏖公徒。
遂令五百里，化为豺豕墟。
古来沈牛羊，檄水臣鳄鱼。
猛虎剥文章，矧而民发肤。
哀哉奉其身，曾不如鸟乌。
破家县令手，南面天子除。
要能伐强梁，然後活惸孤。
属为民父母，未教忍先诛。
山川甚秀拔，人物亦诗书。
十室有忠信，此乡何独无。
这首诗为七言绝句，除“深”“逢”平仄不拘外，完全符合平起首句入韵格律。因为“垂纶”即垂钓，所以这首诗描写的正足孤独的垂钓者。钓者独处静谧之地，长潜烟雨之中，不与人世相通。诗名《赠渔父》，自然要赞美渔父。全诗通过环境描写，虚拟对话，刻画了与地无争的老者形象。
第一句的正面环境描写勾勒了山泽野趣，而第三句是其补充。芦花盛开，一江皆白，蔚为壮观。芦苇一般九月开花，北方降温，故称“寒水”。杜牧另一首《泊秦淮》也曾写过“烟笼寒水夜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三国魏刘桢《赠从弟》曾曰“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深泽”与“水畔”化用了战国屈原《渔父》的“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本句中，风来苇曳，鱼去纶摇，而一个“静”字反衬出了渔父娴熟的技巧和沉稳的心态。
第二句由空间转换到了时间。“月夕烟朝”是指晚上的月光和清晨的薄雾。由于夜钓和雾钓时能见度较低，垂钓肯看不清鱼漂，所以此句暗示渔父技艺高超。又由于所写时间是夜间，所以此句也暗示渔父昼伏舟中，离群索居。渔父隐逸自处，已非一日，而是“几十春”，彰显了坚定的意志和脱俗的境界。明儒杨慎《临江仙》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与此格局相类，因置于《三国演义》开篇而脍炙人口。
第三、四句由描写转入记叙。秋冬岸边，喃喃自语。横舟独钓，皆遇醉人。“孤舟寒水”的意象化用了柳宗元《江雪》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独醒人”取自屈原的《渔父》，文中三闾大夫屈原解释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正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未逢拔俗之士，说明他自己深悟归隐之道；老者向作者诉说岸边际遇，也暗示作者自训为世外高人。
这首诗诗意象明确，节奏舒缓，格调清幽，境界深远，是一首刻画江边隐士的佳作。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诗人用“东西南北水”“三百九十桥”写出了苏州城市的独特景观：水多、桥多，而且红栏绿波相映，十分美丽。再加上杨柳多、鸳鸯多更使锦上添花。这首诗字词清秀，风格淡雅，与《钱塘湖春行》一样，都是诗人描写苏杭美景的名篇。
莺声欲动，冰面初消融，正是春天将临的迹象，扣题中“正月三日”，而从黄鹂巷说到乌鹊河，则已有闲行之意。两句都是信口道来，心到笔到，不加雕琢，两个“欲”字犯重，前一个还不合平仄，懒懒散散，正是闲适之意。三四句写闲行所见。 “绿浪” “红栏”，色彩已觉鲜艳喜人，何况更有“东西南北”之广、“三百九十”之多，一路慢慢看来，赏心悦目之意更不待言。虽只是写“闲行”之意，却觉得仿佛春天已在眼前。两句互相对仗，却用的是自对句，“南西南北”自对，“三百九十”也是自对，既工整，又活泼。“十”字平仄又误，则是不以辞害意了。
前四句只是写闲行，写正月初三日，写春天欲来未来之际。五六句，鸳鸯成对嬉戏，杨柳低垂，却分明已是春天。才说春天欲到，谁知已经到了。诗人惊喜之下，不禁自问：春天是什么时候来的，猛一想，原来就是这两天到的，正月初一，一年之始，正是一春之始。想到来得这么快，不知不觉。“双双翅”“万万条”，写得风情毕现，春意尽出，而末二句自问，惊喜之意，更是溢于言表。
这首诗体现了典型的白居易诗风，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精心摄入，而且具有“诗史”的意义，具有经典的价值，说其乃白居易的代表作，应该是当得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