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兴亡，恨南北、黄图消歇”。岁月无几，屈指可数，而大明版图自北到南消歇殆尽。从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三年（1664），清王朝消灭了弘光、隆武、永历等南明政权和各地的抗清斗争，一统天下。这二十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过是一刹那。但立国二百七十多年的明王朝居然迅速覆灭，真正是憾事、恨事、伤心事。“便几个”二句，慨叹在江山变色、民族头争尖锐激烈的年代里，能够发扬民族正气，坚持忠义大节的冰清玉洁的志士，实在太少了。“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上胡笳月，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赵信城在今外蒙古真颜山。据《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卫青追赶单于到达这里，“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李陵台在今山西大同城北五百里。据《大同府志》，相传李陵不得南归，登临此地以望汉。这里用赵信城、李陵台泛指边关。它们曾经是追歼敌人的凯旋处，或者是追思故国的望乡地，现在传来的是幽幽羌调，呜呜胡笳。“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汉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凄惨的曲调，寄托着亡国之痛，沦落之苦。
过片“汉宫露，梁园雪”云云，以古喻今。汉一武帝曾在长安建章宫内建造高二十丈的铜柱，上有仙人，手捧承露盘，梁园故址在今开封东南，为汉代梁孝五所筑的名园。它们是汉家文明的代表。“露”与“雪”，既是景物，又有露易消，雪易化的含义。“黄图消歇”，附丽之物焉能独存？由此很自然地过渡到当代的政治变迁：“双龙逝，一鸿灭”。“双龙”指唐王朱聿键和桂王朱由榔。唐王立号隆武，顺治三年（1646）在汀州遇害。桂王立号永历，康熙元年（1662）在昆明殉难。称“双龙”，因为他们建元立号，自为南明一代皇帝。“一鸿”指鲁王朱以海，曾为“监国”，与永历同年死于金门。鲁王在抗清战斗中，经常漂泊浙江、福建海上，故贴切地称之为“鸿”。“黄图消歇”，君王逝去，但自己作为忠臣义士，豪气未消，即使成为“逋臣”——逃亡之世，依然怒击唾壶，壮心未已。据《晋书·王敦传》，王敦酒后往往高歌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唾壶为节，壶边尽缺”。王敦其人不足道，但他的这一举动为后人所称扬，此事也就成为有名的典故，其意义在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豪杰气吞白凤髓，高怀眦饮黄羊血”，则是“壮心不已”的形象体现，又是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翻换。世俗以“龙肝凤髓，豹胎鲤尾”为食中珍品，“白凤之膏，丹豹之髓”尤为贵重。眦饮，裂眦而饮，意为痛恨之极。“气吞”、“眦饮”二句，淡化了岳飞原句中原始的复仇色彩，较为雅驯。结句“试排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捧日心，即忠心。唐钱起《赠阙下裴舍人》有“霄汉长悬捧日心”之句。初读之，或觉此处是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同义反复，但细细体察，二词仍然有别。岳飞之“朝天阙”，义为拜见当今天子，张词之“诉金阙”，意为向逝去的帝王表述忠心。“金阙”，也可指天帝居处。张煌言作此词时，南明君主已无存者，故金阙决不会指现实世界中的帝王居处。由此可见，这首词的结尾比岳飞原作要低沉。岳飞之时，虽中原沦丧，而南宋还有半壁江山存在。张煌言晚岁，中华大地已尽入清人掌握。其词之低回沉痛。盖时势使然。
诗中并没有对尧祠一蒂景物描写，而是引用典故，借以抒发感慨，排道悒愤。继而诗人张开想象的羽翼，驰聘于人间天上，古往今来，任感情的波澜起伏变幻组合。怀着美好的愿望入京，又经受幻想的破灭的失望而引起愤慨。人生无常，诗人感想万千，宣泄于诗中。表现了诗人豁达奔放的襟怀、崇高的情操和不懈的追求，也表达诗人对当时朝廷感到失望而归隐山林之意。
首两句：意思是猛虎伏浅草始终难以遮掩猛虎的身体，猛虎喻友人。
第三、四句：“肮脏”二字表明张公子正直不阿的态度，“风尘”明指社会，暗指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肮脏”与“风尘”形成鲜明的对比，直言道出张十四因秉性刚直不阿，难以避免被人排挤、迫害的遭遇。暗喻是由于朝廷昏庸、权贵排斥，使诗人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实现，而感到惆怅、苦闷以及愤懑。
第五、六句：“岂无横腰剑，屈彼淮阴人”是用了淮阴侯韩信受辱之典，意在表达猛虎伏浅草终莫能掩。在词语的运用上，也表现出独有的特色。上句“岂无横腰剑”中的“岂”字与下句“屈彼淮阴人”中的“屈彼”二字，前后呼应，不但增强了语气，而且一个威武不屈之士的形象也一跃然而出，表现出极大的力量。
第七、八句：“击筑向北燕，燕歌易水滨”无疑是借荆轲于易水河畔辞别高渐离之典，赞其为豪气英雄。如此，于风尘漂泊中的张十四伟直不阿的形象跃然纸上。
末两句：明确指出诗人希望能与张十四一起隐居，反衬出诗人的政治抱负落空，使诗人感到失望而归隐山林。
全诗借助送别张十四，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理想的未来的深切向往。
