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凝的《江城子》共有五首,是一组完整的组词,内容相连,叙述一位女子与情人夜间约会相见的整个过程,从第一首“排红烛,待潘郎”到第五首“天已明”,写出这位女子含娇、含恨、含笑、含情、含愁的一个等待恋人时特有的心态流程,表现出她对恋人的一片痴情。因为它“章法清晰”,所以被人誉为“联章之祖”,又称“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所谓“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指的应该并不是“托美人以写情,指落花而自喻”,而应该是采用组词这种特别的方式,叙述了一件完整的情事过程。这属于和凝的首创,所以称祖。
《江城子·迎得郎来入绣闱》为第四首,写女子与情人相会情景,两情相悦的情状描摹得十分生动。
这首诗,是用抒情主人公直抒胸臆的形式写出的,表现了东汉末年大动乱时期一部分生活充裕、但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颓废思想的悲凉心态。
东汉京城洛阳,共有十二个城门。东面三门,靠北的叫“上东门”。郭,外城。汉代沿袭旧俗,死人多葬于郭北。洛阳城北的邶山,但是丛葬之地;诗中的“郭北墓”,正指邙山墓群。主人公驱车出了上东门,遥望城北,看见邙山墓地的树木,不禁悲从中来,便用“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两句写所见、抒所感。“萧萧”是树叶声。主人公停车于上东门外,距北邙墓地还有一段路程,当不能听见墓上白杨的萧萧声。杨叶之所以萧萧作响,乃是长风摇荡的结果;而风撼杨枝、万叶翻动的情状,却是可以远远望见的。望其形,想其声,形成通感,便将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合二而一了。还有一层:这位主人公,本来是住在洛阳城里的,并没有事,却偏偏要出城,又偏偏出上东门,一出城门便“遥望郭北墓”,见得他早就从消极方面思考生命的归宿问题,心绪很悲凉。因而当他望见白杨与松柏,首先是移情入景,接着又触景生情。“萧萧”前用“何”(多么)作状语,其感情色彩非常强烈。写“松柏”的一句似较平淡,然而只有富贵人墓前才有广阔的墓道,如今“夹广路”者只有松柏,其萧琴景象也依稀可想。于是由墓上的树木想到墓下的死人,用整整十句诗诉说:
人死去就像堕入漫漫长夜,沉睡于黄泉之下,千年万年,再也无法醒来。春夏秋冬,流转无穷;而人的一生,却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晒就消失了。人生好像旅客寄宿,匆匆一夜,就走出店门,一去不返。人的寿命,并不像金子石头那样坚牢,经不起多少跌撞。岁去年来,更相替代,千所万岁,往复不已;即便是圣人贤人,也无法超越,长生不老。
在道家经典中,“人生如寄”是个比喻,比喻生是暂时的,就像旅途返归家乡;而道是永恒的,就像自己家。道家认为天地万物不过是一气之转变,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故《尸子》引《老莱子》说:“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同归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人生也少矣,而岁往之亦速矣。”《列子》说:“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庄子》说:“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是佛教的轮回思想。实际上,这种说法旨在论证道家的生死齐一,属于“齐物”思想,与《庄子·知北游篇》所说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相似,道家生化说属于纯粹的万物生化论,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
这里,诗人很细致地论说了人生免不了一死的自然规律,而且无论是谁,结果都是一样的。这样,为进一步说明那些“服食求神仙”想长生而不可得奠定了基础。
人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在当时,很盛行炼丹问药而求不死的风气。对此,诗人却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四句是说,服丹药,求神仙,也没法长生不死的。既然如此,还不如饮美酒,穿绸缎,图个眼前快活,快快乐乐走过短暂的一生。这里,表面看来,诗人对生命的短促产生了怅惘之情。其实,诗人对人生如寄的悲叹,除了表现当时知识分子颓废的思想,以及悲凉心态外,也隐含着对生命的热爱。诗人之所以这样说,不但是一种激愤,也是一种无奈。
