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长江素称天堑,横渡决无今日交通之便捷。所以古人渡江之时,无不心潮澎湃,产生各种各样不可名状的愁情。作者此时是从北岸的瓜洲渡往对岸,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该篇同同类作品渡江伊始即心绪联翩的通常作法不同,它选择表现的区段是“近岸”与“上岸”的部分。起首三句鼎足对,分写了洲渚、江滩、堤岸,虽也是由远及近,却已是渡行的结束,且所着笔描绘的,是举目所见的由植物所呈现的萧瑟秋景。这就使该曲有别于以表现大江江面为主的渡江之作,不以雄奇险豪为目的,而更多了一种冷落衰凉的旅愁情味。
“堤柳绿减长条瘦”,是“渚莲”、“风蓼”萧索风景的延伸,也是此时距诗人最近的感受对象。作者遂以此为过渡,生发出离情别意的感慨。“今古悠悠”是从时间着笔,而继后的三处镇江地名则从空间入手,两相综合,便将别离之恨从秋景的细部拓展弥漫开来,有一种触目皆愁、挥之不去的意味。行程已经结束,而“别离情”却紧萦心头,这就写出了“渡瓜洲”的心绪。可见起首三句的景语,虽然局面不大,却有赋中见兴的效果。赵善庆所作散曲多为写景小令,而其笔下景语多近寒瘦,有孟郊、贾岛的风格。这在元散曲中虽不多见,却也别具一种特色。
这首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全词表现了作者对时光飞逝,今是昨非的一种感叹。
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
开端从自身宦游的行踪说起,并倾注了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蜀客”,表明了客籍的身份。“江南”、“吴山”,借指杭州,前者从地理位置说,后者则从山水美景说。“长忆”,是就行役在外而言,一个“好”字则概括了对杭州的总体印象。
事实上,词人从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到杭州通判任开始,就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赞美“余杭自是山水窟”(《将之湖州戏赠莘老》),甚至说“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五),他拿起多彩多姿的诗笔,尽情地歌颂和描绘美丽的西湖风光,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一、《有美堂暴雨》等精美的诗篇。因此,词人说他“长忆吴山好”,完全是出于真诚,虽然年近不惑,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又把吴、蜀作了比较,表达了早归的愿望:“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所说的“归去”是指归杭州或是归故乡(蜀地),叙“自京口还钱塘道中”一语说得很清楚,当然是指眼前要去的目的地。既然“吴蜀风流自古同”,那么归吴(杭州)也就形同归蜀,与上文怀念杭州之意相承。
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
过片承上“归去”句,展开了与陈襄同游西湖的想象:“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两人坐在西湖边碧绿的草地上,共赏大自然美景,这是富有诗意的赏心乐事。妙在词人不作平平叙写,而是将温馨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想象“迭印”在一起,这就平添了诗的意蕴。两句既表达了友情,又扣住杭州美景来写,与上文“吴山好”、“吴蜀风流”相照应。篇末两句进而想象共饮的情景,要友人在宴会上仔细看一下,怕是自己容颜变得衰老了。这两句扣合着自身行役在外、数月未归的经历,流露出岁月流逝、羁旅劳苦的感慨。出语坦率而略带诙谐,这是真挚的友情一种自然的表露。
这首小令在构思上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闺妇在寒冬到来时给远方征人寄军衣的矛盾心理的刻画,表现了思妇的纠结的微妙心理,寄与不寄都渗透了深挚的感情。
“欲寄君衣君不还”这句写了思妇第一层感情矛盾:征夫远在边塞,久去不归,她迫切地想将亲手缝制的寒衣寄给亲人。“欲寄征衣”,正是她思念、关怀亲人感情的自然流露。但转念一想,远方的征夫得了寒衣如果不想着回家了,就会更增加了分离的痛苦。这又是她十分忧虑的。语意一正一反,一波一折,把思妇对征人思念和关切的心理表现得很细腻。
“不寄君衣君又寒”这句则以反语倒说:既然寄了征衣,亲人不还,那就“不寄征衣”吧。这似乎可以消除“君不还”的忧虑了,但她旋即想到:自己的亲人又要忍受饥寒了。这是自己更不忍心,更为忧虑的。这两句语意上的反复,把人物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
最后“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这两句是前两句矛盾心理的归结,又是女主人公情感的扩展,隐约表现出她时而欲寄,时而不寄,时而担心“君不还”,时而忧虑“君又寒”,每一踌躇,每一反复,都在思念、关切和痛苦的感情。
其实远方征人的“不还”与寒衣的“寄与不寄”并没有必然联系。女主人公是基于“君不还”的现实才制作冬衣,目的是让远方的丈夫得以御寒。征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无论“寄与不寄”,女主人公实际上都面临着“君不还”的冷酷结局。她也明知这一点,故意在寄衣上生出波澜,是为了表现自己长期独守空房的一种怨恨。当然这种怨恨是基于团圆的愿望,本身仍意味着对丈夫的无限深情。又恨又爱,以恨示爱,这是闺妇的一种特有心态。这正是这支小曲情味的动人之处。
此篇属于元散曲中具有乐府风味的情歌佳作,形制短小,其妙在言有尽而意无穷,以极简练的文字,为读者体会人物心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全曲二十四字中,“寄”“君”“衣”“不”四字占了一半以上,用字寥寥而能包含如此丰富曲折的情节和意象,这也是此篇的不可及之处。