这首诗从陈后主宫中的屏风引发开来。前八句为第一段，紧扣陈后主的屏风而写对社会变迁无常的感慨；后八句为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的感慨。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世事变化无常，迅速如早晚变换，无常如浮萍漂流。“朝暮”一本作“朝露”。朝露这个晶莹的、转瞬即逝的形象，过去常用来比喻人生的短促。汉乐府古歌《薤露》、曹操的《短歌行》中，都曾经出现过。浮萍这个飘忽不定的形象，过去则常用来比喻人生的流离漂泊。作者把这两个习见的形象，转用来比喻抽象的“盛衰”和“世道”，指出：人世间的一切，皆是短暂的、变化无常的。这一带有哲理性的概括，把历史、社会、人生皆包括在内了。作为女性的创作，起笔如此开阔，是不多见的。可见大义公主个人经历的复杂，以及她所眼见的社会变故的剧烈。她的一生遭遇，在感情上是沉重的，且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只能将一切归委与世事本身的变迁无常。既然人世是变迁无常的，那么从逻辑上而言，盛衰乃是不断更迭的现象。但作者所注重的，只是“衰”，是人间幸福的毁灭。因此接着两句，转为“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池台”是“荣华”的标志。荣华难守，是世道变迁的趋势；池台终平，是世道变迁的结局。当然，“平”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的。旧的皇家建筑不一定被毁坏，而常常是改换了主人。但对于旧主人而言，这也意味着“平”。过去的已经过去，人们常常这样安慰自己。但这是没有力量的，因为一切过去的变迁，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现在和未来。姓宇文的“千金公主”也变成了姓杨的“大义公主”了，而杨家的王朝不可能像宇文氏的王朝与她同样血肉相连、可信可靠。因此纵然作者从世道无常的哲学命题出发解释了荣华难守的事实，内心对往昔仍抱着无限的怀念与眷恋。当然，诗还是从陈后主的屏风来着笔：“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陈后主的富贵生活，已然被隋文帝扫荡一空了，他本人亦做了囚徒，而在这屏风上，却徒然留下了往昔富贵生活的影子。对大义公主本人而言，她想到的是北周。画中的景象，仿佛就是她往昔梦痕。接着两句，写得非常巧妙。“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这里面有有多层内涵。第一层，是把画中人和现实中的人合成一体来写。画中边饮酒作乐，边欣赏歌舞的贵人，仿佛是昔日陈后主以及侍臣们。这些囚徒，只是以泪洗面，苟延残喘罢了。第二层，是用陈后主以及其侍臣的命运，影射北周的王公贵族。第三层，则是把自己也涵盖在内，作为亡国的公主，同样是杯酒无乐，不复有弦歌之声。
以上八句，构成全诗的第一阶段。在字面上，这一段完全是扣紧陈后主的屏风而来，但深沉内涵，则完全是感慨北周的覆亡。由于大义公主当时的身份与地位，她无法直接表达对北周王朝的哀悼，只好把陈王朝兴亡的感慨，上升至对于人类社会变迁无常的概括，而将哀悼北周王朝的情感，寄托于哀婉曲折的词语之间。
后八句是全诗的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之感。“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廷”二句写出个人命运的急剧变化。宇文氏本属鲜卑族，但入主中原后，接受华夏传统文化，汉化程度日深，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而视突厥为野蛮民族，即所谓“虏”。当公主居住在洛阳王宫中时，不但生活安逸，而且每日与亲朋相聚，或诗酒高会，或游园赏春，人生是那样无忧无虑。一旦担负起沉重的政治使命，出嫁突厥可汗，处于完全陌生的人群和文化中，她的不幸感和孤独感，已经是很难承受了。但毕竟，还有一个北周王朝在支撑着她，保证了她在突厥的地位。及至北周为隋所灭，这一点支撑也失去了。尽管杨坚赐给她隋宗室“大义公主”的名义，但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没有多少可靠的成分。事实上，当杨坚不再需要大义公主时，对她便毫不留情；突厥可汗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也绝不顾惜她的生命。她好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荡在狂恶的风云中，失去了把握自己命运的任何希望。在这样的处境中，“一朝睹成败”，由陈想到周，她不能不“怀抱忽纵横”。但一个女子，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她只能安慰自己：“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这里是重新回复到开头的哲学命题：自古以来，人世间就充满了变换，一切荣华富贵，都难以久保，并不是我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既然如此，又何必多说。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然而，如果说历史的变迁是不可抵抗的，远嫁突厥，都纯粹是自己的个人遭遇。自己本来也刻意嫁一个普通男子，即便在王朝覆灭之后，也未必不能过一般百姓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所以最后归结到“惟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这里似乎是从邦国覆灭的不幸中摆脱出来，而仅剩下远嫁异域的不幸，其实并不是。正因为北周王朝覆灭了，她作为亡国的公主，孤独地生活在异域，远嫁的不幸更显得沉重。她的不幸，依然是双重的。也有人认为末二句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以远嫁突厥，而疏远了北周宗室宗族之情。
皇家的公主，在常人看来，总是享尽荣华，一生幸福。其实，由于她们的命运与政治的需要、政权的兴衰联系太紧，有时比普通百姓的女儿更难把握自己。全诗表面上是凭吊陈朝之亡，实际上是在怀念故国北周为隋所灭，己身流落“虏庭”，作者睹物伤怀，慨叹万分，大有昭君远嫁之哀。此诗感情深沉，在哀婉曲折之中透有清绮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