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落笔即写登楼所见，一幅边地典型画面呈现读者面前。这边城耸立在苍莽的崇山峻岭之中，寒风劲吹，城楼旗幡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怅望”二字表明诗人正受着周围环境的感染，心中正蕴涵着一股抑郁之气。
颔联，诗人“怅望”着这块苍莽的土地，便自然想起与之相关的历史。不禁感叹大唐帝国幅员辽阔，三晋之地英雄辈出。两句诗写得极有气魄，它纵横千万里，上下千余年，尽收入诗人的诗思画意之中。
颈联，“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写诗人的思绪从遥远的往事，回到了眼前的现实，充斥于诗人眼前耳边的是萧萧的马鸣和翱翔天际的塞鸿。“离心”，即离愁别绪，说自己宦游在外，心中已充满着离愁，实在不忍听那边马悲鸣之声。下句是说自己的坎坷往事，应随着塞鸿而远去。
尾联，“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将调子再度昂起。诗人表示，要把自己的儒冠脱去，穿上盔甲，手持弯弓长戟，做一名边关戍卒，要在边关上建功立业。这两句虽只罗列了兵器名称，却好像有千钧之力，掷地有声。语流轻快而豪气勃勃，活脱脱一个投笔从戎的班超再世。
诗人这首七律诗写的是登临边城，触景生情，抒发了追慕往昔英雄豪杰，欲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心情。这首诗写得极为沉着有力，诗歌的脉胳起伏有致。笔力豪劲，感情深沉，是诗人诗歌中颇为难得的一首好诗。
开篇二句“从军征遐路，讨彼东南夷”，点明从军远征的目的。作者是个胸怀大志的人，这次出征无疑为他提供了一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因此，他对这次从军出征抱有很大的希望。一个“遐”字、一个“讨”字，写出了这次出征的浩浩荡荡、堂堂正正，显现了诗人内心的艰巨感和自豪感，从而为作品奠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基调，并成为全诗的主旋律。
然而诗人并没有立即从正面抒写自己的豪情壮志及令人神往的战斗生活，而是笔锋一转，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沿途的景物。“方舟顺广川，薄暮未安坻。”这二句既写出了从军生活的紧张气氛，又写出了因离家愈来愈远而产生的一种惆怅感。“白日半西山，桑梓有余晖”，既是眼前的实景，又是诗人思乡之情的自然流露。不仅如此，秋风中蟋蟀的哀鸣，暮霭下孤鸟的乱窜，更增加了内心的凄凉与悲伤。诗人把暮色中的行军、夕阳下的桑梓及蟋蟀、孤鸟等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有机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典型的“悲秋图”。这样的景物描写，融情于景，以景写情，情与景妙合无间，浑融一体，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面对如此凄凉景象，诗人的感受是：“征夫心多怀，恻怆令吾悲。”离情别绪，人皆有之，而出征的将士则尤为强烈。这是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横尸疆场，即便能侥幸生还，也很难保证在战乱频繁的年代不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因此生离死别的痛苦不能不咬噬他的心灵。为了排遣悲伤的情绪，诗人“下船登高防”，登上高高的河堤，久久地凝望着远方的故乡，以至被秋露打湿了衣裳。登高不仅没能销忧，反而感到一股寒意阵阵袭来，感情的浪涛不停地在胸中翻腾，无法遏制。“回身赴床寝，此愁当告谁。”柔肠寸断，难以成眠，甚至连个说心里话的人也没有。诗人好像被孤独、寂寞的气氛所包围，跌进了痛苦的深渊。这可以说是思妇游子的一种共同的心境。作品以简洁、朴实的语言，形象地勾画出抒情主人公悲怆难抑的情态。
但是作者毕竟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志士，决不会长久地沉溺在儿女之悲中。因此，诗人笔锋又转，唱出了时代的音响：“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这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将作者从沉溺中惊醒，也如狂飙突起，喷泻出慷慨激昂的情怀，悲伤、低沉的情绪荡然无存。在国事与家事，事业与私情的天平上，作者作了理智的抉择。
慷慨悲凉，是建安诗人的共同特色，该诗就体现了这一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很善于运用感情起伏的反差，来突出内心的激情，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作品先通过景物描写，创造出一个典型的艺术氛围，有力地烘托了诗人孤寂、凄凉、悲愁的心境，使诗歌的情绪跌入低谷。接着急转直上，又把情绪推向高潮：为了事业的成功，不惜抛弃个人的一切。可以说，这种落差越大，就越能突出诗人慷慨豪迈的情怀，也就越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
这首词刻画了一个怀恋旧情人而幽独伤感者的形象。上片由景语入，先渲染环境，而后推出薄衫低髻，抱外思量，一个孤独苦闷人的形象。下片承前再铺写，侧重心理描绘，最后点出所思之由，但朦胧含蓄，给人留下了联想的余地和深婉的美感。
