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文选》选录曹植《杂诗》六首，获得历代诗评家的赞赏和肯定，是曹植诗歌中的著名篇章。此诗是其中的第四首。
这首诗是曹植后期所作，采用比喻手法，表现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曹植不但文才很高，而且具有政治抱负，希求建功立业，垂名青史。曹操一度想立曹植为太子，结果没有实现。曹操死后，他因此备受其兄曹丕（魏文帝）、侄子曹叡（魏明帝）的猜忌和压抑，屡徙封地，连生活都很不安定，根本谈不上实现政治抱负。这首诗以佳人自比：佳人的容貌艳若桃李之花，比喻自己才能的杰出；“时俗”二句，说佳人的美貌和歌唱才能都不为时人所赏识，比喻自己怀才不遇；“俯仰”二句，说时光流驶，佳人的容华难以久恃，寄寓了自己盛年时无法施展抱负的深沉慨叹。
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从屈原的辞赋开始，就形成了以美人香草比喻贤能之士的传统。曹植这首诗，在构思和写法上明显地学习屈赋。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二神，其游踪大致在沅、湘、长江一带，《湘夫人》篇中有“闻佳人兮召予”句，以佳人指湘夫人。曹植这首诗中的前四句，其构思用语，大约即从《湘君》、《湘夫人》篇生发而来。《离骚》云：“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曹诗末二句又是从它们脱胎而出。这种继承发展关系，可以帮助说明这首诗的主题是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元代刘履《文选诗补注》（卷二）释此篇题旨说：“此亦自言才美足以有用，今但游息闲散之地，不见顾重于当世，将恐时移岁改，功业未建，遂湮没而无闻焉。故借佳人为喻以自伤也。”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也说：“此诗伤己之徒抱奇才，仆仆移藩，无人调护君侧，而年将老也。通体以佳人作比，首二自矜，中四自惜，末二自慨，音促韵长。”刘、张两人的解释都是颇为中肯的。曹植在《求自试表》一文中，强烈地表现了他要求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愿望，文中后面部分有云：“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这段话的意思与此篇“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二句的内容也是息息相通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诗的主题不是作者自伤，而是为曹彪鸣不平。“佳人”盖指彪，时为吴王也。《魏志》：彪于黄初三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徙封白马。朝游夕宿，喻迁徙无定也。”（见黄节《曹子建诗注》卷一）曹彪是曹植的异母弟，曹植与曹彪同受朝廷猜忌压抑，有同病相怜之感，黄节的看法可备一说，但证据毕竟不足。徐公持同志说：“按曹彪虽膺过吴王的封爵，其封城却并不真在吴地。当时自江以南，全在孙氏控制之下，曹彪无由得至江南。他这个吴王封在寿春附近，此点曹植不会不知。所以诗写‘南国’‘佳人’，‘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等等，不可能是指曹彪，而是借用楚辞的意境和成语，来抒发自己对‘时俗薄朱颜’的感慨，其主旨是怀才不遇。”这样讲比较合乎情理。
这首诗与曹植的另一首名作《美女篇》主题相当，在艺术描写上却有丰腴与简约的区别，可进行一下比较。《美女篇》全诗较长，节录如下：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独长叹。
