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这是一首通篇写景的七绝。乍看起来，是一首绝妙的春日即景小诗。作者笔下绚丽的暮春景色，犹如一幅色彩斑斓、富有生趣的图画。近景，富丽堂皇的碧瓦楼前垂挂着锦绣的帷幕；远景，浓墨重彩的朱栏桥外，横斜着一泓清溪。在这无风无雨、气朗天清的春日里，桥下，绿水淙淙；空中，柳絮飞舞；地上，梨花铺雪。整个画面层次分明，有动有静，有声有色；花香水气仿佛从画中溢出，给人以身历其境之感。读者可以从诗人描绘的优美图画中，享受到赏心悦目的自然之美。
这首诗难道仅仅是描写自然风光。从“碧瓦”这个别开生面的题目，我们可以窥视到作者的深意和奥妙。雕梁画栋的琉璃瓦楼房，不是富丽豪华的苑囿，就是王侯将相的宅邸。再联系诗中的绣幕、赤栏桥和附近大片的柳林梨园，南宋小朝廷偏安半壁河山，在西湖歌舞升平，恰似燕雀筑巢于幕上，不知祸之将至。这首诗描写的焦点。诗以“碧瓦”为题，意在导引读者由此去寻求题旨。
首句“碧瓦楼”外观华丽、美轮美奂，却不知道楼里的人在做什么，被绣幕遮住了，人们看不见。诗人之所以不描摹幕后的情景，用心就在于让读者去想象：偏安一隅的王朝显贵，上至天子、下至宠臣，此刻都沉醉在一片笙歌酒色之中，中原的万里疆土，换来了他们的碧瓦楼。绣幕遮住的里面，肯定是一幅醉生梦死的寻欢作乐图。朝廷如此腐败，国事也不值得一问。
诗的下联看似风花雪月的景语，实为感情至深的情语。现在是无风无雨、气朗天清、柳絮飞天、梨花铺地，但若一番风雨后，匆匆春归去，又是一种什么情景呢。借辛弃疾《永遇乐》词“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是不能长久的。诗人这里描绘的是一幅坠绿残红、飞絮飘雪、落花流水之景，以此暗喻南宋小朝廷偏安局面的岌岌可危，意境与辛词相似，但笔调却更为凄婉。
这首诗画外有音，意寓言外。读者如深一层去体会，便能领悟到言此意彼的艺术魅力。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词作。上片写自己泛舟颍河时触景生情，下片写月出波心而生的感慨和思念之情。全词委婉深沉，清丽凄恻，情深意长，表达了对恩师的怀念之情。
“霜馀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颖咽”，上阕起首两句描写了作者泛游颍河所见到的景致。颍州有颍河汝水，最终汇于淮河之中。“霜馀”两字交代作者到颍州时正值深秋，秋高天旱、草木枯萎，颍河也失去了春夏时期波澜壮阔的气势，温婉细流涓涓而下。水声潺潺，在作者听来，如怨如慕，恰恰吻合他此时思念恩师的心情。将河水拟人化的写法，更显得情真意切。
“佳人尤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通过写颍州人对于欧阳修的怀念，表达了词人自己深切的思念。其中有人生如梭的慨叹，时间如同闪电一样快速逝去，只有像欧阳修那样为人、为政、为文，才能够长久得被人们铭记。欧阳修在颍州期间，颇有政声，建树多多，深得当地父老的敬重与爱戴。颍州父老为了纪念这位文坛巨匠作出的贡献，不但世代传唱他在颍州创作的诗词，还立祠以表怀思。四十三年转瞬飞逝，而恩师也已驾鹤多年，作者不由得慨叹时光无情，对先师的怀念有增无减，令人动容。
下阕体例与上阕基本一致，均为由景及情，前面两句写颍河的晚景。“草头秋露流珠滑”，深秋的晚上，已经开始降下露水，露珠晶莹剔透且圆润光滑，但却不能长存。“三五盈盈还二八”点明月亮阴晴圆缺的状态。南朝鲍照有诗“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南朝萧统《文选》为其作注释日：“二八，十六日也。”在这首《木兰花令》里，词人以露珠的流逝与月亮的圆缺慨叹时光飞逝、人生无常，也是对前文“四十三年如电抹”的诠释。
“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作者全词结尾处将主旨进一步明朗化。四十三年过去了，现在能记得醉翁的人还剩下几个。恐怕只有作者与这倒影在西湖水底的明月。作者以拟人化的手法写西湖月能“识翁”，含蓄写出欧阳修在颍州时常常夜游西湖，用西湖见证醉翁在颍州的所有功绩。
苏轼少年求学京城，得到欧阳修的赏识与提携。后来两人又政见相同，诗文相和，成为忘年之交。在苏轼的人生中，欧阳修对其行文、为政、处事，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因如此，作者的慨叹与思念才显得情意绵绵、动人肺腑。而此词更出彩的一点，在于词人将内心的真情揉碎于水光月色之中，缠绵悱恻，娓娓道来，氤氲进人的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