这首诗虽然说的是题画,却颇多咏怀言志之意,以题画为线索,融画意、友情、感慨于一体,于意象超远中见奇崛之气。 全诗十六句,四句一转韵。诗的前四句从苏轼遭贬黄州起笔、转入玉堂观画,引发归隐青林之想;五至八句写郭熙平远秋山图画意荒旷杳远;九至十二句表达诗人的南归之心;最后四句承上写诗人归愿难遂,求画慰归心。全诗章法曲折有序,韵法神形齐备,句法明丽清秀,内涵深蕴。
“黄州逐客未赐环,江南江北饱看山。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由“卧对”而“发兴”,用一“已”字,写出了苏轼身在玉堂,心游青林,顿然间神驰魄动的精神状态,点出郭熙画作使人“真即其处”的特点,真是“笔所未到气先吞”。这四句为平声删韵。按次韵诗惯例,隐括苏轼原作大意,叙述其在玉堂,即翰林院看郭熙画,因而萌生青林之思、隐逸之想。诗人次韵,语句多与苏轼原诗相应,却变化其次序。他从苏轼贬谪黄州起笔,转入玉堂观画,同时引发隐逸之想。诗人这一变化首先突出了郭熙画作的传神处。郭熙所谓“象外意”“景外妙”,就是要使人“见青山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总之,要使人观此画而“起此心,如将真即其处”。苏轼原诗已有此意,诗人更用倒插句法来突出它。这一变化更使这首诗起笔即有龙腾虎跃之势。黄州与京师地隔千里,苏轼从遭贬到被召回,已有七年。这四句却以极简省的笔墨将偌大的时空距离紧紧相连。前二句由“黄州逐客”起,起得陡健;三句转入玉堂观画,转得突兀;四句既照应二句“饱看山”,将前三句紧相钩连,又落脚于“青林间”,点出一篇主旨,为后文开出无穷天地。
“郭熙官画但荒远,短纸曲折开秋晚。江村烟外雨脚明,归雁行边余叠巘”,郭熙《秋山》图虽为御院画,却不像当时画院派那样偏重形似,而是崇尚荒旷杳远的意境。第六句含三重意,说此画虽为短幅,但是笔致曲折,能于尺寸之间开拓出一派秋晚旷远景色。“短”“曲折”“开”一语一转,句法拗折夭矫。五、六两句是虚写,七、八两句则实写,以补足上面的意思。从苏轼原作可知此画是一幅平远秋山图。从“外”字“余”字可以看出这是远景,正合从近山望远山之意。近景处将霁未霁,所以雨点明晰可辨,而景深处渐远渐淡,叠嶂江村正在烟岚之外若沉若浮。山峦的另一端上方,又有一行秋雁高飞南向。雨烟与叠巘的隐显变化,雁行与层峦的远近映衬,构成了“有明有晦”的色调、“冲融而缥缥渺渺”的意境。虽然画面上并未致力于秋山形状的刻画,然而其荒远之致却从字里行间很好地表现了出来。遭际相同、气味相投的两位大诗人,在郭熙那种荒旷杳远的画意中又一次发生了共鸣。这四句转用上声阮韵,承上“郭熙画”正写画面,照应原作“离离短幅”二句。
“坐思黄柑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随阳。熙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窗光。”四句转平声阳韵,“画取”四句复转入声质韵,此二节韵意不双转。前四句承上秋雁之行而生南归之思,意脉遥遥呼应首节“青林”之想。“坐思黄柑”句化用唐代韦应物:“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秋霜降,桔柏黄,诗人却不能归去,于是感叹“恨身不如雁随阳”。“恨身不如雁随阳”句是化用杜甫“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表面上与上文意不相续,实则“雁随阳”句点明“黄柑”之思的含意,复将诗脉接回到画上来,以顿挫回旋之笔转入下文。既然归隐的愿望不能实现,那么慰藉情感聊胜于无,趁郭熙头虽白而目力尚能映窗作画时,请他“画取江南好风日”,以稍慰衰鬓游子的归心吧。这里“熙今”七句用的韵与“黄柑”二句相协调,意思则直接与下面“画取”几句相接,是三、四节的关键,不但补写了《秋山》图的主人形象,而且极自然地由三节过渡到四节。最后二句仍就求画而言。化用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句意收束全诗。杜甫诗言盛唐名画家王宰的佳作都成于舒闲不迫之间。诗人却变化其意,笔锋一转,说道:只是郭熙虽然肯作画,但他像王宰一样,要十日五日方能画得一幅,这对于渴望立刻见到家乡山水的诗人来说,略嫌迟缓。至此,全诗在迫切期待中结束。从次韵角度看,与苏轼原诗末尾求取龙门伊川图相应;而从此诗意脉看,又与开首苏轼的“青林”之思遥相呼应,画意、友情、归隐之思,一笔总收,余意荡漾于尺幅之外。
这首诗艺术上成功之处是能于跌宕恣纵之间表现出法度的深严,可从三方面体会。
章法:全诗的内涵很复杂,有苏轼与郭熙画做的关系,也有诗人自己与郭熙画作的关系及他与苏轼的关系。在这众多意思中,黄庭坚把握住情趣高洁旷远这一点,这正是郭画的精髓,也是苏、黄友谊的基础,这就在命意上抓住了根本,然后通过精心的结构,曲折有序地加以表现。作者首叙苏轼对画,末写自己求画,中间正写郭画以联结两端。在顺叙中处处用逆笔作顿宕勾勒,诗势似断复续,读来有龙腾虎跃之势。