上片写暮春落红、雨后斜阳的景象。“红影湿幽窗，瘦尽春光。”开篇这句实则是与周邦彦的“雨过残红湿未飞。珠帘一行透斜晖”暗合，纳兰随手拈来，将古人的词用在了自己的词里，浑然天成，令人不觉有何再妥。周邦彦写的是雨后残红在斜晖下投射于珠帘，而到了纳兰的词里则变得更加简洁洗练，更富美感。“红影”指鲜花的影子。鲜花的影子，透过小幽窗看去，别有风情，被打湿的花朵在暗影下，摇曳出多姿的风采，比起周邦彦的“残红湿未飞”，更显得有韵味一些。而多出的感叹“瘦尽春光”，其实有着李清照的“绿肥红瘦”的哀怨无奈。承接上句，“雨余花外却斜阳”。“余”既是后，雨后的花朵在斜阳下，而梦中的她却是穿着单薄的衣衫，挽着低垂的发髻，挺立在暮日下，低头思量。雨后、鲜花、美人、夕阳这些事物构成了纳兰笔下的一幅美丽的画。上片最后写那位女子“还惹思量”。词中所写的女子为何人，无法考证，但从词面来看，是一位温婉可人的女子，让人忍不住想去怜惜。
上片写完雨后景色，下片便转而写情，直抒心曲：“莫道不凄凉，早近持觞。”思念的人不知身在何处，只能自己独自饮酒，这真是无限凄凉的事情啊。“暗思何事断人肠？曾是向他春梦里，瞥见回廊。”写出了少女内心深处梦牵魂萦的心事。特别是写梦中的她“瞥见回廊”一句，实际上是纳兰内心对回廊相思之地的无限眷恋。明代王次回《瞥见》诗：“别来清减转多姿，花影长廊瞥见时。双鬓淡烟双袖泪，偎人刚道莫相思。”这首诗与纳兰的回廊情思有着某种深刻的关联。
全词是写暮春雨后，夕阳依依，一位春衫少女愁情难释，对花持觞。最后道出她的心事，原来是梦里在回廊又遇情郎。这是表面之意，实际上是纳兰容若以想象中的少女暮春怀思，写自己对她的深切思念。这就是“心已神驰到彼，诗从对面飞来”的写法。韦庄有《浣溪沙》词云：“想君思我锦衾寒”，杜甫五律《月夜》诗中云：“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明明是自己在思念对方，却总写对方在思念自己。这样的写法情更深，意更浓。
这组名为“春、夏、秋、冬”爱情诗是李商隐仿“长吉体”艳诗中最出色的篇章。四首诗吟咏了一段浓厚悲剧色彩的爱情，诗立春、夏、秋、冬四题，系取《子夜四时歌》之义，抒发对所思慕的女子一年四季相思之情。《春》诗从春光烂漫中寻觅娇魂而不得开始，折入追忆初见对方时美好情景。立即又描绘雄龙雌凤杳远相隔的浩叹和魂牵梦系的情思。以下即极力渲染寻觅之渺茫，思念之深挚，最后想象对方在春天将逝的季节身着单绡、肌衬玉佩的情景。《夏》诗先写初夏雨景和石城（金陵）凄清的环境，暗示女子已去。然后想象对方身处南方瘴花木棉之地，独守闺帏，孤寂无伴之状。接着又转而回忆往昔两人曾经的短暂欢会和随之而来的分离。最后以祈望对方的到来作结。《秋》诗全篇都是对女子现时情境的想象。先想象她秋夜含愁独坐，相思念远；再想其夫亡室空，孤寂凄冷；最后又想象她秋夜弹琴，衣衫冷薄，怀思旧情，独对爱情旧物，潸然泪下。《冬》诗首点时令及对方失侣孤居，次言双方如青溪小姑与白石郎之相隔遥远；复想其身处孤冷之境，芳心已死，爱情幻灭；然后又转忆佳人之美，远胜嫦娥，而今唯独处空城，歌舞早歇，唯余纤腰，当年姊妹二人联袂而舞之欢早已烟消云散。最后想象女子在风雨冬夜独对残烛，空流红泪，直到天明；而破鬟松散，倚坐朝寒，容颜亦非往昔。
四首诗都交织着现在与过去、回忆与想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四季景物的变换，抒情主人公的感情也由寻觅怀思、企盼重会，到悲慨馨香已故，情缘已逝，最后则根断心死，悲剧色彩逐渐浓重。女主人公的形象，从《春》之“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到《夏》之“绫扇唤风阊阖天，轻帷翠幕波洄旋”，再到《秋》之“瑶琴愔愔藏楚弄，越罗冷薄金泥重”，最后到《冬》之“破鬟倭堕凌朝寒”“蜡烛啼红怨天曙”，从外在到内心也都经历了从春到冬的循环过程。徐德泓借《柳枝诗序》“幽、忆、怨、断”四字概括四首大意，比较真实地概括了四首所表现的情感特点。
这组诗以炽烈的情感，秾艳的语言，纯粹抒情的笔法和极富跳跃性的结构章法，歌咏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爱情，抒发爱情梦幻式的感受，主要是通过情绪气氛和幽艳意境的渲染，而不是叙述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即通过回忆、想象来抒写刻骨铭心的思念，其中经常出现出人意料的转换，诗歌语言的秾艳和象征色彩造成一种华艳而朦胧的风格。如《春》诗的“暖蔼”六句。先是写回忆中初见对方的情景：“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在春日和煦阳光的掩映下，对方梳着高高的发鬟，伫立在盛开的桃枝下。下两句却从过去之遇跳过生活中应有的阶段（如会面、结合、离别），闪回现境，发出“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的叹息。接下来“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写午醉初醒，迷幻历乱。误以为残阳映帘是初阳照窗，好梦中断，然乍醒迷惑之际，耳畔似犹闻对方之言萦回，似幻似真，如痴如迷。四首诗中，随处可见。这种昔境与现境的迭现，实境与幻境的蒙太奇镜头的变换切入。这种时空不断变化交错的写法，构成了意境的朦胧与多彩。
长吉诗奇而怪，艳中显冷，有时甚至追求强烈的刺激。李商隐这首仿长吉体的组诗，却以奇幻的想象来构筑迷离朦胧的意境，用秾艳的词采表达炽热痴迷的情感，哀感缠绵，一唱三叹，令人低吟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