《美女篇》的主题，过去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它是曹植以美女自比，比喻他怀抱才能而不得施展。如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说：“子建求自试而不见用，如美女之不见售，故以为比。”《美女篇》与《杂诗》“南国篇”的主题相同，又同用比喻手法，城南美女与南国佳人，都是曹植自比。《美女篇》“佳人慕高义”以下四句，说城南美女不为众人所理解，意思与“南国篇”的“时俗”二句相通，点明了“怀才不遇”的主旨。“盛年处房室’二句，也与“南国篇”的“俯仰”二句一样，在结尾表现了深沉的慨叹。上面《美女篇》的引文，在“攘袖”二句下省略了十句，这十句连同“攘袖”二句都是写城南女的姿态和装束，从各个方面来刻划她的美丽，而“南国”篇写佳人之美，仅用了“容华若挑李”一句，非常简括。《美女篇》在其他方面的描写也较“南国”篇丰腴，但写美女姿态装束的一段尤为突出。这两首诗同用比喻法写同一个主题，但使用了详略不同的写法，“南国”篇简练爽朗，《美女篇》华赡生动，在艺术上各擅胜场，用词造句毫无雷同之感，这里表现了曹植高超的写作才能。
钟嵘《诗品》评曹植诗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是对曹植诗歌很深刻的评语。“情兼雅怨”是论思想内容，指出曹植诗具有“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色，曹植后期的不少诗作，倾吐牢愁，的确多近似小雅的怨诽之词，《杂诗》“南国篇”、《美女篇》都是其例。骨气即气骨，也就是风骨。骨气奇高，是赞美曹植诗富有风骨，即富有爽朗刚健的风貌。词采华茂，是赞美曹植诗语言华美丰富。钟嵘主张诗歌应当“干之以风力（即风骨），润之以丹采”（《诗品序》），即以爽朗刚健的风骨为骨干，再用华美的辞采加以润饰，二者结合起来，达到优美的艺术境界。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符合于他的艺术标准，所以获得极高评价。明胡应麟在评曹植《五游》、《升天行》诸诗时云：“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诗薮》内编卷一）也是承袭了钟嵘的批评标准。
曹植的诗，总的说来是风骨、词采二者兼备，但仔细分析，不同的诗篇在某一方面往往有所侧重，有的风骨更遒劲一些，有的词采更宏富一些。他的部分诗篇，像《箜篌引》、《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等，大抵篇幅稍长，对偶句与铺陈语较多，其词采华茂的特色就显得更为突出，但也仍然具有风骨。另外有一部分诗，像《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杂诗六首》等，大抵篇幅稍短，描写较简练，对偶句与铺陈语少，这类诗篇更鲜明地显示出骨气奇高的特色，但也仍然具有词采。王世贞评曹植诗说：“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艺苑卮言》卷三）王世贞认为曹植诗成就低于曹操、曹丕，意见未必公允，但曹植诗在词采华茂这方面的确大大超过其父兄，特别如《箜篌引》、《美女篇》一类诗表现尤为突出。王世贞又说：“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同上）又从风格的质朴刚健方面对曹植的《杂诗》六首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可与汉代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并驾齐驱。王世贞不喜华丽文风，所以对曹植作出这样的评价，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植的不同诗篇，在风骨和词采二者的某一方面的确有所侧重。
《杂诗》“南国”篇这首诗，其中“时俗薄朱颜”二句，也是文采斐然；但大体说来，其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简练峭直，语短情长，含蕴丰富，意境深邃，它虽然不像《美女篇》铺陈细致，词藻华美，但也自具一种爽朗自然之美，经得起吟咏咀嚼。
