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这首绝句,“意极悲,语极艳”(杨致轩语),在表现手法上很有特色。
此诗一开头诗人就制造出一种环境和心情强烈反差的氛围。首句平直叙起,蕴藏着极深沉凄惋的感情。“春日”写时光之美妙可爱,“天涯”喻飘泊之遥远;两词并用,便将旖旎的春光与羁旅的愁思交织在一起。第二句使用“顶针”格,重复“天涯”二字,再点题意。春日越是美妙可爱,落魄江湖,远在天涯的诗人更感到惆怅。“春日在天涯”已经使人黯然伤神;而“天涯日又斜”递进一层,就更加渲染了在天涯海角,踽踽独行,穷愁飘泊的悲凉气氛。“日又斜”是说时间向晚,一天又将过去,这就给艳丽的春景笼罩了一层慵倦凄暗的阴影。繁花似锦的春光,与西沉的斜阳,纵然掩映多姿,但无多时,终将沉没于苍茫暮色之中。日复一日,春天也终将红英落尽,悄然归逝。韶光之易逝,繁花之必将凋零,与诗人人生道路上的失意蹉跎,正复泯然相合。著一“又”字,则日暮途穷,苶然疲役之慨,寂寥孤独,空漠无依之痛,尽在言外。两句既包含着对美好事物无限留恋珍惜之意,也包含着生命必将凋零之可悲。
转句在宛曲回环中见奇警,结句余音袅袅,哀艳动人。“莺啼”本来是非常宛转悦耳的,可是由于此时此境,诗人却觉得像在啼哭。这是因为诗人蜡炬成灰,泪已流干,只有托啼莺寄恨了。诗中“啼”写听觉,看花写视觉,“湿”是触觉,为我而湿最高之花乃是意觉,这就把诗人敏锐的联想和深切的感受写出来了。诗人移情及物,使黄莺感叹悲啼而垂泪;而泪水所湿之花,自然也泪痕斑斑,凄楚欲绝。莺花之娇艳,最足以代表阳春的盛景,然而春归花落,总不免于凋零寂灭。是莺花为诗人而悲者,正所以自悲也。
“最高花”之所以会引起诗人如此深情的关注,是因为树梢顶上的花,也就是开到最后的花,意味着春天已过尽,美好的事物即将消逝,莺儿的啼声也倍觉哀绝了。再者,也因为树梢顶上的花,上无庇护,风狂雨骤,峣峣者易折,这和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容易遭到损坏的命运非常相似,和李商隐这位有才华、有抱负而潦倒终身的诗人的命运也是非常相似。李商隐所处的时代,唐王朝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夕,诗人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深感绝望,因而生命的短瞬,人生的空虚,使诗的伤感情调更加显得沉重。诗人的悲痛已经远远超过了天涯羁旅之愁,而是深深浸透着人生挫伤和幻灭的痛苦。
这种韵外之致,荡气回肠,往往会令人不能自持,溺而忘返。这首美艳而凄绝的绝句既是春天的挽歌,也是人生的挽歌,更是诗人那个时代的挽歌。
第一首诗主要写十一月四日的大雨和诗人之处境。前两句以夸张之法写大雨瓢泼,其声响之巨,描绘出黑天大风大雨之境,很是生动,波涛汹涌之声正与作者渴望为国出力、光复中原之心相印。后两句转写近处,描写其所处之境,写出作者因天冷而不思出门,其妙处是把作者的主观之感和猫结合一起写。
第二首诗以“痴情化梦”的手法,深沉地表达了作者收复国土、报效祖国的壮志和那种“年既老而不衰”的矢志不渝精神,向读者展示了诗人的一片赤胆忠心。
诗的开头两句“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低卧,直挺挺地躺着,意思是说年老力衰,作者当时已68岁。孤村,荒僻的小村,指作者的故乡山阴。戍,是守卫的意思。轮台,是汉代西域地名,在今新疆轮台县,这里是借指宋朝北方边防据点。两句的意思是说:我拖着病弱的身体,躺在这荒僻的小村庄里,但是我并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而哀伤,我还想着为国家去守卫北方边疆。“僵卧孤村不自哀”叙述了作者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尚思为国戍轮台”是对“不自哀”这种精神状态的解释,前后照应,形成对比。
“僵、卧、孤、村”四字写出了作者此时凄凉的境遇。“僵”字写年迈,写肌骨衰老,“卧”字写多病,写常在床蓐;“孤”字写生活孤苦,不仅居处偏僻,而且思想苦闷,没有知音;“村”写诗人贫困村居,过着荒村野老的凄苦生活。四字写出了作者罢官回乡后处境寂寞、窘迫、冷落的生活现状。笼罩着一种悲哀的气氛,让人十分同情。但接下去“不自哀”三字情绪急转,又现出一种乐观豪放之气。诗人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感到悲哀,贫病凄凉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值得悲哀之处;诗人自己尚且“不自哀”,当然也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但他需要理解,理解他终生不渝的统一之志,理解他为这个壮志奋斗的一生,理解他的满腔热血、一颗忠心,就是“尚思为国戍轮台”的精神状态。
