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路六侍御的生平,详不可考,从诗的开头一句看,是杜甫儿时旧友。作此诗时,杜甫五十一岁,四十年前,他们都在十岁左右,正是竹马童年。诗人用“童稚情亲四十年”完满地表现出童年伙伴那种特有的亲切的感情。“四十年”,在这里不仅点明分别的时间,更主要的是表明童年时代的友情,并不随着四十年漫长岁月的迁流而归于淡忘。正因为如此,下句说,“中间消息两茫然”。在兵戈满地,流离转徙的动乱年代里,朋友间失去联系,想知道他的消息而又无从问讯,故有“茫然”之感。而这种心情,彼此间是相同的,所以说“两茫然”。一别四十年,时间是这样的久,没能想到会有重新相见的一天。所以说“忽漫相逢”。他乡遇故知,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然而同样没有想到,久别重逢,乍逢又别;当故交叙旧之日,即离筵饯别之时。“忽漫相逢是别筵”,在“相逢”和“别筵”之间着一“是”字,使会合的欢娱,立即转化为别离的愁思。笔力千钧,直透纸背。
从过去到重逢,聚散离合是这样的迷离莫测;从分别悬想将来,诗人把感慨集中地写在“更为后会知何地”这句话里。这是全诗的主脑。它包涵有下列两重意思:路六侍御这次离开梓州,回到长安去做官,勾起了杜甫满腹心事。他设想:“倘若今后能和路六再度相见,这地点又将在哪里?自己能不能够也被召还朝廷?”回答是不可知的。从他自身蹭蹬坎坷的生活历程,从这次和路六的聚散离合,诗人懂得了乱世人生,有如飘蓬泛梗,一切都无从说起。这是就空间而言的。从时间方面来说,过去的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年;别时彼此都在童年,相见时俱入老境。人生苦短,“更为后会”,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诗人没有直说后会无期,而是以诘问语发出咏叹,体现出他的向往之切、感慨之深。
前四句写送别之情,诗人由“过去”想到“现在”,再由“现在”想到“未来”,它本身有个时间的层次。诗从“童稚情亲”依次写来,写到四十年来,“中间消息两茫然”,不接着写相逢和送别,而突然插入“更为后会知何地”。表明看,恍如天外奇峰,劈空飞来。但实际上,“更为后会”,就已逆摄了下文的“忽漫相逢”。因为没有眼前的“忽漫相逢”,诗人是不可能想到将来的“更为后会”的。这句对上句来说,是突接。由于这样的突接,所以能掀起波澜,把诗人感伤离乱的情怀,表现得沉郁苍凉,百端交集。就下文来说,这是在一联之内的逆挽,也就是颠倒其次序,用上句带动下句。由于这样的逆挽,所以能化板滞为飞动,使得全诗神完气足,精彩四溢。如果没有诗人思想情感上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在诗歌艺术上深湛的造诣,也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
诗的后四句写景,另起了一个头,颈联和颔联似乎毫无相干。其实,这景物描写,全是从上文的“别筵”生发出来的。尾联结句“触忤愁人到酒边”的“酒”,正是“别筵”饯别之酒:“酒边”的“剑南春色”,也就是诗人“别筵”的眼前风光。“桃红似锦”,“絮白于棉”,这风光是明艳的,而诗偏说是“不分”,“生憎”,恼怒春色“无赖”,是因为它“触忤”了“愁人”;而它之所以“触忤愁人”,则是由于后会无期,离怀难遣,对景伤情的缘故。颈联中的“不分”和“生憎”,恰恰成为绾合上半篇和下半篇的纽带,把情景融为不可分割的完美的诗的整体。全诗句句提得起,处处打得通,一气运转,跌宕起伏;而诗句的措辞,脉络的贯通,则又丝丝入扣,在宏大中体现了精细的特点。
诗一开篇,用对仗形式以自然现象兴起社会现象:“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作者虽是平平道来,不置褒贬,提出的问题却是引人深思。试想,人的仕进本该靠才德出众,这里却说要依托皇帝的幸臣——中人,岂非咄咄怪事!作者正是通过这有悖常理的现象,开揭露朝廷问题,使诗一开始就揭出主旨。
“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化用“众口铄金”的典故和曾参的故事。前者是说众人的话的话就连黄金也可以熔化,更不必说谗毁一个人了。后者见于《史记.甘茂传》,说鲁国有一个与孔子弟子曾参同姓名的人犯了罪,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她不相信。不久,又有一人来报告,她仍然不信,照样坐在那里织布。但等到第三个人来报告,她也慌了,投杼下机,逾墙逃跑了。坐在在这里是借古语和古事感讽现实,说明谗言可畏。
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接下来说“愦愦俗间,不辨伪真”,便不是泛泛地空发议论,而是对当时现实的针贬,是发自内心的呼喊。因此,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胸怀大志、欲有所为的作者,不甘心就此被小人的谗言所毁灭,他要向皇帝披露真心,陈述衷情。“愿欲披心自说陈”一句情词恳切,忠心可鉴.然而就连这样一点可怜的愿望,都成了难以实现的幻想,因为“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全诗就在这沉痛悲怆的慨叹之间,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无尽的余味。
这首小诗以议论为主,却不令人乏味,除了因为作者不是苍白空洞的说理、字里行间包含着真情外,形式上也很有特色。例如字数参差错落,句式长短不齐,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兼用,或骈或散,富于变化,而又一韵到底,一气呵成。不仅避免了这类诗易于呆板的弊病,而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愤激不平的感情。
清人朱乾解此诗云:“《春秋》传:‘人之有墙,以蔽恶也’今以蔽明,喻君门九重,不得自由也。”所言极是。《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是时伪言,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卞太后群公皆惧。及帝还,皆私查颜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将何所推?’”诗道出了“众口铄金”、谣言杀人的感慨。三至五句用典,言谗言可畏。末三句写诗人遭谗而不能辩白的无奈与愤懑。全诗将愤激难平而又无奈的情绪表现得极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