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抗金杀敌、气吞云汉的英雄。诗中先写英雄的外貌与志向，展现英雄叱咤风云的气概；再写英雄与金人作战的情景，表达了这位英雄的勇敢；最后写敌人投降，讴歌胜利，是对英雄的赞赏，也是自我表白。诗长短间用，节奏高昂，用语毫无雕琢，始终贯串着“气夫吞匈奴”般的豪壮。
诗用乐府旧题，首先便在题“胡无人”上做文章。要使“胡无人”，就必须宋有人，所以诗人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抗金杀敌、气吞云汉的英雄。这一想象，正是他一向感叹的“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的表现。
开头四句，写这位英雄的外貌与志向。诗描绘他胡须如同刺猬刺一样直竖，面如紫石，刚毅强健，直接把他叱咤风云的气概展示出来。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在这里是借用了桓温的形象，而桓温是晋朝北伐的英雄，由此夫见诗人所塑造的英雄所包含的寄托。接着，诗把英雄的大志与时运相结合，说他志在立功异域，驰骋万里，又逢国家多事，君王求贤，所以立时际会风云，大展身手。这样一起，雄健排挞，为下文铺叙打好了基础。
“追奔露宿”以下四句，写这位英雄与金人作战的情景。诗写他在万里青海头，月夜追逐敌人，踏着黄河坚冰，夺取敌人的城市，身穿铁甲，不管风吹雨打，奋勇战斗，与敌对垒，战鼓如雷。诗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战争片段，凝练地表达了这位英雄的勇敢，把场面描绘得高昂激烈。读这些诗句，不由使人想起唐人的边塞诗，如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卢纶《塞下曲六首》：“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陆游诗中所写的战斗场面，与唐人这些边塞诗十分接近，而在诗意上更具有积极的意义，杀气腾出纸上。
“三更穷虏”以下六句，写敌人投降，讴歌胜利。诗从各方面来反映战争的结果———敌人送降表、缴获衣甲堆积如山，汗血马、霜毛鹰入贡，诗以热情洋溢的笔墨予以一一拈出，充满了喜悦之情。随后，诗转入赞叹，说宋朝如同太阳，扫除了阴翳，胡无人，宋中兴，写得十分酣畅。这样，逼出了总的议论：大丈夫就应该这样，为国立功，永垂青史，不能白首蓬窗，一事无成。末两句是对英雄的赞赏，也是自我表白。陆游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希望驰骋疆场，手刃敌寇，也无时无刻不为自己没有立功的机会而悲慨失望。因此，诗中所写的理想化的英雄，实际上正是陆游在把自己理想化，企图通过理想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得到暂时的满足。
诗长短间用，节奏高昂，用语毫无雕琢，始终贯串着“气夫吞匈奴”（《三江舟中大醉作》）般的豪壮，这就是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的主旋律。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追述了家事迭出、奔波四方的艰辛，表达了愿与古今作家并驾齐驱、以文章名世的雄心壮志。作者回首往事，善于在那些最能牵动感情的人生关头上着笔，既富概括力，又易打动读者。
文章起句：“予幼则从先生受书”，先述年少时只知“嬉戏上下”，后述逐渐年长而“好”“古今文章”。文意却在平铺直述之后陡起波澜，“是时家事亦滋出”。接下来的一大段，便是对上文所作的展开，文气充畅。作者按其行踪的几个方向“西北”、“东方”、“南方”，列述他为家境生计四处奔波的情境，从多处的地点罗列中见出作者的辛劳之态，“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一笔兜住了上文。接着以四组“此予之……”的相同长句型淋漓酣畅地描述了自己长期所遭受的困厄苦难。被繁琐、沉重的家事、杂事所纠缠、困扰，带来了以下的后果：“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最后以一句“此予之自视而嗟也”的深长慨叹形成了文气的荡气回肠。
最后一段是叙述撰写这篇《学舍记》的缘由，为了摆脱越来越繁多的事物，作者“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有人“疾其卑”，“议其隘”，作者“顾而笑曰”，作了回答，充分表现了他笃于志向、奋发努力的精神，“是予之宜也。”意志从容。原来他“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是要有所作为。他之所以甘于居住“卑巷穷庐”，穿“冗衣”，吃“砻饭”、“芑苋之羹”，乃是为着“遂其志而有待也”。他坚定地表示自己将矢志不渝地奋发努力，他绝不羡慕那些“聪明豪隽”之士所喜好的“土坚木好，高大之观”。最后以《学舍记》点题收尾。
文章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首尾呼应。由少年时的读书话题谈到青年时的多难经历，再回到中年读书的话题。这样的安排给读者以浑然一体的阅读感受。平实自然的语言是该文另一特色，但在如此质朴的文字下面，读者却不难体会到作者内心曾经有过的喜怒哀乐，以及随着岁月流逝、年纪增长而逐渐变得坚强的内心。这颗饱经创伤的心灵，此刻追求的是“安贫乐道”和在道德、文章上的进步。可以说，作者其人的高尚节操和其文的艺术魅力，读者都可以通过这篇文章领略到。
这篇文章表现了作者锲而不舍、坚执不移的治学精神。作者行文如大江东流，起首平缓，接着情绪安起，意绪难患，似急峡夺路，浪花飞溅，短句长句交错为之，排空而下，文中显作者的难抑之气，似有无限感叹和不平。到最后，文势如大江过急峡后转为平缓，徐徐而流，意气和畅地表述了自己的志向，显得分外从容，艺术上颇有特色。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