这首诗的首联写刘评事虽暂时隐居，不久当复起用，而自己则事业无望；颔联写刘有谏草将由门下省采纳，尚待鹤书赴垄，诏请入朝；颈联写刘暂居莲峰之下，不久当入京师；尾联称美刘评事宠辱皆忘，欹枕读书，时惊蠹鱼从书中落下。这是一首应酬之作，用“君”与“我”相对，采用对偶的方式成文，诗中四句都是一些善颂善祷之语，并无深意，表达了诗人对仕途不顺的感叹。
首联即以对比手法写刘评事之居永乐是暂时闲休，但自己的闲居却不同于刘评事。刘评事只是一时退隐暂休，是将升迁的休闲，自己则全无本事和刘评事一样升迁，委婉曲折地写出自己难言之隐。
颔联是为刘评事不久即将升迁表示祝愿，两句实为倒装句。
颈联首句以望莲花峰可见写刘评事晋京之路已不远，以物寄意，显得生动突出，永乐地近潼关，莲花峰西峙，到莲花峰即与长安靠近，因而望莲花峰就可见晋京之路并不远，这也是劝慰祝愿之语；次句则为刘评事将来归京后这闲居之处将变得冷落空虚而惋惜。
尾联说自己已经完全忘却名利，每日惟有倚枕读书自乐，显然是自我排解之词。其心中难言之痛隐然见于言外。诗人在永乐闲居时始终不忘国事，急于用世之心理见于不少诗中，所以此篇诗之所谓忘名利，只能是强自排解之辞。
这首诗旨义甚明，在第二句。李商隐感叹“青云器业”之离已远去，“君”、“我”对举，刘乃“幽闲暂居”，我则“器业全疏”，相比照而寓心中感慨。三、四回应“暂居”。“封谏草”即“上封事”似刘评事暂离大理寺而将调谏职，如补阙拾遗之任，故下云“待鹤书”也。五、六“莲耸碧峰”、“水掖翠扇”，回应“幽闲”。七、八回到自身，照应“青云器业我全疏”：如今我惟日日与典籍图书为伴，枕落蠹鱼矣。七句写“忘名利”，是所谓“全疏”，此义山愤激之辞，而不是真忘其匡国之心、青云之志者。落句“惊”字妙，亦《赠田叟》之云“在野无贤心自惊”也。
纳兰作此词时卢氏刚亡故不久，又正值祭祀之日，近年陪伴之人，恍然竟成吊唁之人，怎能不泪零。伤怀处，亲手用金泥抄写金字经，即佛经，一遍一遍，虔诚写那经文，絮絮地祈求，唯愿来生，还能与其再续今生之缘，再结连理。要知自妻子卢氏亡故以后，纳兰对佛学的研究愈加痴迷。也难怪，困于情伤，痛于生死，自会萌生了净化、自慰之心。痴情无奈，苦困相思，只能反复苦写不停，企盼那来世之缘，精诚所至。
“莲花漏转，杨枝露滴，想鉴微诚”两个典故，取自佛家之说。莲花漏，是一种雅致的时钟，具体的说法就很不一致了，一说惠远和尚因为山中不知更漏，所以用铜片做成莲花形的容器，底下有孔，放在水盆里，水从底孔里慢慢渗入，渗到一半的时候容器就会沉下去。一昼夜会沉十二次，是为十二个时辰。杨枝，就是杨柳枝，我们最熟悉的佛教当中的杨柳枝应该就是观音菩萨手持净瓶，瓶中插着的那一枝杨柳枝了。观音菩萨有时会把杨柳枝从净瓶里取出来，滴上几滴瓶中的甘露，马上就可以起死回生。——这样的事在正史里都有记载，《晋书》里说石勒的爱子石斌暴病而死，石勒请来高僧佛图澄，佛图澄用杨柳枝蘸了些水，洒在石斌身上，又念了一段咒语，然后便一拉石斌的手，说：“起来吧。”死去的石斌果然就起来了。纳兰性德用这两则佛门典故，语带双关，既点明自己此刻身在佛殿，一心向佛，也是在向佛祖袒露自己的心意。
“欲知奉倩神伤极，凭诉与秋擎”，下片开始，语意转折。奉倩，即荀奉倩，也就是“不辞冰雪为卿热”那个典故的主人公。荀奉倩和妻子的感情极笃，有一次妻子患病，身体发热，体温总是降不下来，当时正是十冬腊月，荀奉倩情急之下，脱掉衣服，赤身跑到庭院里，让风雪冻冷自己的身体，再回来贴到妻子的身上给她降温。如是者不知多少次，但深情并没有感动上天，妻子还是死了。荀奉倩的妻子死后，大家前去吊唁，只见荀奉倩“不哭而神伤”。言语之中，好似有万千愁绪，不被理解，只能观景寻找依托之物。想象那场景，渺小的荷灯浮于苍茫的秋水上，微光寂寥，正似纳兰心中，此时百感交集，踌躇万千。这相思，这离愁，这回忆，又有何用，故人不再，天上人间，何似当年。
最后一句，更是让人悲恸万分。“不管”一词，读来备感西风无情。“一池萍水，几点荷灯”，又甚是孤寂。又让人想到“萍水相逢”，“萍”是水上漂浮不定的浮萍。看秋水为那一池“萍水”，纳兰又暗比自己是无根之萍，只得飘荡于这无边的惆怅中。爱人已故，自己惟似漂泊客。
全词围绕着中元节特有的习俗落笔，只在词的末尾摹景，用西风的无情反衬出自己悼念亡妻的深情，使自己所抒发的悲痛之情更加厚重深浓。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