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后两句诗人紧承前语,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全诗以浅近通俗的语言,生动质朴的比喻,率直地表示亡国之恨,字字咬牙,句句切齿,有颠倒乾坤,截断众流之气魄。
第一、二句作者为了表现胸中的“愁和“恨”,不是采取怒发冲冠式的直接表露,而是借物寓怀,以一种环境衬托的比喻手法,巧妙地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这里的“山”“树”,不仅指自然的“山”“树”,更寓意元兵占领的一片浑浊世界。山、树本可使人赏心悦目,然而在亡国遗民眼中,只能勾起无限的愁和恨。
第三、四句紧承一、二句,诗人设想,如果眼前的山和树能够隔断秋月的光明,照我就不照他,照他就不照我,使我和他“不共一处”。这样以含蓄的手法,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诗人虽未明言同谁“不共一处”,不过,从诗人所写“无处堪挥泪”(《书文山卷后》),“我愁无地可耕渔”(见《宋遗民录》)等句,则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灭宋的元代统治者,使诗人陷入“无处”“无地”的厄运,所以诗人在月色如银的秋夜,迸发出的愁恨,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恩怨。确切地说,全诗乃是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誓欲隔断明亮的秋月,虽然想隔断秋月的光明,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但诗人不愿与元代新贵们“共一处”,其态度之坚决,气节之坚贞,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前人评谢翱诗曰:“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意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谢翱传》)此诗即可见诗人风格之一斑。
前半篇以轻快的笔调写出人们倾城出郊踏青、歌舞宴游欢乐、热闹的情景,犹如一幅赏春风俗画,充满了对美好春日、美好生活的咏赞。开端两句,先点出新春,为“踏青”烘托了气氛,因为踏青是在人日(即正月初七),正是新年初过的时节。“城中”四句,形象地写出了踏青的阉热情况。
后半篇绘声绘色地描写一个道人遮道聚众,粗声大气地吆喝些吉利话,强使路人买他的符书祈福的生动场景,道人骗得金钱,却不过是沽酒买醉而已,还夸说神符灵验。这戏剧性的人物、戏剧性的场景,为春日郊游增添了几分幽默的色彩,令人难忘。
该诗描写了苏轼回忆青少年时在家乡新春之际,与家人及“城中居人”游春踏青的盛况,具有浓郁的乡情。后四句刻画了一位骗钱道人的生动形象,增添了郊游的喜庆气氛。故乡的风俗民情令人倍感亲切,耐人回味。全诗语言浅显,情真意切。
“嫩箨香苞初出林”,诗人起笔便细细描绘了初生之笋的形态。这样壳嫩笋香的初生之笋,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只待春雨浇灌,即能昂扬九霄。“於陵论价贵如金”,很多人认为这句诗是诗人向座主的器重表示感谢。嫩笋要论价,是因为初生之笋鲜嫩可口,所以食者众多,求者亦夥,因而在於陵这里的价格和黄金一样贵重。“於陵”当属泛指,代称各地。诗人在这一句里已经点出一丝悲的意味。嫩笋正出林呢,怎么就要论价了,而且价值甚昂?但语气终还是压抑的,平缓的,冷静的,客观的。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诗的三、四两句接着将这种悲哀之情渲染开去,推至顶峰才喷发而出。“凌云一寸心”,谓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这里是一个双关语,喻人年少而有壮志。这两句回答了对嫩笋“於陵论价”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竹林茂盛,所以可以食笋,忍心“剪”去它凌云之心。卒章而诗人的一片哀怜之情也显露出来。诗人痛惜嫩笋被食,喻人壮志未酬,这是一种悲哀;而联系到诗人于大和六年(832年)赴京应举不第,那么就还有另外一层意味了,就是或许是因为皇都长安里“人才”太多,所以他才下第的。可是“剪”去的是一寸凌云之心。一个“忍”字用得十分出色。忍者,忍心,实际上联系到“凌云一寸心”看,作者表达的却是“何忍”之意。意谓不要夭折嫩笋的凌云之志啊。悲己之不遇,痛上主之不识己,一片哀怨之情弥漫其间。 全诗以嫩笋比喻自己,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诗人同样如此,年少而胸怀大志。可悲哀的现实却是嫩笋被食,凌云之志也夭折在初出林的时候。而诗人也一样壮志未酬,空有“嫩箨香苞”美质,却没有了昂扬九霄的机会。既哀且怨之情充溢全诗。
全诗艺术风格哀怨缠绵,而深情难已,已经初步显示出李商隐诗歌“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的艺术特色。 这样哀怨的诗歌若出自一个中年或暮年人之手,当属平常,可是创作它的却是二十岁左右的李商隐。这正是少年壮志不言愁的黄金时段,可诗人看见鲜嫩的笋时不由而生 “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诗也写得哀怨缠绵。这就是很让人诧异的事。事实上,“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里包蕴着诗人半生的际遇和一种 “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首先,家世孤苦,“沦贱艰虞多” (《安平公诗》),其高祖以来家境已衰落,祖辈几代历官均不过县令。父祖辈又一再年寿不永,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祭裴氏姊文》就写道:“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这是他清贫生活的生动写照。此外,他生活的晚唐时代动荡,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斗争,农民起义不断,而社会又讲究勋阀门第观念,而诗人自己“内无强劲,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也使他对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诗人自小便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十六岁时写的《无题·八岁偷照镜》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该诗似写一伤怀的女子,而句句实写自己。“八岁偷照镜”,著一“偷”字,写出了其早熟,“长眉已能画”,写其早识。 “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上崔华州书》),“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也是如此;接着十岁能做裙,十二岁弹筝,表明这个女子的慧心兰质,可接着却是十四未嫁,“十五泣春风”了,转向一层悲哀的境地。美质未遇良主,唯有相泣春风了。这种忧愁,王蒙先生称之为“先期愁人”、“先期悲叹”的“夭折意识”,可谓切中肯綮。李商隐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伴随了他一生的诗歌创作。譬如:“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看见早梅,也生悲慨:“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而当林花开放,正当其盛时,却又发出“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即日》)的感叹;看见“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的垂柳他又会觉察到“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赠柳》)的幻灭感。就算是茂盛青翠的高树,他也会感到“一树碧无情”(《蝉》)。总的说来,李商隐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加之他的多愁善感,在诗歌创作上,总是要表现出那么一丝忧虑,或出之以典故,或结之以意象,来取得“深情绵邈”的审美感受。而把握他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也是欣赏李商隐这首《初食笋呈座中》乃至他全部诗歌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