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刻画出一位古代大将威武雄壮的姿态，表现出立下卓著战功后志得意满的心情。虽仅二十九个字，却因为作者高超的技艺传达出异常丰盈的信息，有很强的画面感和现场感。语言简洁凝练，人物形象描绘，人物内心的描写，都生动传神。
“金妆宝剑藏龙口，玉带红绒挂虎头”用整饬的对句为威风凛凛的将军写形。黄金做装饰的宝剑藏在龙形纹饰的剑鞘里，一个“藏“字，欲扬反抑，带给人的是“匣中宝剑夜有声”（宋陆游《长歌行》），按捺不住绝鞘欲出的张力。玉带轻摇，红绒婆娑，虎头金牌缠在腰际，在威猛的底色上又加抹一笔俊逸洒脱之姿，一个“挂”字，金牌随身摇摆跳脱的轻快意趣隐隐流出。”金”“玉”“红”描颜色质地，“龙口”“虎头”壮气势声威，绝无一字落空。
“旌旗影里骤骅骝”与前两句的实处写形不同，转为影中传神，流光幻彩，往来驰骤，颇有“光影驰西流"（三国魏曹植《野田黄雀行》）的观感。唐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有“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骏马如飞，在旌旗耀眼斑斓的光影间倏忽而过，“骤”字言速度气势，更言风采神韵，举重若轻，把铁马漫卷的元军描述得有如天兵天将般飘洒烂漫。
最后，“得志秋，喧满凤凰楼”中“凤凰楼”可能是实景，杨果《越调·小桃红》有“玉箫声断凤楼”句，这里指朝廷、京城。这一句写凯旋还朝，举城欢腾。至此，几个画面一气贯下，一幅比一幅气势足，一幅比一幅动感强，如鼓角横吹，战鼓频催。最后，色彩、光影、音声、动静、神情等所有信息全由一个牢拢场面气氛感极强的“喧”字点化，一支首尾完具流光幻彩的小令便这样遏云而出。为了造成这样一种干净利落的表达，作者在动词的选择上很讲究。”藏”“挂”“骤”“满”，下字稳重响亮，与句尾平声的平滑清扬相衬相应，抑扬顿挫，金石铿锵，讽咏之间颇有列队前行的战阵进行曲的声势。
跟伯颜小令指点江山气定神闲的丞相气质相比，这一首的虎啸风生、奔腾驰骤正突显出一位冲杀万马军中不可羁约的勇将本色。在云一窝、月一梭叹世归隐情绪弥漫的元代曲坛，这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武夫马上之曲可称独步。
此诗首句写骆氏亭，翠竹、清水把这座亭轩映衬得格外清幽雅洁，诗人置身其间，颇有远离尘嚣之感。
接着写诗人对友人的思念，诗人眼下所宿的骆氏亭和崔氏兄弟所在的长安，中间隔着重重的城池，路途迢迢，诗人的思念之情宛如随风飘荡的游丝，悠悠然飘向友人所在的长安。诗人因境界的清幽而倍感孤寂，因无好友共赏幽胜而微感惆怅。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竹丛里船坞深静无尘，临水的亭榭分外幽清。相思之情啊隔着重重的高城飞向远方。
首句写骆氏亭。“竹坞”是竹林怀抱隐蔽的船坞；“水槛”，指傍水的有栏杆的亭轩，也就是题中的“骆氏亭”。清澄的湖水，翠绿的修竹，把这座亭轩映衬得格外清幽雅洁。“无尘”和“清”，正突出了骆氏亭的这个特点，可以想见诗人置身其间时的那种远离尘嚣之感。幽静清寥的境界，每每使人恬然自适；但对于有所思念、怀想的人来说，又往往是牵引思绪的一种触媒：或因境界的清幽而倍感孤寂，或因没有好朋友共赏幽胜而感到惆怅。这两句由清幽的景色到别后的相思，其间虽有跳跃，但并不突兀，原因就在于景与情之间存在相反相成的内在联系。诗人眼下所宿的骆氏亭和崔氏兄弟所居的长安，中间隔着高峻的城墙。“迢递”一词有“高”、“远”二义，这里用“高”义。“重城”即高城。由于“迢递隔重城”，所以深深怀念对方；而思念之深，又似乎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诗人的思念之情，宛如随风飘荡的游丝，悠悠然越过高高的城墙，飘向友人所在的长安。“隔”字在这里不只是表明“身隔”，而且曲折的显示了“情通”。这正是诗歌语言在具体条件下常常具有的一种妙用。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小诗的后两句是说，秋空上阴云连日不散，霜飞的时节也来迟了。留得满地枯残的荷叶，好听深夜萧瑟的雨声。
