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寒雪闭袁安户，岁恶江通鲁望田。
已返山林全晚节，勿烦郡国礼高年。
老臣久不陪朝谒，犹记称觞玉座前。
天寒雪闭袁安户，岁恶江通鲁望田。
已返山林全晚节，勿烦郡国礼高年。
老臣久不陪朝谒，犹记称觞玉座前。
“倾国”两句，点出“情”系何物。此言情之所衷，则“情人眼里出西施”，自然她定是倾国倾城貌，天下第一美女之尊号也非她莫属矣。情，似花妖艳而非花，似雾朦胧而非雾，情实是为一种发诸心端的感性表现矣。“春风”三句，承上继续发挥。言情之所衷，故心上人理应比西子妖娆，比玉环更显得宁静脱俗。她在情人心目中有如“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诗）的处在独步群芳的至尊地位。“铅华”两句，继续承上发挥。说在情人眼里，她虽不施脂粉，却是“清水出芙蓉”，所以即使是传说中的巫山神女，洛水宓妃也比不上她的美貌。“似恁地”两句，点明系单相思。言词人心目中这样一个标致无双，完美无缺的绝代佳人，却被人为地深藏在画楼深处，使之无缘相见，只能以单恋、梦想聊解相思耳。
“曾被风”两句，设想“画楼”中人的生活起居。言这位佳人住在画楼中，春风却可以轻易吹拂她的面容，秋月也可以随便照亮她的倩影。这也是对己之不能一见其面，作无奈的感叹。“似花”两句，再赞其美照应上片。言这位佳人似花鲜艳而胜于花，如柳婀娜更比柳飘逸，所以花为之羞闭，柳也心生嫉妒也。“不教”两句，臆想也。言心中的美人啊千万不要叫她歌舞，恐怕她翩翩起舞时化作彩云飞升而去。“信下蔡”两句，总结其美，为她作词而歌之。“信下蔡”一句，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句意“惑阳城、迷下蔡”。“阳城、下蔡”都是楚国贵公子的封地，这里泛指纨绔子弟。“宋玉”，屈原弟子，词赋家，这里借代词人自己。词人说：情之所衷正如宋玉所说可以“惑阳城、迷下蔡”，左右一切矣。因此我且填上这首《东风第一枝》词，作为对她的歌颂吧。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