这两句诗是诗人灵魂和人格的最好说明,山河破碎,国难当头,自有“肉食者谋之”,诗人不必多此一举。另外,诗人正是因为“喜论恢复”、热心抗敌才屡屡受打击,最后才罢官闲居的。作为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他一生问心无愧,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而今后国运如何他可以毫不负责。其次,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诗人作为年迈多病的老人也已不能承担报国杀敌的义务了。作为一个既无责任也无义务的七旬老人仍有“为国戍轮台”的壮志,这就让人肃然起敬慷慨扼腕。相比之下,那些屈辱投降的达官贵人和苟且偷生的人,他们承担着责任和义务却无心复国,显得渺小和可鄙。
“夜阑卧听风吹雨”紧承上两句。因“思”而夜阑不能成眠,不能眠就更真切地感知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声,由自然界的风雨又想到国家的风雨飘摇,由国家的风雨飘摇自然又会联想到战争的风云、壮年的军旅生活。这样听着、想着,辗转反侧,幻化出特殊的梦境——“铁马冰河”,而且“入梦来”反映了政治现实的可悲:诗人有心报国却遭排斥而无法杀敌,一腔御敌之情只能形诸梦境。“铁马冰河入梦来”正是诗人日夜所思的结果,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的英雄气概。这也是一代志士仁人的心声,是南宋时代的民族正气。
这首诗是写于镇江鹤林寺的墙壁上。作者在听了老僧的教训后悟得了对待人生的观念,明白了只有淡化人生功利、平和情绪心态、面对惨淡现实视若罔闻、处变不惊,才能忘记过去,笑对人生,憧憬未来。
第一句是诗人对自己遭遇流放时的内在情绪与外在情态的真实描述。诗人从“抑”起笔,首先抒写其消极浑噩的内心情态。在“醉梦”前面修饰以“终日昏昏”,可见诗人面对流放遭遇所表现出来的极度消沉和一蹶不振。从写法上这是采取了先抑后扬的写法,为下文的“扬”做了一个很好的蓄势和铺垫。
第二句是写诗人在百无聊赖之际,浑浑噩噩之中,忽然发现明媚的春光已经快要离他而远去了,于是强打精神走出户外,登上南山,想借欣赏春色以排遣积郁已久的愁苦与不快。这里的“春尽”我们应该不仅仅理解为自然界的春天将要过去了,还应该想到人生青春岁月之有限。诗人不甘心就此消沉下去,不能就这样枉费青春,不甘心庸庸碌碌了此一生,因此才在“忽闻春尽”之后振作精神“强登山”。
第三句中“因”,当为介词,有“由于”之意;“竹院”,就是寺院,僧人参禅悟道修行之地。诗人来这里干什么?有意来的也好,无意路过也罢,总之,人还是进去了,并且与寺内的高僧谈禅悟道闲聊了很久。“逢僧话”之“逢”字告诉读者是无意之中碰到的;“话”,即与老和尚谈禅悟道,聊天,吐露心中的苦闷与不快,探讨人生之喜怒哀乐。作为佛家,对待人生的观念自古多为淡化人生功利,平和情绪心态,面对惨淡现实,视若罔闻,处变不惊。不论有多大的烦恼与不快,学会深藏于心底,这样才能忘记过去,笑对人生,憧憬未来。
第四句是点睛之笔。浮生半日闲,是因为过竹院逢僧话。此句深深禅意,揭示了无趣盲目的人生,半日闲最难得。
作者已经对人生有所觉悟,并找出自己的答案。这首诗就是他心境的写照,有人以为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并对之解释,其实不然“偷得”也好,“又得”也好,并非对人生的消极应对,而是一种自然之道。
“高阁横秀气,清幽并在君”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亭阁高耸充溢着清秀之气、崔八丈可欣赏清幽之景的景致。诗人一语双关:说水亭清新,言水亭幽静,二者兼而有之。前句写“高阁”高耸开阔,充溢着山川之秀气。后句写诗人凭着水亭览望崔八丈而觉得“君”清幽,侧重表达出水亭的清新与幽静。
“檐飞宛溪水,窗落敬亭云”承接水亭的秀气与清幽,紧扣上文,写诗人在敬亭山的所见:运用比喻修辞手法,描绘出一幅宛溪水从屋檐边飞过、敬亭山的云朵从窗前飞落的景观。诗人从亭中望水飞落,恰似从屋檐边飞过。云从窗而落,侧重体现出水亭的高耸开阔、秀丽清幽。
“猿啸风中断,渔歌月里闻”写诗人在敬亭山的所闻:从敬亭山中转出猿啸,从宛溪水中转出渔歌。山水中有此清音,猿啸声因风变得断断续续,渔歌泛月遥闻。诗人在歌咏了清静幽雅的自然景物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落寞的景况和环境:以“风”、“月”之清幽,助“猿”、“渔”之逸响,勾画出一副凄凉冷清的景色。
“闲随白鸥去,沙上自为群”描绘出一幅闲逸之时随白鸥而去、沙岸上与鸟为群的景致,诗人通过写宛溪边沙滩上白鸥的悠闲神态,抒发追求自由、闲适的情怀。“闲”、“白鸥”、“自为群”,点染出诗人追求与无机心的“白鸥”为群。一个“闲”字,传达出诗人心灵的解脱自在。
全诗四句四十字,廖廖数句写崔八丈水亭幽美的风景:檐飞溪水,窗落暮云,风送猿啼,渔舟唱晚,有声有色,读之如临画境。此诗语言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结构严紧,用字精当,写诗人游崔八丈水亭所见所闻的感受,以“风”、“月”之清幽,助“猿”、“渔”之逸响,歌咏了清静幽雅的自然景物。以“猿啸”、“渔歌”、“风”、“月”喧染氛围,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又不失唯美伤感的气势,从而流露出诗人内心处怀归忧国的感伤情怀。以“闲”、“白鸥”、“自为群”,点染出诗人与无机心的“白鸥”为群,意在洗尽凡心,侧面表露出诗人摆脱了有无得失的滞累、宠辱名利的羁束后的闲适心情。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