第三句又回到眼前景物上来：“秋阴不散霜飞晚”。时令已届深秋，但连日天气阴霾，孕育着雨意，所以霜也下得晚了。诗人是旅途中暂宿骆氏亭，此地近一段时期的天气，自然是出自揣测，这揣测的根据就是“秋阴不散”与“留得枯荷”。这一句一方面为末句伏根，另一方面又兼有渲染气氛、烘托情绪的作用。阴霾欲雨的天气，四望一片迷蒙，本来就因相思而耿耿不寐的人，心情不免更加黯淡，而这种心情反过来又增加相思的浓度。
末句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但要领略诗句所蕴含的情趣，却须注意从“秋阴不散”到盼“雨”的整个过程。秋叶听雨打枯荷的况味，诗人想已不止一次的领略过。淅沥的秋雨，洒落在枯荷上，发出一片错落有致的声响，别具一种美的情趣。看来倒是“秋阴不散霜飞晚”的天气特意作美了。枯荷给人一种残败衰飒之感，本无可“留”的价值；但秋雨的到来就不同了，自己这样一个旅宿思友，永夜不寐的人，因为能聆听到枯荷秋雨的清韵而略慰相思，稍解寂寞，所以反而庆幸枯荷之“留”了。“留”、“听”二字写情入微，其中就有着不期而遇的喜悦。“听雨声”自然是夜宿的缘故，但主要还是由于“听雨声”蕴含有一种特有的意境和神韵。这“听雨”竟有一种特别的美感，久听之后，这单调而凄清的声音，却又更增加了环境的寂寥，从而更加深了对朋友的思念。
沈义父《乐府指迷》云：“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此诗之结语：“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正是以景结情，不仅景中含情，且有声有情、声情并茂，声、景、情谐和合一而收余音缭绕之致，使诗歌境象迷茫，旨义含隐深曲。
这首诗虽然写了秋亭夜雨的景色，写得历历如画，但它并不是一首写景诗，而是一首抒情诗。“宿骆氏亭”所见所闻是“寄怀”的凭借，“相思”二字微露端倪，后两句暗藏彻夜不眠之意，诗人的思友之情暗寓其中，可以说是以景寄情、寓情于景的。诗的意境清秀疏朗，而蕴涵其中的心境又是极为深远的。
夫子不自炫，世人知者稀，来倾阮氏酒，去著老莱衣——夫子：指崔全。自炫：自我夸耀以求仕进。阮氏酒：西晋阮籍避祸全身，远离司马氏政权，以嗜酒为由，求为步兵校尉，终日酩酊，遗落世情。此处指崔全不以干君、谄媚官宦为务，故而被放。老莱衣：指春秋时的隐者老莱子。老莱子行年五十，父母犹存，着五彩斑斓衣以娱双亲。后常以“老莱衣”表示孝养父母至老不衰，见《初学记》卷十七《孝悌篇》。此处暗合诗题“觐省”意。此四句写崔全因其洁身自好，不务谄媚，不矜夸以干人君，故而知音者少，名声不外达。虽微官暂寄，然遗落世情，终被再放归省。诗人表达对崔全人格的赞赏，也对其不被重用表示同情和惋惜。
渭北草新出，关东花欲飞，楚王犹自惑，片玉且将归——渭北：指渭水流域，在陕西一带，渭水流经长安。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此处指崔全回归的洛阳。楚千旬：用《韩非子》卷四《和氏》典。将：持。此处用楚王自惑喻崔全不得君臣遇合。片玉将归：喻崔全为怀瑾握瑜之才而不得重用，被放回乡。此四句写长安春草新发季，东都洛阳也值繁花烂漫时。诗人想象崔全将去的洛阳，以春之盎然生意抚慰友人远行被放的孤寂苦闷。结句用典故暗喻友人的磊落胸襟、良玉之器不得重用，如璞玉之真价难以被人赏识。
首二句作者以慧眼独识英才为好友叹息。出笔即开门见山，诗人义愤填膺、仗义伸屈之情溢于言表。五、六句以写景点示季节，用语平淡中有新奇，自然中有新巧，已现岑参后期追求“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殷瑶《河岳英灵集》）的诗歌艺术风格之端倪。诗中典故的运用显得深沉含蓄，耐人咀嚼。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