韵法:这首诗用韵宽平,并且遵守七言诗四句一转韵、平仄互押的惯例。首四句用平声删韵,音调舒展清亮,正适于表现苏轼观画的旷逸情致。次四句用上声阮韵,音调上扬宛转,又很适宜表现郭画悠远的意境。这两节意随韵转,故节奏舒徐,有清远之趣。由观画而思乡,陡转平声阳韵,如大钟骤鸣,表现出画境在诗人心中引起的强烈振动。末段又转入声质韵,短促的节律又如同在诉说诗人渴望家乡山水的焦切心情。这两节韵脚音质变化大,又参用古诗韵意不双转之法,在古朴峭折的音律中隐隐透出一种抑郁之气。由舒徐清远而峭折不平,正反映了诗人观画时心情的变化。
句法:诗人的诗工于锤字炼句,前述“郭熙官画”二句的含意屈折、“但熙肯画”二句的善于点化,均是好例。更从全篇看,此诗前后两部分造句均陡快豪健,而中段的“江村”、“归雁”二句,明丽清秀,摇曳生姿,如同老树开花,别添一段妩媚。全诗因之而有变化神奇之妙。
此诗抒写游子怀乡之情。
“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两句,分别点出时令、地点,写了北风袭来,秋意萧瑟,滞留在楚地的诗人于黄昏时登台望乡,从向晚的北风中领略到阵阵清寒。起首以“北风初秋至”一句提领全篇。次句提到的“章华台”在楚地,表明诗人其时正滞留楚地。
夏末秋初,日常气温仍很闷热,季节变化不甚分明。只有到白昼将尽,暑气稍退,晚风中才透出秋意。大凡他乡游子,对于节候的变易十分敏感,尤其冬春与夏秋之交,其间风物变异虽微,却格外令人关情,如唐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诗人以高台秋风起兴,发为咏唱,言外隐然有“归欤”之叹音。这两句渲染出一片游子悲秋之意绪,涵盖全篇。
“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两句,诗人以色调浓重的笔墨描绘傍晚时分,高天暮云流走,言其似从西极崦嵫山吹来,以显示楚天千里、瞑色苍茫的阔大境界,衬托出高台之人的孤独寥落形象。
“枯桑鸣中林,络纬响空阶”两句则较细致地描写秋声:地上林木摇落,枯桑因风作响;台前空阶寂寂,莎鸡声声悲鸣。这里以秋物之有声来反衬周围环境的寂寥萧瑟。诗人面对此情此景,触绪纷来,黯然伤神。这节叙景承首句“北风初秋至”而来,从高空浮云写到地上林木,从远山暮色写到空阶络纬,以见风之动物,物之感人。画面上笼罩着一派清秋的凄凉与衰飒气氛。
末一节由叙景转为抒怀,以“翩翩飞蓬征”一句引出。此句写蓬草随风飘浮,既遥承头一句“北风初秋至”而言风之动物,又与下句“怆怆游子怀”关合,文句自然成偶。两句以飞蓬的顺风飘扬,喻游子的千里流荡,触景伤怀,怆然而悲。出此一笔,亦赋亦比,章法转落无痕。最后以“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作结语。此言诗人眺望故乡,盼自此而归。然天长地阔,故乡望而不见,不禁悲怅萦怀。结尾两句回映前文的登台远眺,提明篇旨。通篇笔意融贯,浑成一体。
这首诗写景有其独创之处,主要不在描写技巧的高明,而在写景本身所显示的一种新的变化。大抵在建安以前,诗歌中的写景,主要是作为比兴,所占的比例也较小。照清吴乔《答万季埜问诗》所说:“《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诗,叙景已多,日甚一日。”而这首诗年代虽不能确考,但至少与《古诗十九首》相当,是可以确定的。
从一方面看,诗人于自然风物并非纯作客观地描摹形态、状写声色,其中确带有某种喻示性。例如浮云、暮色,既是摄取眼前景物入诗,然而一经描绘,便成为具有特定意象的事物。清秋暮色之于离愁,无根浮云之于游子,都是古代诗歌中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形象。由此而言,此诗叙景仍可见出《诗经》以来传统的以景物为比兴的痕迹(这种情形在魏晋以后诗歌中依然常见)。
但更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此诗的写景已不再是用一两笔作穿插点染,它在诗中占有显著的篇幅和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自然景物的描写已有脱离只作抒情叙事的陪衬和纯属比兴的媒介物,而以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描写对象出现的趋向。尽管它仍带有从传统诗歌叙景方式中脱胎而来的痕迹,却有不同于《诗经》乃至《古诗十九首》的新的特质。换句话说,建安以后才较为普遍化的注重写景的倾向,在这里已经有所表现,这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